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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对比美国和世界资本主义系统的经济增长和金融资本的增长，我们会发现90年代经济周期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虚拟资本增长和实际GDP 增长的巨大差异。
这个巨大差异的重要性在于虚拟资本代表着从工人阶级源源不断榨取的剩余价值。确实，金融资本能够从金融及其附属机构中获取可靠的利润，这个过程也可以持续相当一段时间，只要另外的资本能够源源不断流入金融市场。但是（金融资本利润和劳动人民收入的比例）到达某一个点上，金融资本就不得不调整剩余价值的分配，换句话说，为了稳定的金融体系，实际的经济增长必须迅速膨胀以满足虚拟资本增长的需要。
然而，现在发生的恰恰相反（！），与其说实物经济增长提供足够的利润以满足虚拟资本未来的需要，不如说现在的所有公司要依靠越来越独立的金融机构去维持它们自己的利润。
正如对这个过程的一项研究所表明的那样：自从80年代以来，投资回报比例的不断上升是以Capital Gains（有价证券的增殖）为主要原因的，而不是Earnings（利息加上再投资的利润），正如前文所讲的那样，英、美有价证券的增殖占投资回报的75％，而在1900…79 年期间平均比例低于50％。这清楚的表明价值的增加越来越依赖于外国资本流入金融市场和投机买卖的数量的增加，并且投机资本的流入也将使假定维持良性增长的代价继续增加。
世界资本主义金融结构在90年代的增长越来越像一个倒置的金字塔，虚拟资本的巨大增长却建立在远远不成比例的利润的增长的基础上。正如一个倒置的金字塔那样，这样的金融结构天生就是不稳定的。
既然这样，虽然不是由于地球重力的影响使它失去平衡，但是利润的驱使会使投资基金迅速逃逸以寻找新的高利润的回报。过去十年已经成为世界资本主义明显标志的金融风险就源于此。
第二部分
我们在1987年股票市场的崩溃中进入90年代。尽管起源于华尔街，这次崩溃从各种意义上来说都是一种全球现象。美国政府、金融寡头和德国银行家之间的在利率问题上的矛盾引起了对美元迅速贬值的恐惧，结果导致大量资金从美国金融市场撤走。
只有通过美联储和其他中央银行的大规模干预，才能避免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这些机构向全球金融体系注入大量的流动资金。但是，在一种十年里反复出现的模式下，他们惯于使用的抑制危机的手段却造成了更严重的危机产生的条件。在这里，流动资金的注入使已经增长起来的日本的金融泡沫进一步变大。
日本的泡沫源于1985年9月的Plaza协议，其中规定中央银行同意调整世界各主要货币对美元的比价。美元的贬值和日元的升值造成了两个直接的结果。首先，日本的出口变的昂贵了，使得日本的工厂向东南亚转移，在那里货币与贬值了的美元直接挂钩。其次，日本的资产被重新估价，使得日本财富和地价增长，东京股票市场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最终，在1989年末时日经指数达到40000点（现在是约13000点）。但是泡沫不能永远持续下去。在90年代初泡沫破灭了，日本陷入了债务性通货紧缩，至今也没恢复过来。
这确实是90年代的主要特征之一：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无法从80年代后期造成的恶性循环中走出来。日本地价和股票市场的跌落导致了日本银行坏账的激增和资本基础的破坏。这反过来又造成借贷和投资的削减以及金融机构的破产。随之发生的经济低迷使得股票和财富进一步下降，促使银行地位进一步削弱。
从ERM崩溃到美国的金融泡沫
90年代的第一次重要的危机是1992年欧洲汇率机制（ERM）的崩溃。英镑在对冲基金的大规模投机下从ERM 撤出，结果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银行体系在一夜间突然面临100％的利率。
接下来是1994年末墨西哥比索的暴跌，和1995年初由克林顿政府组织的500亿美元的对墨西哥的救援。“对墨西哥的救援”其实是个误称。也许更准确地说，是对那些投资了墨西哥债券的美国金融利益的救援。
救援展开不久，另一场危机就发展起来了。1985年的Plaza 协议旨在降低美元币值，扩大美国出口。在80年代后期90年代前半期，出口的增长贡献了美国GDP增长的1/3。但是美元的低币值对国际金融体系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并造成了日美经济关系的危机。
到1995年4 月，美元已经贬值达创纪录的79日元对1 美元。与1991年初相比，日元对美元已经升值达60％ ，与1994年初相比也达到了30％。但日元的升值对依靠出口的日本经济造成了灾难。当日元在这个水平时，日本的出口商不管从国际市场获得多少利润，也无法支付起可变成本。尽管克林顿政府执行的是对日本极端攻击性的政策，它也无法忽视升值的日元和贬值的美元带来的后果。对美国来说，危险在于如果持续贬值的美元造成日本的金融危机，日本的资金就会迅速从美国金融市场撤出，导致美国利率上升和经济衰退。而这时美国经历了几年的低增长，刚从1990…1991 年的衰退中恢复过来。
1995年4 月，签订了一项旨在降低日元币值，提高美元币值的协议——与Plaza协议正相反。但这项转移了直接可能的美元—日元金融危机的协议造成了长期的结果。美元的升值直至2000年4 月一直是美国金融泡沫的推动力。美元和美国资产的升值导致大量游资从世界其他地方流入美国。1995年世界其他国家购买了1972亿美元的美国有价证券。这是前四年平均数的2。5 倍。1996年购买量达到3120亿美元，1997年为1896亿美元。三年总共超过了5000亿美元！
这对股票市场立即产生了影响。标准普尔500 指数1994年只上升了2％，1995年就上升了17。6％ ，1996年上升了23％。到这一年的12月，格林斯潘警告说有“非理性的繁荣”。1997年标准普尔500 指数又上扬了30％。在考察了市场的整体上扬后，Robert Shiller在他的书《非理性的繁荣》（Irrational Exuberance ）中说道：“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1994年初处于约3600点。到1999年，它就突破了11000 点，五年里增长了3 倍多。股票市场的市值总共上升了200％多。2000年初时道琼斯指数突破了11700 点。而同一时期，基本的经济指标绝没有增长三倍。美国的人均收入和GDP 只增长了不到30％ ，而且几乎一半的增长是通货膨胀造成的。公司的利润也只增长了不到60％ ，并且是从暂时的衰退造成的下降了的基础计算的。”（Robert Shiller，Irrational Exuberance ，p4）
债务的增长和股票市场的上扬以及美元的升值之间是有直接联系的。事实上，他们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使得美国的金融泡沫持续膨胀。被升值的美元所吸引的资本流入，负担着债务的增长，而这些债务主要是用于购买股票。股票市场的价格上扬又吸引了更多的资本流入美国，因为预期金融投资会有较高的回报率——这种回报率不是由收入，而是由资产的升值所决定的，这是金融泡沫的经典形式。
一些数据说明了这个过程。到1999年，标准普尔500 公司债务和其资产的比率是116％，而80年代末时是84％。1994…99 年间非金融公司的借贷达到1。22万亿美元。其中只有15。3％ 用于金融资产支出，至少57％ （即6947亿美元）被用于购回股票。
到2000年第一季度（市场达到顶峰时），公司的资产（他们的市场资本总额）已达到19。6万亿美元，而1994年还只有6。3 万亿美元。但这与实体经济并没有联系。市场资本总额占GDP 的比率在五年间（1995…2000 ）从50％ 上升到150％，增长了三倍。同时期的公司税后利润只增长了41。2％。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市场资本总额花了13年的时间（1982…1995 ）才从占GDP25％增长到50％ ，而同时期公司利润增长了160％。
“亚洲奇迹”
美元的升值还造成了其他的后果。由于1985年的Plaza 协议和日元的升值，所谓的东亚虎（韩国、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以及某种程度上的菲律宾）成为日本投资的重点。之后，从90年代初，由于美国经济的缓慢增长，为了寻求新的利润来源，美国资金开始瞄准这些国家进行投资。所谓的“东亚奇迹”是由资金的流入和利用该地区廉价劳动力建立新增生产能力的公司一起造成的。
这不仅是亚洲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