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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我童年时的遭遇，使我对新中国诞生充满了欢欣之感。我个人认为。我的文学生命是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时诞生的。当时，我考入了北京师范学校读书，（老舍先生毕业于这个学校），如饥似渴地读解放区作家的大批作品。孙犁的《风云初记》、《荷花淀》，使我如醉如痴；其他作家如康濯同志的《我的两家房东》，孔厥、袁静的《新儿女英雄传》，周而复的《燕宿崖》，也都给了我文学营养。除此之外，我很喜欢俄国的屠格涅夫，从他的《猎人笔记》一直到《罗亭》《父与子》、《前夜》、《贵族之家》、《春潮》、《初恋》、《阿细亚》、《木木》，我都精读过。你在信中询及我为什么在青年时代偏爱屠格涅夫和孙犁，我想每个习作者偏爱某一作家的作品，总是和他自己的艺术气质有关。在青年时代我喜欢充满诗意的作品，而这两位作家笔调纤细，作品中具有许多作家没有的诗意美，如果用古代文人的词汇——〃 阴柔〃 和〃 阳刚〃 来区分的话，毫无疑问，我崇敬的两位作家都属于〃 阴柔〃 的艺术类型。我在几篇短文里，把孙犁同志比喻为中国的屠格涅夫，立论也在于此。当然给予我乳汁的不只是这两位作家的作品了，象法国的梅里美、俄国的莱蒙托夫和普希金、以及苏联的肖洛霍夫的作品，都对青年时代的我，有着不小的影响。但对我早期创作影响最大的，仍然是孙犁和屠格涅夫作品的巨大艺术怨力。
你信中还问到我，处女作《共同的仇恨》发表在哪年哪月哪一日？可惜我最初发表的习作，都伴随着我的坎坷命运流失了；我只记得是一九五二年它是在《光明日报》的征文栏目里发表的。当时正值全国轰轰烈烈展开抗美援朝运动的时期，小说是写我同班同学中，一个绰号叫〃 洋八股〃 的同学，和一个绰号叫〃 冲锋式〃 的同学，平日是唇枪舌剑的冤家对头，在战火即将燃烧到鸭绿江边的同仇敌忾的日子里，他俩结成为朋友，并一起参加军干校，奔赴朝鲜为正义而战的故事。当时，计算稿酬的办法，还是以小米为折实单位，这篇以〃 碧征〃 为笔名发表的处女作，得了相当于九十斤小米价格的稿费。我拉着我的同桌同学。在翠花横街一个饭铺里，吃了一顿饺子，饭后，又用剩余的稿费到西四新华书店买了几本小说。严格地说，这篇东西，也不能算之为处女作，我早在从乡野来到北京的第二年（当时不过有十三四岁的样子），因愤于旧北京〃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的悲凉画面。曾写了一篇叫作《大红门里的笑声》的小说，投寄当时的《太平洋月刊》，如石沉大海。查无回音。这是我第一次拿起笔，但失败了。
发表了《共同的仇恨》之后，我在北京师范学校上学时，在孙犁同志主编的天津日报《文艺周刊》上，陆续发表了《红林和他爷爷》、《老莱子卖鱼》、《七月雨》、《红旗》、《鸡鸭委员》等五篇小说。这些小说都是歌颂新生活的，作品虽然显得稚嫩，但充满挚情；那是从我心河里流淌出来的心声——歌唱新中国的赤子之歌。彦火兄，你也知道，五十年代的祖国，大地一团锦绣，天空一片碧蓝，党和人民之间的关系如胶似漆，一个有良知的中国青年，怎么能不放声歌唱呢？！
我毕业后，本来是被学校破格保送到北大中文系去深造的，但当时苦于小学教师质量不高，和许多计划送师院的同学一起留下当小学教师。当时的一代青年心中是无〃 我〃 的，个人理想和祖国前途几乎是一个字眼，我主动要求离开市区，到远郊区去任教。在颐和园后的小镇——青龙桥，我当上了四年级学生的班主任。这些日子，我发表了小说《远离》，《芦花开放的时候》等五、六篇小说。一九五四年春——我任教还不满半年，就被《北京日报》调走，先任文艺部编辑，后任农村部记者。记者的生活开阔了自己的生活视野，因而带来了创作上的丰收。我在两三年内先后出版了《七月雨》、《曙光升起的早晨》两个散文、短篇小说集，一九五六年底出版了长篇小说《南河春晓》。经康濯同志介绍推荐，同时被吸收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这一年开始了不拿工资的专业的文学创作生涯。
通过这些极其简略的介绍，你不难看出，我虽然出身于破落地主家庭，但因个人的不幸遭遇，在感情上和新中国有着血肉不可分割的关系；同时也不难看出我所以能成为一个作家，并非我是什么天才，除了童年的逆境中，锻造了我的坚韧力量之外，完全是新中国的赐予。我在刚解放不久，就参加了共青团，愿意为人类最壮丽的事业去忘我奋斗。当我二十四岁，正准备写北京青年垦荒队开垦祖国边陲的长篇小说时（我曾在一九五五年、一九五六年两次深入北大荒青年垦荒队生活），一场人所共知的历史风暴平地而起，我和我的爱人——出身于革命家庭，十七岁就参加了上海地下党的妻子，一起被卷进了风暴的漩涡……一下，就是二十一个年头。
二十一年后，当真理纠正了谬误，党召回他怀抱中的蒙冤儿女时，我已是黑发中出现了银丝的中年人了。这二十年中，我和她在漫漫长途中跋涉。走过了许多人难以思议的痛苦里程。这几年，我的笔下所以如地下原油喷涌而出，应当说是生活的恩赐。我在劳改部门的〃 大墙〃 内外，先后干过铁矿、煤矿的掘进工，化工厂的漂粉工，车间的车工和铣工；当过砖窑的出窑工，制坯工；赶过马车，种过稻田，管理过园艺。象《大墙下的红玉兰》中的劳动场面，与其说是描写别人，不如说是自我照相。极其严峻的生活考验，信念考验，交织而来。来自精神和肉体的超负荷重压，几乎使我们承受不住。特别是我们夫妻双双进劳改队，家里只剩下老母亲和刚刚落生的小儿子，是我肩上最沉重的包袱。这里，我要向你写上两笔我的母亲，她年轻时丧夫，在苦难中把我抚养大了；一九五七年后就又担起抚养刚刚一岁的孙子的任务。在社会对〃 右派〃 舆论的刺激和压力之下，她所经过的磨难，实际上比我的还要沉重；但是这个目不识丁的普通妇女，在二十年的艰辛处境中，不知哪儿来的那么大力量，不但把孙子抚养大了，而且使孩子在动乱的十年没有沉沦，一九七九年在我们没有落实政策时，没有任何〃 后门〃可走的情况下，叫孩子考上了全国只取五个插班学生的中央美术学院。
听起来，这似乎象个童话，但确是事实。她从不向我们述说她含辛茹苦的生活，以减少我们的精神负担。应当说，我能坚强地生活下来，除了对真理的坚信之外，也从母亲身上汲取了坚强的力量。在繁重的劳动之余，我开始了长篇小说《第一片黑土》的写作（写北京青年开拓荒地的），没有对党的坚信，怎么能在那样的困境中，动手来写小说呢？小说写了二十七万字左右时，因我调离了京郊的劳改场地，把小说初稿存在家里；〃 文化大革命〃 中它和我的许多书籍，都在火光中化成了灰烬。
我的确是很心疼它的，但是我认识到〃 十年浩劫〃 不是一个人的灾难，而是整个国家和民族的灾难，个人所蒙受的损失，与国家相比简直不如一根鸿毛。你信中提到，〃 读我的小说时，虽然充满了严峻的历史真实感，但不感到消沉，作品有一种向上的力量〃 ，我想，追根渊源，还是因为苦难并没有能熄灭我对新中国的爱恋之故吧？！
〃 文革〃 期间，极左思潮把我和我的妻子冲到了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