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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至1929年，季理斐担任广学会总干事，接替1916年离华返国的李提摩太，带领广学会走过五四运动后“非基督教运动”兴盛的一段关键岁月。是时，各省大学业已成立、华资出版社及报馆业已兴办，译介西学的工作已由留学归国的中国知识分子承担，社会启蒙的工作已初具规模。季理斐看到中国教会势必由中国信徒来领导，造就本土教会领袖刻不容缓，于是将广学会的出版重心转移到对中国教会的造就上。他领导广学会全力译介西方教会的圣经注释、研经工具、灵修心得、信徒传记等方面的名著，其中有超过1000页的《圣经辞典》和最早的一套中文《圣经注释》，深受教会欢迎。民国初期，为加强民众对公民责任、社会公德的认识，广学会也致力于公民教育，先后出版《公民与社会的研究》、《共和的意义》、《自尊的意义》、《秩序的意义》、《平等的意义》、《自由的意义》、《婚姻的意义》、《爱国的意义》、《劳工的意义》、《学校的意义》等书籍。
1921年，谢洪赉（庐隐）发表《基督教与科学》一书，答复一些从科学角度反对宗教存在价值的批评。他指出基督教和科学各有其界限与功用，“科学本无解释宇宙之能力，亦不能为道德之基础”，基督教与科学不但没有真正的冲突，而且应该相互结合，成为宇宙间统一的真理。谢洪赉早期的著作《修学一助》曾对王明道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王明道回忆道，读了谢洪赉的《修学一助》，“我开始明白人生的意义、人生的责任。我开始恨恶一切的罪恶不义。我开始羡慕圣洁良善的人生。”
1921年，中国基督徒留学生晏阳初自美国返华，推行平民教育。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就赴法国在华工中开展识字教育等活动。回国后，他认为国内文盲多，这是关系到国家民族前途的大事，于是投身于平民教育，编写教材《平民千字课》。1924年，基督教青年会成立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晏阳初任总干事，后在各县建立分会，开展扫盲工作。1930年，又有基督教识字运动与平民运动相配合。这两个运动深入民间，大大消除了民众对基督教的误解，参加礼拜的人也多起来。教会主日学也推进了识字教育﹕1900年后，全国所有的教会都设立主日学，目标是“每一个基督徒必须能读《圣经》，每一个基督徒必须是不识字者的教师”。经过多年的努力，信徒中能读《圣经》的男子占60％，妇女占40％。
1921年，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乡村自立教会“耶稣家庭”（原名“圣徒信用储蓄社”）在山东成立 。敬奠瀛是“耶稣家庭”有恩赐的领袖。加入耶稣家庭者“必须舍家、破产”，参加生产劳动，更重要的是追求美好的信仰生活。抗战时期，耶稣家庭发展十分迅速。至1948年，有127处耶稣家庭，大部分在华北各省。
1921年，担任海军大副的王载在灵修时读到以赛亚书52章11…12节﹕“离开吧，。。。要从其中出来 ，你们抬耶和华器皿的人，务要自洁。”他深受感动，觉得这是上帝对他的呼召，于是离开海军，凭信心出来传道，成为中国“自由传道人”的第一人。王载与福州三一书院的倪柝声、王峙、缪绍训、陆忠信、魏光禧组成团队，向福州居民传福音，并成立“基督徒聚会处”，成为国内教会走向自立、自传、自养教会的先锋。英国女传教士和受恩（Miss M。 E。 Barber）给他们灵性上的帮助极大，她是倪柝声接触西方神学思想的主要桥梁。8年之久，他们互相砥砺、彼此扶持，传教工作发展迅速。后来他们各自发展，也多有建树，王载、王峙兄弟在国内布道，缪绍训在菲律宾，陆忠信在星马，魏光禧在香港，倪柝声则以“地方教会”运动闻名于世。他们对此后数十年教会的发展有极大的影响。
1922年，罗马教廷任命意大利人刚恒毅为教宗代表来中国；他的来华意味着法国保教权的结束。他说﹕“我来中国不是为了配合外国政府的政策，而是传扬被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1926年9月，刚恒毅率赵怀义等6人赴罗马，参加教皇庇护十一世在梵蒂冈为他们举行的祝圣典礼。他采取了一些措施促进中国天主教的本土化。30年代，中国天主教会已拥有23名中国主教、1600名中国神父、3600名中国修女。刚恒毅说过﹕“凡是善良的文化都很容易自然地与基督化的生活相吻合，且从它那里获得充足的能力，以确保人格的尊严和人类的福祉。”
1922年，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发展到达顶峰，此时全国有市青年会40处，会员达53800余人；校青年会有200处，会员达24100余人，外籍干事95人，中国籍干事87人。但1922年出现的“非基督教运动”对基督教青年会的发展有所影响。
1922年4月4日，“第十一届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大会”在北京清华大学召开。此为首次在中国地区召开的全球性会议。来自世界32个国家的基督徒学生领袖以及其它学者与作家共764名代 表出席了会议。会议分组讨论了国际与种族的和睦，基督教与社会及实业界之改造，如何向现代学生宣扬基督教等问题。大会在顺利和谐的气氛下举行，8日圆满闭幕。只是大会引发了日后骇人听闻的非基督教运动，诚属不幸。
1922年，第四次教难﹕非基督教运动（第一次高潮）。“第十一届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大会”即将在北京清华大学召开的消息传出，引起轩然大波。3月9日，“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发表宣言，称宗教与科学不能并存，基督教不但违反科学，更是资产阶级掠夺压迫无产阶级的恶魔。4月9日，在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闭幕日，北京大学举行了一次反基督教的示威集会。随后，南京、广州、厦门、武汉、长沙、杭州、福州、芜湖、天津、保定等地先后成立反基督教组织，形成了一场全国性的非基督教运动。《生命》月刊转载了“非基督教同盟”的反教宣言，并指出该宣言“只凭意气，不讲道理”，不像是出自“科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之手笔，其攻击无损于基督教。浸信会的《真光杂志》也较有份量地批驳了反教言论。
1922年5月，全国基督教大会在上海召开，会议重点讨论了中国基督教本色化的主张，并肯定了本色教会的重要性，指出中国教会的前途在于“合一、本色与成圣”。会议将中华续行委办会改组扩大为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并发表关于本色化的《教会的宣言》。支持中国教会自立的传教士不乏其人。1924年，诚静怡任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会长。
1923年，面对非基督教运动的挑战，吴雷川等组成“真理社”，并出版《真理周刊》，力倡有中国风格的基督教。
1923年，第一次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会议在杭州召开。“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正式成 立，并以《女青年报》为会刊。中国基督教女青年会的宗旨是，“团结中国少女和妇女，根据耶稣基督的教训，推进德、智、体、群四育，服事上帝，服务祖国。”
1923年，内地会三位女传教士盖群英（Mildred Cable）、冯贵珠（Evangeline F。 French）、冯贵石（Francesca L。 French）踏上丝绸古道，进入大西北传教。冯贵珠和冯贵石是一对姐妹，姐姐冯贵珠于1893年来华，义和团之乱时在山西险遭杀害；妹妹冯贵石于1909年也来到山西传教。盖群英年纪最轻，1902年到达山西，从事妇女教育方面的工作。她们三人同心同工，在山西教会服事。因听说甘肃、新疆还有许多没有听闻福音的地方，三位人到中年的女传教士心就不平静了。她们联名要求差会改派她们到大西北去，经过一年多的等候，终于获准。她们以河西走廊上的酒泉为基地，每年8个月西进布道。西北的集市人多，她们就到处赶集，把各种语言的圣经送给有兴趣的人。她们是最早穿越戈壁沙漠的西方妇女，每次外出布道，总有丰收，例如有一次，她们走过12座城市与无数的村落，进入大约2700户住家和帐篷，举办650多次聚会，送出4万册以上的圣经。
1924年，非基督教运动（第二次高潮）。4月，广州圣三一学校开除学生领袖引起非教风潮；8月，在上海重新组织了“非基督教同盟”，其宪章把基督教当作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把矛头指向一切基督教的组织、人员及其事工，认为基督教在不平等条约的卵翼下已经发展成阻碍民族解放的特殊政治势力。1924年圣诞节前后，至少有13个城市发生了反基督教的游行示威。
1924年8月，王明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