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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调适与对话方面，最重要是决定谁是跟基督教对话的对象，基本上，主张调适的人士把对手锁定为中国传统文化，具体一点，就是儒家思想。尽管儒学传统在十九世纪末受到很大的批评，但毕竟其作为两千多年的正统思想，在中国社会里仍然有着深远的影响力。虽然今天没有人会认同儒家思想是中国文化的惟一代表，也没有人（当代新儒家除外）以承继及发扬儒家为己任，但是，儒家的价值观念仍然潜存地影响着华人社会文化，这亦是不争的事实。
基督教与儒家的关系是什么呢？部分教会人士持较批评的立场，强调必须严格界别两者，不容混淆。他们提出「基督或孔子」（ChristofConfucius）的主张，鱼与熊掌，必须二择其一。但也有另一些传教士及奉教儒生（ConfucianChristian）认为，基督教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不应是非此即彼的。他们提出了「孔子加基督」（ConfuciusplusChrist）的论述，确信基督教信仰与儒家文化间，不仅有共通的地方，且前者可以完善后者，补其不足。「合儒」、「补儒」的理论，由此建构起来。
整个调适的理论架构，旨在增加两者的对话，建立更多的共通点，消除基督教信仰与传统文化的张力。这又涉及两个不同层面的探讨。第一，在伦理层面致力于发掘两者共同的基础，如比较耶稣的「爱」与孔子的「仁」，或是从五伦层面阐释基督教的伦理。这种在伦理层面寻索共同点的工作，无疑有助于消除不少国人对基督教的误解，但是，这是否就会促成宣教的结果呢？如果只从伦理层面指陈基督教与儒家的共同点，耶稣与孔子的人格与伦理教导既然相同，那么成为基督徒与作儒家的跟从者，又有何分别呢？
换言之，如果在建立了（伦理层面）共通点后，我们不能进而在宗教层面指出基督教如何优胜于儒家，则这种调适便只是停留在「人有我有」式的论述。而我们从基督本位出发，带着宣教的关怀来与儒家对话，便必须确立基督教比儒家优胜的立场。
值得留意的是，近二十年来，类似的「耶儒」对话，则在承认基督教与儒家各自的传统及特性的前提下展开。主要是从当前人类文明（伦理）共同关心的议题入手（如环保、和平、公义等），分别阐释儒家与基督教的立场，在各自表述中寻找共识，建立互相尊重的基础。
第二，在真理层面，我们也能窥见基督教与儒家的调适痕迹。有人企图超越伦理层面的对话，从启示的角度入手，指出未尝不能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脉络中发现神的（普遍）启示。典型的手法就是把中国经典中的「天」、「上帝」诠释成为基督教的神，又或是强调神「内蕴性」（immanence），可以从中国历史进程，甚至传统宗教资源中告白真理。近年，随着文本诠释学的流行，又有人提出中国历史、中国经典与基督教经典之间，都是平等的「文本」（text），换言之，真理并不由基督教所垄断。
从真理层面的会通，显然是两面不讨好的。一方面，儒家传统会反驳基督徒严重扭曲了儒家传统，甚至反过来要求基督教改变自我，接受儒家的命题。另方面，来自基督教的声音又会质疑，这种类似多元主义或兼容主义的神学立场，是否是把福音信仰扭曲，甚至是丧失了基督教信仰的独特性。
基督教与中国文化∶改变与更新
除了调适与对话外，另一个结合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进路就是改变与更新。百多来年，中华民族出于多事之秋，内忧外患迭至，救国或国家重建成为国人的终极关怀。现实危机衍生了文化危机，逼使不关心国事的知识分子从思想文化层面来检讨及探索中国文化的未来。
基督教在中国文化重建的过程中，究竟扮演什么角色，便成为许多中国基督徒致力反省的课题。他们深信，如果基督教能够证明她对中国文化的贡献，在国家社会重建过程中，提供一套基督教的方案，那么，便能够把信仰与文化予以结合，实现了多年来的本色之梦。
检视二十世纪这种历史，我们可见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包括基督徒）均倾向以「一元」的思想模式来思考「救国」与文化重建的问题。他们急于为中国面对的困局寻找出路，并将复杂的国家、社会、文化问题约化为终极的「根本」问题（如民心腐败、帝国主义）。同时，他们又希望能够迅速地找到一个根本解决问题的方案与出路，从而促成中国文化的更新。
于是，「德先生」（民主）、「赛先生「（科学）、「马先生」（马克思主义）、「美小姐」（美学）、「孔夫子」（新儒家）纷纷登上历史舞台，企图向国人证明其救国功能。正当百家争鸣、群雄并起之际，「基先生」也代表中国教会参与竞争，期望基督教能够成为根治中国问题的良方妙药，从而达致「中华归主」的宏愿。
尽管中国教会认定基督教是拯救中国问题的惟一方案与「独家出卖」（王治心语），但不同背景的基督徒之间，对基督教如何救国，却有着殊异的理解。换言之，「基先生」也以不同的形象，呈现在国人面前∶
第一、耶稣是道德人格的重建者。这种主张认为，中国文化的根本问题，端在人格、民心的更新，而耶稣正是理想完美人格的典范。他的爱、牺牲、舍己精神，恰好是医治中国道德及精神问题的良药，也是社会重建的文化基础。
第二、耶稣是社会改造者。他们相信，中国的问题，端在于社会的种种缺漏。因此，基督徒应致力参与不同层面的社会改革（如教育、农村建设等）。耶稣在世的最大使命，正是鼓吹改革社会的意识，实现天国降临的基础。
第三、耶稣是社会革命家。这派基督徒强调，要根本解决中国的问题，不能单靠个别层面的改良，惟有以革命手段，建立新的制度，方能完成国家重建的使命。耶稣的榜样，便是典型的革命家。至于怎样的革命才符合基督教的理想，又视乎不同的革命立场而异——耶稣既可以支持三民主义的国民革命，也能拥护社会主义革命。
总的来说，在中国处于危急存亡之际，中国文化又在剧变之时，中国基督徒为了证明基督教乃救国的惟一法门，乃致力将其诠释为具有强烈群体救赎意义的信仰。这样，耶稣不仅变成「世俗弥赛亚」，失掉其神性的本质，更成为不同的世俗救国方案或意识形态的附庸。耶稣的不同形象，说明中国基督徒首先确认中国问题的根源在哪里，再寻索根治有关问题的出路，最后才用基督教包装此等方案。归根究底，基督教只扮演合理化或神圣化这些世俗方案的角色。耶稣基督在二十世纪中国的不同形象，正好反映出中国教会在结合基督教与中国文化时所面对的困局。
结语
总结上文的讨论，笔者尝试从两方面为本课作结∶
第一，我们必须承认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特别是人文主义倾向）间的根本矛盾。许多人从「求同」的进路入手，企图化解两者的冲突，但这却很容易停留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框架内作会通及对话，结果把基督教信仰的独特性也淡化了。我们必须紧记，本色化工作的主要目的是宣教，而不是建构兼容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神学体系，我们与其企图在理念层面建构一套系统，自诩可以根本解决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张力，倒不如承认两者间的「不可共量性」（inmensurability）。我们的工作，是在张力与冲突中，知己知彼，不以福音为耻，说明基督教的立场，及其对此时此地中国人的意义与价值。如何在多元文化中，坚守福音信仰的立场，向国人提供基督教的选择，正是我们不可或忘的使命。
第二，当我们思考什么是基督教对中国文化的贡献时，也得小心。我们必须扬弃「一元」的思想模式，免得把中国文化的问题简单化的同时，又将基督教的答案绝对化。基督徒要提醒自己，切忌抱着基督教拥有一切根治中国问题答案的心态，将任何的理念或意识形态神圣化与绝对化。当我们把基督教等同了某些世俗理念（哪怕是崇高的理念，如民主、公义、人权等），同样会否把信仰的独特性也淡化？基督教是否真个拥有解决一切国家社会文化问题的答案？惟有当我们接纳基督教信仰并不是「全能」的时候，我们才不会为基督教设定一些超出本身能力与角色的假设，把「基先生」变成「基菩萨」！
笔者相信，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