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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官威灵顿·古秘密协商。古极力描述日本人的威胁，但没有透露太多细节。古求助于瑞恩慈教授仁慈的政治温情主义，并最终受到另一位政治科学家伍德罗·威尔逊教授的支持。威尔逊后来当选美国总统。
亨特有关“门户开放政策的支持者”的观点和里德对传教士思想的阐述都认为美国的政策有家长制作风和傲慢侵略的性质，这两位作者认为后来发生的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正是由此引发的。美国人对中国的态度是不现实和误人歧途的。里德写道，这是因为“美国人意图虽好但很危险”，而亨特认为“这是有缺陷和本质上有种族优越感的设想造成的”。亨特还观察到：“中国幅员辽阔，人员众多，在节新和衰落间徘徊，为美闰的扩张主义提供了无穷的机会。”可以进一步认为，中国不仅提供了一种机会，同时还需要具体的帮助，这包括传教士有益的工作和后来约翰·D·洛克菲勒所提供的帮助。在中国方面，这种特殊关系可以从导致中国革命的错综复杂的反抗中找到起因。这种特殊关系和为耶稣赢得中国的理想循环往复地出现在美国人对中国的态度之中，中国向现代变革发展的潜能不断增强。
受现代变革压迫的中国文化比起历史上别的文化是最独特、鲜明和古老的，也是最自给自足、平衡和庞大的。因此，中国在过去150年中间断发生的周期性革命，是历史所需的最深刻和最大规模的社会变革。信奉变革的美国人隐约意识到这种变革是伟大和曲折的过程，他们所做出的反应是多种多样的，对此，历史学家已做了充分描述。由于中国人陷人重重困境之中，因此他们对美国人有一种特殊的要求。确实，现在这种情况仍未改变。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亨特关于中国人在美国遭受不公平待遇的报道，会增加老传教士们的负疚感，而且只有行善事才能赎罪。历史需要不断修正，但终将会慢慢消逝。台湾和香港，里根和撒切尔夫人，甚至传教士与牛仔都将慢慢消逝，但这一切尚没有结束。
此篇发表于1983年6月24日出版的《泰晤士文学增刊》，评论的是迈克尔·亨特所著《特殊关系的形成：1914年以前的美国与中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33年）和詹姆斯·里德所著《传教士思想与美国东亚政策1911—1915》（马萨诸塞，坎布里奇，东亚研究委员会，哈佛大学，1983年）。
03 在中国的传教士的新闻写作
＇现在，传教士历史被认为是中国社会历史的主要焦点，我们所指的是与中国普通大众联系最紧密的西方传教士；因此，传教士的亲历记可以告诉我们一些有关中国大众生活的情况。
美国传教士总是以新的方式来满足中国的诸多需求。像传教士早期支持中国反对日本的民族主义情绪一样，反缠足运动和从完全由男权支配下解放中国妇女的妇女解放运动，都是传教士态度的具体体现。在美国的边疆，当美国文明的先驱者陷于困境的时候，他们总是力图找到解决的办法，这种精神对被传统深深束缚着的中国来说，是一种可贵的贡献。］
佐治亚州南方卫理公会教徒杨格·J·艾伦（1836—190年）是传教士队伍中最积极的一位英裔美国人，他用中文发表关于西方世界的新闻和评论，以此鼓励19 世纪末中国的改良运动。这些主要分布在上海和北京的传教士，对工作抱一种共同的信仰：基督教、科学和民主制度是上帝使人类获得的物质和精神进步的组成部分。艾伦特别指出，妇女解放是文明进步的一个标志。他在埃默里大学所受的教育，使他对基础科学有一定了解。此后，他继续宣传并创立了进行基督教训练的普通学校和大学，他在中国编辑中文刊物，强调非宗教性的学习，特别是学习科学和技术。他把他的《教会新报》（1868—1874年）重新命名为《万国公报》（1874—1883年，1889—1907年）。在1881年至1883年间，《万国公报》从宗教布道会得到一笔资金，购买了800本宗教小册子免费送给中国的政府官员。从1881年到1893年，艾伦在中国担任南方卫理公会传道团体的负责人1883年，他种暂停刊物的出版。1889年，他又恢复了《万国公报》，并一直出到l907年他去世为止。他为这份刊物付出了极大的心血。
艾伦的杂志流行于东亚的主要地区，特别是中国的通商口岸。《万国公报》是当时重要的新闻媒介，它不仅用中文传播基督教教义，而且充当了发展中的中国基督教团体的喉舌，成为中国基督教作家发表新闻和观点的论坛、这些作品是研究新教中国化和教会机构发展的从本材料。
同等重要的是，艾伦的刊物传递了中国（包括《北京公报》的翻译或文摘）和国际社会的新闻。由于刊物内容不断增加，因此1874年刊物易名。这份周刊（1889—1907年改为月刊）是中国新闻刊物的先驱，随着内容的扩允，内地的基督教读者也越来越多，但这份杂志已远远超出了基督教宗教生活的范围。维多利亚时代后期科学技术的发展、民族主义热情的高涨和国际联系的日益紧密，使这一时期充满了爆炸性新闻和社会的新的变化，最终使宗教内容、宗教题材失去了光彩。这份杂志一时成了世界透视中国的主要窗口。
当然，在酝酿变革的那个时代，西方的编者和中外投稿人正谋求改变中国人的生活，改良的种子通过这个媒介，得到广泛的传播。像大多数国家的爱国知识分子一样，中国的历史学家也试图从外国旅居者的报告中得到一些历史的记载，不管其影响如何。未来的研究者们或许希望能从这份刊物中发现一些西力一人的和本国人的思想，这种思想蕴含在1894—1911年间发生的改良运动中。《万国公报》留下了许多社会变革——例如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的记录。
此篇部分发表于1984年1月出版的《传教士研究的国际公报》，评论的是艾德里安·A·贝内特所著《传教士记者在中国：杨格·J·艾伦和他的杂志，1860—1883》（阿森斯，佐治亚大学出版社，1983年）。
04 小说中所反映的传教士历史
＇帝国主义（或帝国扩张）经常带来一些战争，而这当然为帝国主义者提供了发挥才能的机会。比较起来，英国拥有众多的海外英雄，而美国在东亚只有杜威海军上将和麦克阿瑟将军，麦克阿瑟早期还有个年轻的参谋艾森豪威尔。我们美国人的英雄多是那些并不起眼的机构创立者，他们大多是传教士。直到今天，我们仍有他们怀有的那种强烈愿望，要把技术和人权传给中国。＇
约翰·赫西的《召唤》是本开拓性的著作，因为它把一个传教士的亲身经历介绍给了公众。由于赫西见多识广，《召唤》更具有小说的味道。传教士的回忆录当数以百计，但像这部著作这样富有客观性的却为数极少，这种客观性只有出身于传教士的新闻记者才具有。
《召唤》是一篇新教传教士在中国120年所做所为的墓志铭。在美国公众看来，从1830年到1950年，中国教会一直在稳步发展。19 世纪末20 世纪初，参加“学生志愿运动”的约翰·R·莫特在海外传道，提倡“在我们这一代实现世界基督教化”，中国是个特殊的对象。如果我们不理解今天里根式虔诚和弗尔威尔式传教的返祖现象，便无从了解我们如何在20 世纪50年代如此沉痛地感到“失去了中国”以及在2O 世纪60年代为把越南从共产主义手中拯救出来，我们如何轻率地发动了“圣战”。
美国在一种特殊环境下抓住了使中国基督教化的时机。美国人最初只是为了贸易和传教而渡海到中国，并没有领土扩张的要求。对比来看，英国人、法国人、俄国人、德国人以及后来的日本人，都为的是侵占中国领土。只有带着新世界民主的美国人才认为自己是反帝国主义的。这种极易被中国人理解的自我认可，成了中美“特殊关系”的根基（倘若对今天的中国问题专家有所了解，你就会在他们的血脉里找到这一踪迹）。
我们因享有“治外法权”而获得的特权地位使我们确信中美关系是友好的。治外法权意味着一位外国领事在中国拥有对本国人的裁决权。这是从中世纪中国人的实践中得来的，他们以一种奇特的方式让外国首领控制其在中国的居民。例如，中亚伊斯兰教的中国皈依者必须遵守伊斯兰法律。1842年西方侵入中国之后，治外法权成为不平等条约的核心。同占老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