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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领袖们看上去远没有做好准备，与中国一起制订联合反对日本的战略计划，他留在华盛顿，对盟国事业还有什么用？中关之间长期形成的巨大的良好愿望，已经严重地停滞了。……”（《时代》，1943年1月11日）
在这些精彩的叙述细节的文字旁边，醒目地配发了一张两位中国军人合影的照片，他们就是熊式辉和翻译李上尉。果然如《时代》的描写，左边的熊式辉有一张胖乎乎的“娃娃脸”，其实，出生于1893年的他，这一年正好五十岁。
期盼已久的与罗斯福总统的会见，对中国军事代表团在华盛顿的工作到底产生了哪些影响，不得而知。他们事后是留了下来，还是很快回到重庆，非本文探讨的内容，且留待日后另作追寻。
其实，在1942年中美之间的合作前所未有地得到加强的大背景下，假如不是《时代》（也就是卢斯）的偏爱，熊式辉率领的中国军事代表团的行踪及景况，想必不会太引人注目，也不会用那么多的篇幅来描述。因为更大的、更有历史意义的事件就在此时发生了。
1943年1月11日，美、英分别与中国签订取消在华治外法权等特权的《中美新约》、《中英新约》。中美签约仪式在华盛顿举行，由中国驻美大使与美国国务卿赫尔共同签署；中英签约仪式在重庆举行，由中国外交部长宋子文与英国驻华大使共同签署。
《时代》报道了这一历史性事件：
在华盛顿，本星期中国大使魏道明拿起毛笔，在一份新拟订的取消美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处理有关条约上，艺术地签下了他的名字。和他一起签名的是赫尔国务卿，赫尔说：“我们大家都盼望着这一天的来临……”
同一天，一项新的中英条约也在重庆签订。封上红蜡，系上红、白、蓝色的丝带。它主要表达与在华盛顿签订的条约同样的内容。蒋委员长致电罗斯福总统和丘吉尔首相：“对于我，它是盟国之间密切合作的一个明显标志……”
正当中国知识分子害怕被盟国淡忘之时，这一条约的签订正当其时，它开辟了中国与西方列强之间关系的新纪元。他们立即撰文欢迎这一里程碑事件，论述一个世纪以来西方列强对中国权利的侵吞，以及与此同时，西方列强对中国人生活做出的贡献。
……按照新的条约及其他延伸的相关规定，中国不再有租界（不过，香港仍由英国控制），不再有外国的法律系统，在内地水域和沿海商业航道上，不再有英国船只。
等打败日本之后，中国人的命运，将掌握在中国领导人手中。
一个世纪之前，一位老派传奇人物、英国外交大臣帕默斯顿（Palmer－ston），对派往中国的英国特使说：“永远不要忘记你是基督教的国王陛下的特使，去和异教徒野蛮人打交道。”本星期，只有重庆异教徒的一句俏皮话提到了他：“如果帕默斯顿大臣听到这一消息，他不仅要在坟墓里跳起来，还会像一架喷气式战斗机一样飞起来。”（《时代》，1943年1月18日）
取消美国、英国在华治外法权等特权，无疑是重大的历史性事件。尽管日本对中国大部分领土、特别是对外国租界的侵占，使条约所涉及的具体内容失去了可操作性，烽火硝烟也使“取消”之举的历史意义黯然失色，使事件本身减少了轰动效应。但对于中国来说，取消美英等西方列强近百年的在华治外法权，无论如何也是值得记录下来的庄严时刻。半年之后，1943年7月12日出版的《时代》，在以《三个七》为标题回顾中国发生于1937年7月7日的芦沟桥事件时，少有地提到了白修德（《时代》过去一般几乎不注明记者的名字）对美、英取消治外法权的评述：
《时代》记者白修德从重庆发来电讯，指出另一个意义：
“除此之外，中国过去一年突出的事件是取消了与外国列强之间的不平等条约，结束了中国所称‘一个世纪的压迫’。这是西方人很少把握的事实，但对于认识中国它却具有最为重要的意义。对中国人的情感来说，这场战争不是始于1937年7月7日，那只是一场更大规模斗争中的一个偶发事件。这一斗争可上溯到1927年的北伐战争、1911年的辛亥革命，以及1840年的鸦片战争。在这一斗争的编年史上，将记录下这样一笔：只有六年来的抗日战争才使西方终于接纳中国成为国际大家庭的一员，站立在平等的舞台上。”（《时代》，1943年7月12日）
乍暖还寒时候，又一个重要的历史瞬间，透过硝烟的遮掩，醒目地镌刻在1943年的日历上。
五 “从未见过这种场面”
与熊式辉及中国军事代表团遭遇的冷落相比，同一期间逗留在美国的另一位中国人就幸运得多，她就是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自1942年11月来到美国就医以来，几个月里，特别是从1943年2月开始，她几乎成了整个美国最受关注、最受欢迎的女性。
中国坚持数年独立抗战的艰苦历程，美国与中国生死攸关的盟国关系的确立，自然是宋美龄的美国之行相当引人注目的现实背景。但在很大程度上，美国之行更是她个人能力、魅力的一场表演。特别是对许多普通美国民众而言，宋氏家族与美国的密切关系，宋美龄本人自小在美国接受教育的经历，她以个人魅力对蒋介石施加的深刻影响……这些都远比其他故事更能引起他们的浓厚兴趣。
宋美龄美国之行能够引起轰动效应，恰是卢斯所期待的。因为是他热情邀请和精心安排了宋美龄的此次访问，这既是对1941年蒋介石宋美龄邀请他访问中国的回报，也是他试图借此促使罗斯福总统加大对中国援助力度的一个举措。在此之前的美国总统选举中，卢斯支持的是威尔基而非罗斯福。他批评罗斯福长期采取的中立立场，曾招致罗斯福的不满。如今，随着太平洋局势的变化，彼此的立场终于接近了。
抵达华盛顿是宋美龄美国之行进入高潮的开始。1943年2月底，宋美龄应邀在华盛顿的美国国会大厦先后对参议员和众议员发表演讲，轰动一时，这成了《时代》着力描述的故事：
参议员们以好奇的安静，注目着蒋夫人走下议会大厅的走廊，他们看到的是一张沉静的脸上一双大大的黑眼睛。他们看到的是，一位苗条、婷婷而立的夫人，身着中国黑旗袍，旗袍上点缀着精巧闪亮的宝石，镶嵌着不时发亮的黑色饰片。蒋夫人走上讲坛，听副总统华莱士介绍她，微笑着注视参议员。接着，在抱歉自己没有写好演讲稿之后，她开始了令参议员们为之惊奇的即兴演讲。
她告诉他们，杜利特尔（Doolittle）将军的一名飞行员，在轰炸东京后迫降在中国领土上，他看到人群向他跑来，挥着手大喊，他只听得懂其中的一句中国话：“美国。”（蒋夫人解释，从字面意义说，“美国”即“美丽的国家”。）“我们的人民兴高采烈地拥抱他，把他看做是自己一个失散多年的兄弟来欢迎。”（《时代》，1943年3月1日）
接着，《骄傲的日子》——在这个小标题下《时代》报道了通常被认为矜持、冷静的众议员们，如何被宋美龄的恭维技巧、表达艺术所征服。
几分钟后，众议院发言人——一位独身男人——走上前说：能够邀请世界上一位最著名的女性来演讲，这是美国值得骄傲的日子。……
蒋夫人掌握好演讲时间。她的一生中已经发表过许多次演讲，但从来没有像此次这样重要。在从众议院借来的窄小的红木写字板上，她写下自己的话。几个星期来，她一直酝酿着这个演讲。中国在其中。她的丈夫在其中。她的生活，她对美国的熟悉，她对自己祖国的认同，早已都融于其中了……
一开始，她巧妙地运用一点儿奉承技巧，因为她知道恭维话不会伤害需要恭维的议会。她说：“美国人民完全有理由为在世界每一个地方作战的美国军人感到自豪。”
这一恭维她是要派用场的。她以可以感觉到的细微之妙指出一点，许多美国军人目前无事可做。她说：“你们的一些军队正孤立地安营扎寨。……他们，还有其他人，不得不单调乏味地等待着，只是等待……”
蒋夫人决定不做的一件事是恳求。1938年她曾写信给一位威尔斯理学院的同学埃马·米尔丝（EmmaMills），信中写道：“我要到美国去，但我不愿意让自己的访问，打上任何乞讨之旅的标志。”因此，她是以平等身份发表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