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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经过以上之分析，我们发觉，苦罪的存在，并不能损及神之全善全能，反之，我们更应为一个如此充满挑战性，使人类能充分发挥人那宝贵的理性和良心去创造和奋斗的世界，而去感谢那造物的主宰，且应为他赐下基督牺牲之救恩，及圣人之教化这种大爱，而谦卑地颂赞他的圣名。
以上等等论辩，只是理性层面的思考，但本人深信，神那全善全能的伟大属性，非经信仰的投入与实践，是不能真正了解的，此亦休谟等最缺乏的一面。
三。护教篇 第24课 中国文化与基督教信仰／邢福增
前言
打从唐朝以来，基督教先后四度入华，惟其与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深入接触，仍始于明清之际。回顾这段延绵近五个世纪的「相遇」历史，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可谓波折重重。先是「礼仪之争」为明清时期天主教在华事业划上句号，揭开了「禁教」序幕。清中叶后，虽然基督新教及天主教在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下取合法传播地位，但各地却先后发生了近千起的民教冲突（「教案」）。进入二十世纪，民族主义浪潮彭湃，基督教复受到「非基督教运动」的打击，被指控为帝国主义侵华工具。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教会在反帝爱国的旗帜下，又面对更严厉的政治指控。到“文革”后，中国教会始得以开展重建及发展的工作。
勿庸置疑，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在不同时期均面对着多方面多层次的挑战。如何处理基督教与中国文化间的关系，进而实现「本色化」的目标，在在成为华人教会不可回避的严肃课题。
有学者慨叹道∶「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吵架吵了一百多年，却从没有见过面。」这里，没有「见面」的意思，意味着只要两者可以真正进行对话与沟通，就可以避免发生冲突（超教）。同时，不少教会人士更相信，基督教能否在中国文化土壤生根，端在于其能否改变及更新中国文化。本课尝试从冲突、对话与更新三方面，帮助读者认识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并在这个基础上作更深入的反省。
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冲突
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在其自传《西潮》中，比较了佛教与基督教传入中国的情况，他认为如来佛是骑着白象来中国，而耶稣则是骑在炮弹上飞过来的。「炮弹上的耶稣」这个比喻，反映在中国人心目中基督教的两个主要形象∶一、基督教是外来的宗教；二、这外来的宗教对中国社会及国家主权构成威胁。笔者在此尝试从文化差异、秩序意识及主权意识三个层次来疏理基督教与中国文化间的张力与冲突。
一、文化差异的张力
首先，从文化层面观之，基督教信仰与中国传统文化间的「异质性」（heterogeneous）是不容忽视的。
中国文化的特色之一，在于其人文主义的倾向。人文主义强调对人性潜能的充分及乐观肯定，并体现儒（成德）、释（成佛）、道（成仙）三大传统内。因此，中国人（特别是知识阶层）面对基督教时，恒常从人文主义的立场诘问∶人（个体）真的要仰赖外在的神，方可达致成善成仁的境界吗？这里涉及的，在本质上就是自力救赎与他力救赎的问题。不少当代新儒家人士，便常以此来诘难基督教。即或近年有新儒家学者提倡可以在基督教身上学习体会「超越」的情操，发掘出儒家传统内部对人生阴暗面的体察，避免陷入「肤浅的乐观主义」，但这只不过是作为不同视域的刺激而已，并没有偏离人文主义「内在超越」的框架。他们承认人性具「幽暗」面，亦只不过从反面提醒我们现实生命有陷溺的可能，而没有否定人靠己力自我完善的进路。
人文主义强调个体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这种观念与基督教救赎论显得格格不入。早在明朝末年，反教士大夫便把矛头指向救赎论的不合理及荒谬之处。例如许大受在「圣朝佐辟」一文便质疑基督教（天主教）∶「夷籍乃曰若尔毕世为善，而不媚天主，为善无益；若终身为恶，而一息媚天，恶即全消。」在中国人眼中，基督教的救赎观，否定了道德与善行的价值，任何行善者设若不信神，则最终受到惩罚，相反，作恶者在临终前皈信，其恶行即获赦免。可见，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异质性的主要关键，在于人必须要承认自己在救恩问题上丝毫无能，人不能凭自己的克己或德性来赚取救恩。
个体要对自己行为负责的信念，也流行于佛道及民间信仰的世界观中。中国人在民间信仰中，虽然接受了神明（他力）的存在，但是个人的责任（自力）仍是没有扬弃的。从佛教「业」（Karma）的果报观，到民间信仰的报应观，均在在说明了这种借助神明降罪，来要求人承担的倾向。但是，基督新教的救赎观，特别是其「因信称义」，却主张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可以赎回世人的罪。因着信（而非善行），我们便可得着救恩，被神称为义人。这种救赎观，正倾覆了中国人的道德标准。数年前台湾的「陈进兴事件」，便充分反映这种矛盾与对立。
二、秩序意识的张力
其次，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在秩序意识层面的相遇，也是充满张力的。基督教不仅倾覆了中国人的伦理标准，也挑战了传统社会的「礼教」秩序。国人不少沿习多年的礼节风俗，如祭祖、纳妾、社区礼仪等，由于与基督教信仰及其文化载体（西方文化）殊异，因而受到来华传教士的抨击。奉教华人不顺从有关礼教规范，因而挑战甚至冲击了原有礼教秩序的一致性。与此同时，西教士及传教事业又挑战了地方亲英的权威，促成后者策划及鼓吹民众反教，酿成近千起的民教冲突。
持平而言，当前基督教在中国社会仍得面对秩序意识的挑战。一方面，随着传统民间秩序的「再生」，基督徒在农村社会中，实际上仍在扮演着「不顺从（传统）者」（nonconformist）的角色。另方面，我们在中国党国的宗教政策中，仍可寻着若干秩序意识的关怀，即是忧虑宗教会成为威胁社会稳定的异己力量（如邪教）。不过，当我们考虑到中国社会的多元化发展，与及中央及地方政府意图从「互相尊重」及「信仰自由」的框架来处理有关冲突时，我们也毋须过分夸大这种张力。
三、国家主权的张力
最后，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在主权方面的冲突，几乎主导了二十世纪的大部分时间的讨论。二十年代以来，国家主义泛滥，基督教因着其与不平等条约的关系，在反帝国主义浪潮中，成为政治斗争的矛头。这种「爱国…反帝…非基」的论述，于三十年代以后稍为淡出，但随着一九四九年中国共产党执政后，成为党国主导的意识形态。中国教会于是背负着「帝国主义的侵华工具」这「原罪」包袱，在五六十年代的政治运动中，不断接受控诉与改造，为要严肃及割断与帝国主义在组织、人事、文化、思想各层面的关系。
随着中国政府「告别革命」，推行改革开放政策，「反帝」论述已逐渐在政治舞台淡出。也许今天我们仍得为基督教是否帝国主义侵华工具的罪名答辩，但是，当前基督教在华人社会面对的主要宣教难题，已不再是国家主义的反教诉求。在意识形态越趋淡化的二十一世纪，复加基督教事实上已成为中国社会合法宗教的一员，这种凸显基督教危害中国主权的论述，也会逐渐失去其市场。
我们可见，文化差异将成为今后基督教在华人社会传播时而面对的主要难题与挑战。笔者不是主张文化的差异无可避免地必然引致冲突，这种将一切问题诉诸文化差异的本质主义，无疑犯了简化问题的毛病。但是，我们确实不能回避两者的根本差异，如何在这种差异的张力中阐明基督教信仰的立场，是我们必须面对的挑战。
基督教与中国文化∶调适与对话
回顾基督教入华的历史，不论是西方传教士或是中国基督徒，都曾致力于反省如何结合基督教信仰与中国文化。他们主要从两个不同进路入手∶第一、是调适与对话的进路，即寻找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共通点，调和两者存在的差距，以减少传教时面对的阻力；第二、是改变与更新的进路，即说明信仰如何更新中国文化，从而促成其步向现代化。
在调适与对话方面，最重要是决定谁是跟基督教对话的对象，基本上，主张调适的人士把对手锁定为中国传统文化，具体一点，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