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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班男生多，女生少。一共只有五个女生。计小红是五个女生里头长得最漂亮的。她的爸爸计根龙，是电影放映队的。公社广场上要放电影了，计根龙就开着挂机船来了。电影还没有开始放，广场上已经黑压压全是人了。大家都在等电影开始。但计根龙不急。他一个人坐在挂机船上喝酒。他喝得很慢，性急的人就来到岸边，请求他快点喝完，快点开始放电影。但计根龙有个毛病，你越催他，他越慢。大家想要电影快点开始，就只有耐心地等。不要打扰了计根龙喝酒！等他喝够了，喝好了，就提着胶片盒摇摇晃晃地上岸了。他总是醉醺醺地放电影。不按次序放，放得颠三倒四，是他经常做的事。比方说放《红灯记》，放到一半，李玉和李奶奶就被日本人枪毙了。但是换过一卷胶片，李奶奶又活龙活现地给铁梅痛说革命家史了。“放错了！放错了！”广场上许多声音在喊。但计根龙不理会。他坐着都能睡着，打很响的呼噜。
电影放到一半，下起雨来了。是那种绵绵细雨，又细又密，像麦芒，像牛毛。家里最大最好的油布伞被父亲带走了，我和母亲，只有挤在一把很软很小的黑伞下。稍微大一点点的风，就会让伞“吹喇叭”。母亲只得一只手打伞，另一只手抓住伞骨。电影上的人，透过密密的雨帘，显得有些歪斜。这部电影《宁死不屈》我已经看过好几遍了。女游击队员被敌人抽了四十八记耳光，我数清楚了。我和母亲紧紧靠着，她的身体那么柔软！她的身体在雨中是温暖的。我把头靠在她的大乳房上，她把我推开了。
我三年级时还和母亲一起睡。父亲睡在另一个房间里。他睡一张小床。而我和母亲共睡的大床，是一张铁床。铁床栏有些地方掉了漆，生了锈，散发出亲切的血腥味儿。父亲的鼾声太大了，他打鼾的时候就像地震。母亲受不了他的鼾声，她有了严重的神经衰弱，不得不和父亲分屋而睡。她搂着我睡，我把头靠在她的胸脯上。我含住她的乳头，她咯咯咯笑着，把乳房拿走了。“你又不会吃奶！你这个小笨蛋！”她说。
有时候半夜醒来，发现母亲不见了。我知道她去了父亲那里。我到父亲房间门口，听到了母亲的呻吟，和父亲吭哧吭哧的声音。我傻站在那里，直到他们开灯，看见了我。“你站在这儿干什么？还不去挺尸！你这个小流氓！”父亲把我叫做“小流氓”。
他常常打我。他的巴掌像一块木板那么硬。我的左耳不好，听力很差，就是叫他打的。他一巴掌抽上来，我的耳朵嗡了一下，好几天里面淌脓水，很臭。同学不知道臭气是从我耳朵里发出来的，他们以为我口臭，都叫我“臭嘴巴”。我觉得冤枉，但我不想争辩。
我抱着母亲，在她怀里哭了。我请求她不要再去父亲房间。她答应了。但她骗了我。她还是去了。
家具脚上的湿印子，越爬越高了。地上越来越潮湿。梅雨季这才算是真正降临了。那么密那么细的雨，不间断地下。一切的一切，都是潮乎乎湿漉漉的。父亲离开家已经好几天了，不知道他的主席像画得怎么样了。母亲说，他一定是一边画，一边打着伞。母亲说：“我知道，他会把伞柄系在腰里，系在皮带上。”她还说，要是他不慎失足，从很高的脚手架上落下来，腰里系着的油布伞，可以救他的命。它等于是一个降落伞，他就不会摔死。
要是父亲摔死了，他就再也不会回来了？我想，他的尸体还是会被送回来。我和母亲就要戴上白帽，腰缠白布，在他身边大哭。要是我哭不出来怎么办呢？母亲就会一边哭一边骂：“你这个不孝的儿子啊——”
我是四年级开始和母亲分床而睡的。刚开始的时候，我天天晚上哭，睡不着觉。我不敢哭出声来，否则父亲一定会过来用他木板一样的手掌扇我。我只是无声地流泪，躲在被子里抽泣。我能哭到半夜。母亲有时候会过来，她掀开我的被角，在黑暗中问：“你怎么啦？”她刚从被子里钻出来，她身体上的香被我闻到了。这是我熟悉的香气。我坐起来把母亲抱住，我抱得那么紧。母亲却把我推开了。她说：“睡吧！已经半夜了！”我试图钻到母亲的被子里去，但被她推了出来。
我是那么渴望母亲的被窝！那里才是温暖的，芳香的，柔软的。那才是我的安乐窝。我的小床又小又窄，硬冷的，一翻身，床就会发出可厌的嘎嘎嘎的声音。
有一个星期天，父母都不在家，他们到肖田湖去参加围湖劳动了。他们把我一个人留在家里。他们留了五个馒头和一碗咸菜在家，把我反锁在家里。我一个人在家，并不感到恐惧。我把自己脱光了，钻到了母亲的床上。钻在她的被子底下，我感到幸福极了。虽然被子里没有母亲，但是，她特有的香气，是那么浓郁。仿佛她的体温都能感觉到。我光着身子，埋在这绵软的被子下，很快就睡着了。我睡得很沉，做了一些梦。醒来的时候，我发现屁股下有一摊冰凉滑腻的东西。它是从我身体里流出来的，它沾在了床单上，被子上也有。我紧张起来，害怕了。我抓过自己的衣裳，要把这污迹擦去。但它黏乎乎的，稠稠的，根本擦不掉。
我决定用身体把被子和床单焐干。我像母鸡孵小鸡那样，贴着那些潮湿的地方，一动都不动。我希望自己的体温尽量地高，希望自己像冬天用的“汤婆子”那么烫，要赶在父母回家之前将这可怕的黏乎乎的东西尽快焐干。
可是晚上，母亲还是发现了她被褥的异样。她大惊小怪，把被褥全翻过来，将那几块已经发硬的污斑暴露在灯光底下。
父亲不光用他木板似的手掌掴我这个“小流氓”，他还用他的鞋底抽我。抽我的头，我的脸，我的肩膀，我的肚子。我感觉我快要被他打死了，就用求救的目光看母亲。我希望她能救我。但她避开了我的眼光。她装作没看见。
我的床搬进父亲的房间，我感觉就像搬进一座坟墓。后来我学会了在他如雷的鼾声里入睡。每当他的鼾声停止，我反倒醒过来了。我醒来，不是发现他不见了，就是看到他的影子像贼一样溜出去。他去母亲房间，我知道。
有人来报信，说在某地看到我父亲了。他已经画好了一幅毛主席像，他背着工具包，打着油布伞，又去另一个地方了。他要给祖国的每一个地方，都画上毛主席像。“他怎么不回来一趟再走？”母亲自言自语地说。她正准备蒸鸡蛋给我吃，她用一双筷子，嗒嗒嗒地打着碗里的鸡蛋。她突然一脱手，连碗带蛋一起掉在了地上。碗碎了，鸡蛋像呕吐物一样。
母亲主动说：“来吧，今晚你睡到我床上来吧！”我始终不敢抱住她，我听着她黑暗中的呼吸。她很久还没有睡着，似乎在叹息。我告诉她，李明天又发病了。她说：“知道了，他把人家的鸡脚折断了！”我说：“是啊，是啊，他的脚也断了！”母亲翻了一个身，说：“是真的吗？他的脚也断了？”我说：“他折断了好多鸡脚，自己的脚也断了。”母亲好奇的声音就像一个少女，就像计小红，她在黑暗中问：“怎么回事？”我告诉她，计小红家的三只鸡，都被李明天折断了脚。他还在鸡屁眼里插了树枝。结果，他被打了，他被计根龙打断了脚。“小流氓！”母亲愤愤地说。她的呼吸渐渐重了，也均匀了，我估计她睡着了。我把身体向她贴过去，我的胸，贴在了她的后背上。我的肚皮，贴紧了她的屁股。窗子外的檐雨，嘀嘀嗒嗒响个不停，一声声仿佛滴在父亲的油布伞上。父亲的形象老在我面前晃荡：在毛主席的巨幅画像前，他小得就像一只蜘蛛。他吊在脚手架上，真的就像一只蜘蛛。当他不慎一脚踩空，他就掉下来了。他头顶上拖着我们家坚实的油布伞，在空中飘然而下。他就像一朵蒲公英的绒花，飘啊飘啊。
晚饭我生咸菜吃得多了，吃了有大半碗，结果渴得不行，又喝了太多的水。半夜我被尿胀醒。我听到了黑暗中母亲的哭声。她在抽泣，虽然很轻，还是被我听到了。“妈妈，妈妈，你哭了？”母亲转过身来，说她做了不好的梦，所以伤心。她把我抱住，她的丰满的胸，贴紧了我。我伸过手去，想摸一摸母亲肚皮上那道疤。我摸到了她的肚皮，但没有摸到疤。这道拉链一样的疤，我生命的那个出口，难道消失了？“这里，在这里！笨蛋！”母亲的手导引着我。她的肚皮真是柔软，像一堆温暖的棉花。我真想，摸到那道疤，那个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