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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法夸尔先生对中国的决策过程，作了专门而广泛的剖析。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都十分繁忙，总在各地巡视，却不断相互磋商。当他们看到，中国农业无力支撑苏联式的重工业化，便于1958年初到各地视察，制定了使用中国最大的财富——人力——来取得中国式的突破，实现经济现代化的计划。1958年1 月，毛首先在上海附近的杭州同地方官员磋商，随后相继到最南部的广西、广东，然后回到北京；2 月，毛去东北；3 月，到了西南部的四川；4 月，毛视察中国中部的武汉和长沙，后来又去了广东；5 月，他回到北京，和他的副手刘少奇一起正式发动大跃进。
在这些磋商会上，毛和他在政治局的同事都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这使麦克法夸尔得以持续追踪其政策发展情况。他发现毛总是处于主导地位，力主进行带冒险性的巨大创新。例如，公社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刚成立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在1957年每社平均只有164个农户，不足以动员所需人力修建水坝、大堤、水渠和其他水利设施。为此，农业生产合作社开始合并为更大的组织。1958年的磋商会是鼓励这一作法的，但当时并未替这些组织命名。
1958年4 月，河南省27 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把所属9369个农户组成一个严密的劳动组织。同年6 月，毛突然开始要求把公社作为中国的基本组织，把“农业、工业、商业、文教和民兵合为一体，即全民皆兵”。到8 月底，政治局在海滨胜地北戴河召开会议，在经验尚不足的情况下，把公社正式作为建设中国新农村的多功能万人大军。正如麦克法夸尔所指出的，他们完全忽视了这一乌托邦式的跃进“在意识形态方面和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影响”。因为这一跃进使中国人民生活公社化的程度，在共产主义世界是史无前例的。莫斯科后来谴责了这种做法。
毛及其同事在1958年夏天染上乌托邦狂热病，也有国际上的原因：赫鲁晓夫于7 月31 日会见毛，两位领导人未就两国海军在中国沿海进行合作达成协议。8 月23 日，毛独自决定开始对金门岛上的国民党军进行炮击。此举加剧了苏联与美国之间的对峙，葛罗米柯飞抵北京，在毛放弃收复金门的冒险计划后，苏联人才公开表示愿意支持中国。但是，“莫斯科和北京相互怨恨的种子已经播下”，毛和他的同事更加相信应该自行其是。
乌托邦主义很快占了上风。在金门问题上的让步，被一场巨大的“全民皆兵”运动所掩盖，这场运动的目的是组织民兵。到1959年1 月，中国共武装了2．2 亿人，但这些人有武器的不多，有弹药的更少。同时，人人都享受“供给”制，在食堂吃饭，人人都自愿做工，而不需领取物质主义的“资产阶级”工资。教育必须与体力劳动相结合，工厂必须与学校相结合，以便培养刘少奇所说的又红又专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这种全国性的狂热病，在大炼钢铁运动中达到疯狂的地步。麦克法夸尔在书中列举生动的例证，来说明1958年底席卷数亿人的生产热。在这一生产热中，连必要的炊具都被扔进高炉熔化；公社的农业生产也像打仗一样实行军事化；粮食产量一次又一次翻番〔 其结果是粮食上交定额增加，以致农民自己缺少口粮度日）；深耕破坏了土壤。此外还有其他一些愚蠢行为，包括消灭麻雀运动。许多待收的农作物只好烂在地里，因为人们忙得没有时间收割。
到1959年年中，人们已明显看到：生产数字浮夸；大炼钢铁运动失败；农业遭到破坏；农民筋疲力尽，营养不良。麦克法夸尔这部戏剧性作品的高潮是“庐山的明月”，描写1959年7 月召开的庐山会议。在那次会议上，解放军的晓将和领导人彭德怀将军（他从不对毛献媚奉承）把责任归咎于伟大领袖。毛实施自卫反击，把彭将军打人冷宫。政治局全体成员都与这场危机有牵连，他们在毛与彭之间只能选择毛。其结果是以一种“复兴精神”继续开展大跃进，使这场灾难更加复杂，并使其成为1965年后文化大革命的先兆。
所有这一切，根源何在？这种轻率的浪漫主义，不可能调动美国法尔戈、弗雪兹诺或普罗沃这些地区农民的积极性。大跃进是革命热情的一种奇特的喜悦，这一喜悦实在令人难以置信，因此人们希望有内容充实的历史书籍，把它同中国历史上的先例联系起来。遗憾的是，有关中国的制度史仍然不发达，管理国家（政事）的伟大传统（即官僚们如何惯于组织和操纵民众）被忽视，历史学家们现在都纷纷研究社会史，认为这种研究更适合当前的要求。
从体制和历史的角度对大跃进作分析，首先必须从研究与经济有关的历代王朝史着手。这些历史著作详细记载了新政权在统一中国后，是怎样普遍使用摇役修建大型公用设施的（通常把人用到筋疲力尽），例如在农民中实行“均田制”，并把他们组织成相互监督、相互负责的小组。历代王朝所用的巧方法不下几十种，其中包括各地的“永丰粮仓”和在边境上使用兵士开荒屯田。这些方法虽有历史记载，但却无人研究。至于在实践中学者兼管理者的这些巧妙方法究竟效果如何，这一问题至今基本上仍无答案。这些学者兼管理者，代表着统治者无可争辩的特权，他们通过身体力行，制定取缔法规、进行道德规劝和给予应得的惩罚等方法，来组织人民的生活。
我们知道，毛很赞赏“焚书坑儒”的秦始皇。史书记载，1368年以后，明代第一个皇帝在宫廷种了许多树，让大臣们礼仪性地击打。事实上，他已变成妄想狂，杀戮重臣，威吓学者。我想，精通历史的毛明显继承了其许多前任的精神，他常常使用他们的方法，只是毛还有些新点子，做得也更匆忙。
麦克法夸尔最后列举了一组可怕的数字，表明大跃进确实建起了重工业，但人力上的代价是巨大的，在农民中就更是如此。1960年，农业欠收，死亡率翻了一番。“由于大跃进，在大跃进期间多死了1640万至2950 万人”。这一灾难的直接原因是“毛因素……。因为如果没有毛，就不会有大跃进，……不会有公社，……不会有大炼钢铁运动，……不会有大跃进的复兴”。精熟历史记载的政治家会说，这已经足够了，但史学家也许还能补充说：如果没有中国古代的帝王专制，也就不会有毛。
此篇评论的是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所著《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中的第二卷《大跃进：1958年至1960年》（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83年），发表于1984年1 月19 日的《纽约书评》。
19 山西一个村庄的革命与改革
比尔·辛顿（注：中文名叫韩丁）在1945年第二次去中国为美国战略情报局工作时，还是个身材高大、开朗、不怕任何右的或左的“主义”的年轻人。从哈佛大学和康奈尔大学毕业后，他给革命的中国带去了博爱的集体奋斗精神和技术才能。正是利用这种精神和才能，他母亲卡米莉塔·辛顿在佛蒙特州的普特尼创办过一所进步学校。1947年，他第三次去中国，为联合国救济总署工作，职务是拖拉机技术员。1948年春天和夏天，他陪同中共的一个工作组，对北京西南山西省武乡县黄土高原上中庄村的土地改革作了调查。
在两名翻译的帮助下，辛顿广泛收集村民在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社会经济变革的情况。村民斗争了地主豪绅——地主特权阶级，为每个人划定了阶级成份，把村里的财产平分，以创建一个新的、更公正的社会。辛顿于1953年最终回到美国时，美国海关总署和国会的一个委员会出于安全原因没收了他的笔记。辛顿花了5年时间和一大笔诉讼费，才把笔记弄回来。他后来于l966年出版了一本题为《深翻：中国一个村庄的继续革命》的著作，书中描写的是外国人所能了解到的有关中国农民革命最内幕的情况。书中援引了许多人的谈话，并对人物作了惟妙惟肖的描述。
1971年中美关系解冻时，比多·辛顿是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个农民。应周恩来总理的邀请，他在夏天和秋天回中国作为期7 个月的访问，包括对中庄村的访问。和以前一样，他还是共产党一个工作小组的观察员。但不同的是，这次协助他的是他的女儿卡玛。卡玛十分能干，天真活泼。她出生在北京，而且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长大成人。由女儿作翻译，比尔·辛顿的采访记录整整有十大本，而且“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