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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的铁器对欧亚大陆的影响一样深远。
早先，铁锄和铁斧曾使农业伸展到中欧、恒河和长江流域的森林地区，如今，又使农业扩大到非洲的森林地区成为可能。结果，农业产量增加，出现可用于经商的剩余产品。如在欧亚大陆一样，这又转过来导致了社会的分化，使人们分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从而取代了从前简单的亲属关系。因此，约公元9世纪前后，出现了明确的国家组织，它拥有军事机构、行政机构和维持国家组织所必需的税收来源。
对非洲的另一影响是使非洲大陆的种族成分发生根本的变化。采用农业和冶铁技术并从中得益的，是苏丹草原的易接近的黑林人和高加索种人，而不是雨林地区和南部地区的不易接近的俾格米人和布须曼人。因而，使人口不均衡地增加的也是黑种人和高加索种人；他们凭借铁制的工具和武器，在损害布须曼人和俾格米人的情况下向南推进。这种扩张主义在班图人那里表现得特别明显；班图人是一个主要操黑人语言的集团。他们从中心发源地喀麦隆高原出发，于公元初侵入刚果盆地，消灭或征服了人口稀少的俾格米狩猎者。公元600至9O0年间，一部分班图人从刚果盆地向东南推进，到达肥沃、开阔的大湖地区。然后，继续向南穿过热带大草原，征服了布须曼人；布须曼人遭受了和俾格米人相同的命运。与此同时，另一部分班图人沿大西洋海岸直接南下，最后遇到了一个新的民族霍屯督人。现在认为，这些霍屯督人就是布须曼人，他们早些时候学会了牲畜饲养，从而改善了他们的饮食，变得比其他布须曼人更加高大，但在其他方面却同布须曼人很相象。这些迁移说明，为什么欧洲人入侵之前，黑人是非洲主要的种族集团；而早1000年时，他们却同高加索人、布须曼人和俾格米人非常公平的分享着这块大陆。
四、伊斯兰教
发源于欧亚大陆的另一股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力量，即伊斯兰教，加强了农业和冶铁水的影响。7世纪，伊斯兰教迅速传入北非时，几乎未遭到拜占廷统治者的抵抗，但却遭到当地柏柏尔人的顽强抵抗。不过，柏柏尔人最终还是接受了伊斯兰教；然后，他们同阿拉伯人一起征服了西班牙，并越过撒哈拉沙漠，将穆斯林的信仰和文化传入苏丹。柏柏尔商人改变了他们沿横贯撒哈拉沙漠的商路所遇到的非洲商人的信仰。宽容的黑人统治者允许穆斯林享有从事宗教活动和宣传其信仰的充分自由。因而，大约9世纪时，伊斯兰教首先出现于苏丹西部诸商业中心。到13世纪时，它已成为当时大马里帝国的国教，并因官方的支持而稳步传播。
伊斯兰教还在东非取得一个规模小得多的立足点；在那里，很早就建立了穆斯林阿拉伯社会。阿拉伯移民同班图妇女通婚，创造了一个新民族“斯瓦希望人”，即“沿海居民”，其语言成为东非的混合语。在东非，他们仅以沿海飞地或岛屿为居留地，因为这里更安全，不受大陆部落的侵扰。伊斯兰教并不试图征服内地，所以，在东非与在北非和苏丹不同，伊斯兰教从未获得大块基地。
伊斯兰教对非洲的影响是深远而又多方面的。其中最明显的一点表现在生活的表面，即姓名、服装、家庭摆设、建筑风格、节日等方面。此外，也明显表现在随着与外界的交往范围扩大而来的农业和技术的发展方面。在东非，阿拉伯人从印度引进了水稻和甘蔗。据记载，大约同英国伊丽莎白女王同时代的博尔努王国的国王海·伊得利斯·阿娄马曾说过：“在宽容、仁慈、慷慨、永恒的上帝赐给苏丹的恩惠中，有难得的土耳其滑膛枪手和许多擅长滑膛枪射击的家奴。”
伊斯兰教还将非洲经济同由穆斯林商人控制的欧亚大陆广泛的商路网联在一起，从而促进了贸易。穆斯林比起罗马人，使用的骆驼要多得多，并相应地增添了几条横穿撒哈拉沙漠的商路，增加了贸易量。他们从北非基地出发，向南运送布匹、珠宝、贝壳念珠和占首要位置的盐；盐是整个苏丹的急需品。作为回报，非洲人向他们提供象牙、奴隶、鸵鸟羽、制作香料的香猫和最重要的、来自尼日尔河上游、塞内加尔河和沃尔特河的黄金。这些黄金最终多数流入欧洲，其数量很大，对于调整中世纪欧洲同东方的贸易逆差平衡非常重要。这就是苏丹经济同国外贸易之间的相互促进、相互影响。因此，到1400年时，整个西非商业道路纵横交错，贸易中心星罗棋布。
与此同时，一种相类似的商业模式正在东非形成。沿海地区的穆斯林经纪人派代理商前往内地，购买罗得西亚的象牙、奴隶、黄金和加丹加的铜。这些商品是通过当时由穆斯林商人控制的印度洋上的商业航道运出去的。以后几个世纪中，他们还从内地获得了铁矿石，用船装运到印度南部，制成所谓的大马士革剑。反过来，非洲人用自己的产品换得了中国和印度的布匹、各种奢侈品、尤其是中国的瓷器；至今，沿海地区还能发现这些瓷器的遗迹。这种贸易是东非沿海一些繁荣的港市和城邦的基础。到13世纪时，其中两座城市基卢瓦岛和桑给巴尔，已建立了自己的造币厂，铸造出大量的铜币。
现在，谈谈伊斯兰教在非洲的作用。伊斯兰教还大大地促进了苏丹的文化生活。随着《古兰经》学校的建立，识字的人愈来愈多。学者们可以在苏丹各大学里从事更高深的研究。在这些大学中，廷巴克图的桑科尔大学最为出色，为非斯、突尼斯和开罗的其他穆斯林大学所仿效。学者们习惯于自由出入这些学校和穆斯林世界的其他大学，在某一导师的手下从事研究。穆斯林旅行家利奥（非洲的）曾于1513年访问廷巴克图，他发现，这一兴盛的学习状况应归功于统治者阿斯基亚大帝的支持。“这里‘廷巴克图’拥有大批医生、法官、教士和其他学者，他们从国王那里得到充足的生活费用。各种手稿或书籍从巴伯里‘北非’运到这里，它们比其他任何商品更能卖钱。”
信奉伊斯兰教还加强了苏丹各王国政治上的团结。传统上，苏丹各王国的统治者只是要求有直接亲属关系的集团或家族，以及有亲属关系并承认血统上同属某一伟大祖先的其他集团对自己效忠。但是，当王国扩大为大帝国时，这种亲属关系作为帝国组织的基础，显然不能胜任。帝国扩展的疆域越大，皇帝与大部分臣民的关系就显得越不合。地方首领不可能被当作忠实的封臣予以信赖，相反，他们往往领导自己的人民反抗帝国的统治。伊斯兰教通过加强帝国的行政机构，帮助解决了这一制度上的问题。穆斯林学校和大学培养出的一批文人，可以组成有效的帝国官僚机构。这些人不受亲属联盟的支配，他们的切身利益同帝国权力控在一起，他们通常是可以被指望能忠心耿耿地为这一权力服务的人。
五、苏丹诸帝国
农业和冶铁术的发展，以及相应的经济生产率的提高，地区间贸易的繁荣，伊斯兰教的促进因素，所有这些结合在一起，说明了自8世纪起非洲大陆上的国家建立的过程。毫不奇怪，苏丹出现了最复杂的政治组织，在那里，长途贸易发展得最快，伊斯兰教的影响最为强烈。因此，这个地区出现了三大帝国；加纳帝国（700…1200年）、马里帝国（1200－1500年）和桑海帝国（1350…16O0年）。
这三个帝国具有某些共同的基本特征。首先，它们都以商业为基础，因此每个帝国都将其权力范围向外扩展，向北控制食盐进口，向南控制黄金买卖。每个帝国的岁入的大部分都来自对这些和其他一些商品买卖的征税。当时的一位学者贝克里，列举出在加纳帝国向出入边境的“每头驴所驮的盐，”以及驴和骆驼所驮的其他商品所征收的税。他说：“在这一帝国中所发现的每块金子都属于加纳国王，而国王留给人民的只是金子上的灰尘。……”
来自这些捐税的岁入渐渐地使帝国的行政管理更为复杂完善成为可能。因此，桑海帝国比前两个帝国更复杂。全国明确划为几个省，每个省设一名长期任职的省长。帝国还有早期职业军队，甚至还有几个部，分管财政、司法、国务、农业、林业以及“白人”，即帝国撒哈拉边境地区的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
马里和桑海帝国之所以能发展贸易，提供一个训练有素的官僚阶层和促进文化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