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⒅绷ヒ淮恢钡奖本┏抢铩�1900 年4 月，各国驻 北京公使联名照会清政府，限令在最短时期内将义和团剿除，否则各国将派军 队前来解决义和团。被革职的毓贤进京游说，称拳民神通广大，刀枪不入，不畏枪炮，可用来灭洋雪耻，博得端王载漪和吏部尚书刚毅的赞同。慈禧听信刚 毅等的意见，决定启用拳民；反对的5位大臣被斥为汉奸日后处斩，朝中无人 再敢反对。于是慈禧下诏召拳民入京，改称“义和团”，扶清灭洋。义和团公 开仇杀洋人，攻打教堂，日甚一日。6 月21 日，清政府正式宣战，义和团围攻 京城的外国使馆、教堂。据载，“京师城内两翼地面，城外五里地面，所有教 堂及教民住户房产等，焚毁殆尽。”在朝廷灭尽洋人的谕旨之下，直隶、山西 、河南、奉天、内蒙古等地也相继大举发难，屠杀传教士和信徒。于是列强组 成八国联军进攻中国，镇压义和团，8 月14 日攻陷北京，解除了对使馆区、北 堂和美以美会所长达56 天之久的围困。1901 年9 月7 日，清政府与列强签订了《辛丑条约》。据不完全估计，庚子教难中天主教被杀害的有主教5 人，教 士48 人，教徒18000 人；新教被杀害的有教士188 人（其中1 /3 是内地会的教 士），教徒5000 人。幸亏当时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李 鸿章联合东南自保，不准群众暴动，所属教会才幸免大劫。历经庚子教难，基 督徒信心更坚？，越多的传教士走向社会，积极倡 导和参与了教育、医疗和慈善事业，并投身于20世纪中国的改革大潮，教会的 发展速度数倍于庚子教难以前，迎来了1900 至1920年的“黄金时代”。
1900 年，戴德生为在义和团运动中死难的内地会传教士及其家属万分难过，脉搏从每分钟80 次骤降至每分钟只有40 次。但他坚持内地会不要清政府的赔款。1905 年，在巡视各地内地会的途中，他安然归主，葬在中国。
1902 年（清光绪二十八年），李提摩太首倡用庚子赔款办学，创办了山西大学；美国传教士率先响应，1911年用庚子赔款建立清华大学。
1903 年（清光绪二十九年），上海的谢洪赉，俞国桢首先发起中国基督徒会。面对教案迭起的局面，他们认为“中国信徒宜在本国传道”，先后得到香港，北京，天津，宁波，徐州，长沙，太原等地响应。1907年，上海成立耶稣教自立会。1908年，天津成立自立会福音堂。1911年，天津成立中国基督教会。1912 年，北京成立中华基督教会。这些由中国信徒自办、独立于外国差会的教会，在1900年以前是极少有的。它们是自治、自养、自传的萌芽状态。
1908 年（清光绪三十四年），东北大复兴，严寒的北国兴起了中国教会属灵运动 。加拿大传教士顾约拿单（Jonathan Goforth ）是这次复兴的中心人物。在义和 团之乱平息后，顾约拿单返回河南北部传教，这里反教气氛相当浓厚，戴德生 曾嘱咐他要“以膝代步”（go forward on your knees ），无论大小事情，除非 先有充分的祷告，绝不贸然行动。此时，他正不断地从圣经与属灵伟人的传记 中寻找复兴的线索。1907 年，他经水路到朝鲜，适逢朝鲜教会的一次大复兴。三周后，他返回中国，顺道在东北的一些教会中报导了大复兴的见闻。次年春天，他再往东北领会，在各教会传讲的信息围绕一个主题“不是依靠势力， 不是依靠才能，乃是靠我的灵方能成事”（撒迦利亚书4 章6 节），带来了东北 教会的大复兴。据统计，这次的复兴使东北教会的受洗人数，从1907 年的1500 人骤增到1908 年的3500 人。东北大复兴的影响蔓延到中国其它的地区。其后 的山东大复兴带来华北福音的觉醒，也影响了全国各地。
二、现代的基督教
20世纪10年代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清末的新政、立宪运动，未能挽救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必然覆灭的命运。中国社会迈进了从精神到形式两方面的剧变之中；中国的城市、政治和人民的观念都在觉醒。伟大的民主革命家、基督徒孙中山及其革命同志，高举民族、民权和民生的旗帜，推翻帝制，缔造共和，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民国国会议员中的基督徒达60余人，许多基督徒在社会活动中有杰出表现。《临时约法》规定﹕国民“一律平等，无族种、阶级、宗教之区别”，“人民有信教之自由”。在国家与宗教的关系上，奉行“政教分离”的原则。从受不平等条约保护到受民主共和政体下的法律保护，基督教突破了长期的困境，为福音的传播带来了有利的条件。可惜这一次革命并不彻底，军阀割据随后出现，内争外患不已。
1911年，香港基督教有七大教会，即安立甘会（现称圣公会）、伦敦会（现称中华基督教会）、巴色会（现称崇真会）、惠师礼会（现称循道会）、礼贤会、公理会、浸信会，信徒有3054人。继道济会自理？？后，又有中华基督教会公理堂在1900年自理，香港浸信会在1901年自理。在九龙半岛的中国信徒伍汉持因深痛教案辱国，遂创办中国基督徒会，推动街头及乡村布道工作，1905年成立筲箕湾支堂，1911年自理。自此，港九各教会纷纷实行华人自理计划，1912年圣公会圣士提反堂自理；1914年礼贤会自理；1916年循道会自理；1927年崇真会自理。这样，香港教会早于1920年代就已完全走上自理的正轨，并向澳门、国内等地延伸，实现华人传道的本色化。
1912年，“中华基督教青年全国组合”成立，1915年更名为“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在全国性统一的组织领导之下，青年会积极推动了超宗派的合一运动。
1912年，康有为等在上海创立“孔教会”，谋求立孔教为国教。1914年，袁世凯控制国会 ，通过祀孔案。袁世凯称帝未久被迫取消帝制，在举国声讨中忧惧而死，黎元洪继任总统。康有为写信给黎元洪，谋求确立孔教的国教地位。因有违信仰自由的约法，激起在京和全国基督教会的反击。1917年，国会否决了立孔教为国教的提案。
1913年，在华基督教宣教士在上海举行第四届全国宣教会议，首次有大量中国代表参加，占出席人数的一半。会议决定成立“中华续行委办会”，也有一半成员是中国人。中华续行委办会标志着中国基督教各差会间“合一运动”的开始，它的最大贡献是使教会间的合作顺利进行，在调查和研究方面卓有成效。次年，续行委办会出版第一期《中国基督教会年鉴》，以后陆续出版各年度的教会年鉴，为教会和社会提供了极具价值的数据。
1914年，西方怀疑论传入中国，加以中国原有宗教的回潮，使中国基督教会面临挑战。民族主义的抬头，使教会受欢迎的程度开始下降。此外，基督教也受到世俗主义的威胁，在有些教会学校里，教育已经取代了福音。教会虽然在量的方面持续增长，但质的方面却已逊色于1900年为主殉道的基督徒，很多人只是挂名的基督徒。解放神学削弱了信徒对教义的确信，甚至有些教会领袖也无法清楚交待与耶稣基督的关系。自东北大复兴以来，一群外国传教士即开始为中国教会的复兴恒切祷告。传教士们看到，教会中大部分的信徒和领袖只是认同这个信仰而已，并没有真正体验到生命的更新。以前因为他们在认知、外貌和日常生活上有了改变，就被认为是真的基督徒。到后来他们的真正光景——遵守教条却没有生命——才完全显露出来。心痛之余，主的仆人们只有祷告，把一切交给主；并积极教导信徒读经和赞美神，为复兴奠定根基，因为“圣灵使用神的话”，等复兴来临之时，一定需要大量熟知神的话语和祷告的人。
1914年，“中国万国改良总会”成立，前身为1908年成立的万国改良会中国分会。该会的宗旨是“联合众力，改良不善之风俗，摒绝无益之嗜好，增进社会之幸福，扶助世界之进化，高尚人类之知识，拯救平民之困苦”，劝导同胞戒烟酒嫖赌，不早婚，不缠足，不纳妾，不买奴婢，不为不正当的营业。改良会全力推动的禁烟运动收效最宏，民国初期，全国有14个行省禁绝烟毒。
1915年，比利时天主教传教士雷鸣远 （Frederic Lebbe）带领天主教徒反对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 ”。同年，为了提高民众的民族意识，他创办了白话文的《益世报》。9月，法国领事企图强占天津老西开地30余亩，天津人民组织“维持国权国土会”与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