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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正清文集-观察中国-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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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以及所有可能会阻碍中国进步的邪恶旧势力。这些群众运动可谓硕果累累。在朝鲜,中国的参战迫使美国人停战。毛及其同事的共同努力,改变了世界局势。
  梁恒最先学会说的是爸爸、妈妈、奶奶和毛主席。3 岁时,他被送人讨厌的日托幼儿园。有一次,他爬出幼儿园的小床,跑回家去找奶奶。结果,他受到处罚,因为他不是“毛主席的好孩子”。他父亲是长沙(湖南日报》记者,母亲是公安局的工作人员,两人都是虔诚的积极分子,并且梦想“有朝一日会被共产党认为足够纯洁、忠诚,可以吸收他们人党”。但他们一直没有如愿以偿。
  在“双百”运动中,党鼓励他的母亲发表批评意见。她最后遵命给上司提了一点温和的批评意见。但1957年突然开始了反右运动,她所在的公安局也必须揪出一定数量的右派分子。结果,她被打成右派,受到批判,遭到贬默,被判有罪,开除公职,停发工资,然后又被送到农村劳动改造。“当时没有上诉法庭,我那忠厚老实的母亲就这样去农村当了农民。”
  这一可怕的事件,使梁恒陷人了意识形态上的政治斗争,并受到压制和不公正的待遇。他的父母是经朋友介绍结婚的,都一心扑在革命上,很少有时间呆在一起。“父亲全身心地相信党,相信党永远不会犯错误。”为使孩子不背负右派的污名,他痛斥妻子,和她离了婚。梁的母亲感到极为羞愧,她的哥哥对此提出不同意见,结果也被打成右派。梁恒恨母亲,因为她毁了他们一家。在小学里,他也受到骚扰和排斥。
  梁的成长分为红卫兵、农民和工厂工人三个阶段。1966年他12 岁时,毛主席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同年7 月,毛畅游长江;8 月,写下《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梁恒参加了批判老师的运动。但是后来,他的父亲因有一个兄弟在台湾,也被打成右派,并受到批判。一个工作组要梁恒谴责父亲;父亲也劝他这样做。在批斗大会上,这些“恶棍”都被揪出来示众,并遭到毒打。这些反对宫僚和知识分子的恐怖行为,是在人们的巨大热情、对道德胜利的狂喜和对毛崇拜的气氛下进行的。小梁恒戴上红卫兵袖章,和伙伴们一起长征240 英里,到了井冈山,那是毛在1928年开始造反的地方。这些成群结队进行长征的年轻人,都狂热地献身于伟大的革命事业。尽管严重腹泻使他们筋疲力尽,他们还是冒着雨雪,攀上井冈山的顶峰。数以千计的人汇集到这一圣地,但最后不得不撤离,以免一死。就在梁和他的伙伴坐上军用卡车撤走后,许多留在山上的人死于脑膜炎。
  1966年到1967年间,梁恒到了北京和广州。他同数以10 万计的年轻人一起,免费乘坐火车到祖国各地考察。在北京,他这个13 岁的红卫兵,负责看守著名钢琴家刘诗昆。这位钢琴家曾在莫斯科获过奖,真是大逆不道,因此要受到批判。
  “我感到很自豪……。我双手叉腰站着,严厉看管着他,……刘诗昆抬起头来……,我马上喝斥道:‘不许动!’他就回到了原来的位置。
  “过一会儿,他舔了舔嘴唇,轻轻地说:‘请给我一点水,我口渴。’
  “我茫然不知所措。革命者不该拿水给敌人喝,可就在几码远的地方便放着水壶,里面有水。如果被人发觉了怎么办?……我匆匆从水壶里倒了一杯水……。在他喝水的时候,我厉声对他说:‘不许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人,否则下次我就什么都不给你了’。”
  1967年5 月1 日,梁恒和伙伴们一起去颐和园,可那时毛主席已经离开了。“留在那里的只有那些有幸靠近毛主席,同毛握过手的人……。这些被毛主席握过手的人当时成了人们的兴奋点,所有人都伸出双臂向他们涌去,希望毛主席神圣的一触能转移到自己身上…… 希望能同和我们的大救星握过手的人握手……最后,有些人所握的手已不是原来毛主席握过的手,而是顺次往下转移已达100 次的一握。”
  在长沙,红卫兵各派于1967年年中开始使用武器打派仗,导致街头内战。由于他们并不知道如何使用这些武器,甚至打死了同派的人,同年9 月,毛主席不得不动用军队制止派仗,没收红卫兵的枪支。到1968年初,梁恒的两个姐姐都已报名下乡帮助农民。同时,他父亲被送到军营参加一个军管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梁那时只有14 岁,却必须一人靠父亲的一小部分工资独立生活。他与其他男孩子一起结成团伙。他们学会了打架、喝酒、偷窃,并与流氓阿飞为伍,勉强糊口度日。梁还学会了从不对思想问题表态。现在,他也知道该如何独立生活和照料自己。
  1969年他15岁时,父亲平反“解放”,并到农村当了农民。父子俩放弃城市户口,经过两天的行程,一起来到一个偏僻乡村的生产队。梁在那里学种地。乡村的贫穷使他惊愕。他落户在一家姓郭的农民家,那家农民夫妇只有一条好裤子,谁上街谁穿;他们经常吃的是政府发给他们当猪饲料的谷糠。“每次老郭送猪到集上去卖以前,都让猪撑饱潜水,然后用布把猪的肛门堵上,以免失去宝贵的重量。”在这个落后的村庄里,“只有不到1/3的人到过(4 英里外的)县城。”
  最后,由于梁是干部子弟,他上了中学,那时他已小学毕业3年。由于父亲的身份,他的粮食定量比别人高些,但仍然是右派的儿子,因此受到农民出身学生的监视和骚扰。他们没有课本,也没有多少东西可学。他伙同别的孩子夜里到地里偷红薯,然后就躺在泥地里吃生红薯。尽管如此,他在学校的贮藏室里找到许多书。这样,他就可以把它们偷回去看了。有一次,他受到严厉审问,事关他在北京的一个朋友。他后来才知道,他的这个朋友是“五一六”极左组织的成员。此时,他对革命的反复无常已经感到绝望。由于未能考人高中,他想到自杀。但父亲在生活上不能自理,梁恒一直在村子里照顾他,直到1971年初父亲被批准回城。父亲回城后,便整天忙于替政府官员起草讲话稿。
  这样,梁在17 岁时有机会上了高中。他的个子很高(5 英尺11 英寸),因此成为篮球队的明星,一年后,当上了篮球队队长。他每天早晨4 点起床锻炼,食量极大,个子长到6 英尺1 英寸。他后来被送到体育训练学校,1972年秋天参加省运动会的篮球比赛。一位教练选他参加一个工厂的篮球队,但因他不是工人而被取消资格。梁的父亲起初反对儿子进工厂,他觉得梁应该上大学。但他最后又同意梁恒去当工人,因为当工人在当时看来是飞黄腾达的惟一途径。这样,梁恒就成了油页岩工厂的工人,并在湖南省到处参加篮球比赛。后来,有人推荐他去当一名职业运动员,但未能通过政治考核,因为他有一个伯父在台湾,而他的父母又都是右派。
  他发现工厂里的工人都不干活,每天的时光都被开会、政治学习耗费了。由于缺少原料,工厂的生产一再延误。梁恒决心实行一项秘密读书计划。此时他49 岁的父亲因患中风,不得不退休。到1976年毛主席逝世时,梁恒已经当了两年农民、四年工人。他给该疏通的人都送了礼,得到工厂的推荐去上大学。1977年,中国恢复大学人学考试,梁恒突击准备了两个月,顺利通过考试(他那个工厂只有他一人通过),进了湖南师范学院,学制四年,毕业后当教师。此事是在1978年2 月,他23 岁。当接到录取通知时,他第一次坐上了汽车。除了没当过兵,他经历了他那一代人所能经历的一切。尽管家里的人分散在各处,他一直同他们保持着联系。两个姐姐在农村结了婚。尽管缺少家庭生活,他终于活了下来,而没有靠共产党收养。他只知道努力工作,给上司送礼,以便走后门。他从不向别人谈自己的思想,但还是保住了自己的知识分子形象。
  《革命之子》一书最吸引人的地方是对爱情故事的描写。这部分一开始便描述梁恒与年轻姑娘们之间的悲欢离合。其中一位姑娘是广州人,他一直与她通信,还到广州去看过她。但是她父亲猜出梁恒的右派家庭出身,义正辞严地警告梁不要再同他女儿往来,这位姑娘被吓倒了。另一位姑娘是梁在火车上碰到的。梁对姑娘家庭内部的问题感到同情;于是,他又去了一趟广州,假冒高级干部对姑娘继父的儿子进行恐吓,因为后者强迫姑娘代替他的亲兄弟去农村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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