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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对中国态度变化最大的是美国。当卢斯1941年5月初启程前往中国时，美国在中日战争中仍持中立态度。尽管美、日关系已经日趋紧张，但卢斯所企盼的美国全力支持中国，更深地介入中日战争的日子还没有来到。然而就在卢斯访问中国几个月后，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正式对日宣战。中、美从此面对着同一个敌人，太平洋是地理意义上的、更是两个国家命运意义上的连接。
九年来的变化与未来几个月的变化，成了卢斯此次走进中国的历史背景。
卢斯夫妇乘坐的飞机降落在重庆的珊瑚坝机场。说是机场，实是位于市区长江中央的一座小岛。抗战期间，珊瑚坝这个地名一时间在世界上颇为出名。枯水季节，飞抵重庆的飞机在这里降落。洪水季节，珊瑚坝难以启用，飞机便改至位于郊区的白市驿军用机场降落。曾见过一张老照片，一群外国记者刚下飞机，走在珊瑚坝，脚下是大大小小的鹅卵石，身后江水一线。试想想，抗战期间，该有多少走进重庆而影响中国局势的中外人士，在珊瑚坝走下飞机，穿过隧道，从岸边登上山顶。然后，又下山，再走进飞机，消失在夜空中。
卢斯选择前来重庆的季节既好又不好。整个冬季，山城重庆总是被迷雾笼罩，虽然不适宜飞行，且阴冷潮湿而令人难耐，但对重庆人来说，这种天气却能带来相对平静、安全的生活，他们不必为躲避日本飞机的轰炸而每日惊恐不安。五月来到，持续数月的雾已然消散，久违的阳光毫不吝惜地倾洒下来。没有雾的日子，却又是重庆最艰难的时候。人们可以看到阳光，可以看到天空，但随之而来的可能就是铺天盖地的日军轰炸机。
美国记者白修德（Theodore White）在回忆录中曾这样写到1939年5月初他在重庆亲历的一次大轰炸：
重庆在1939年5月3日、5月4日连续两天受到轰炸。今天，在大气层遭到恐怖的历史上，这些轰炸已成为被人忘却的里程碑，但在那时，它们却是对手无寸铁的人民从空中进行大屠杀的标志。日本人在不断升级的暴力历史上首创先例。
……那一天，我和新闻部的朋友们一起，离开我们在其中呆了很久的防空洞，到嘉陵江岸边看日落。刚到江边，四面八方的警报一齐响了起来。这时候，只听见从无云的天空里传来一阵嗡嗡声，接着便看见了由二十七架日本轰炸机组成的编队，错落有致地点缀着天空。
……在可以看到老城的山顶上，我的视野更开阔了。输电线被炸断，重庆的自来水干线也被炸毁，使大街上积水遍地。没有灯光，只有火光，没有水救火，使得大火在重庆旧城的大小山谷里横冲直撞。人人都可以听到大火吞噬竹林时竹节所发出的爆破声，还可以听见吵嚷声，女人的嚎啕，男人的喊叫，婴儿的啼哭应有尽有。有的人往石头上一坐，就颓倒在地，捶胸顿足。我听到背后的山谷里有人在哭喊，有好几次，我见到人们利箭般地从山坡后边冲出，来到大街上，他们的衣服着了火，就在地上翻来覆去打起滚来，把火扑灭。（《中国抗战秘闻》，第31…33页）
到了1941年，日本对重庆的大轰炸仍在继续。正是亲身经历了重庆大轰炸，白修德才形成了对日本的仇视，他激愤地写道：
以前，南京和上海也遭受过轰炸，但是，那些轰炸都是属于战争性质的。在古老的重庆城墙之内，根本就没有军事目标。日本人精心选择，蓄意要把重庆夷为平地。对于城里的所有人民，是想挫垮他们那种不可理解的精神；对于政府，是想摧毁它的抵抗，摧毁它在重庆郊区建立的收容所。从那时起，当我们轰炸日本时，我从未产生过一点内疚之感。（《中国抗战秘闻》，第35页）
1941年5月8日，卢斯夫妇在珊瑚坝机场走下飞机时，前来迎接他们的正是白修德。
白修德是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在哈佛大学的第一位弟子。他本来想研究中国历史，但费正清却认为白修德身上具有与斯诺相同的记者素质，便建议他与其当一名历史学者，还不如做一名出色的记者。于是，带着费正清的推荐信，白修德于1939年走进雾重庆，开始了他的新闻生涯。后来，白修德在六十、七十年代又以撰写“美国总统的诞生”系列著作闻名于世，但从记者职业来说，中国却是他最初崭露头角的地方。作为《时代》周刊的特派记者，他在这里工作了将近八年，他成了中国抗战、特别是重庆时期中国历史的重要目击者、记录者。可以说，继斯诺之后，白修德是又一位与中国关系密切、有着重要影响的美国记者。
走进重庆的卢斯，俨然是蒋介石和宋美龄最尊贵的客人。多年来《时代》对中国的关注，特别是对蒋、宋个人的青睐，无疑令他们感怀不已。他们一次又一次成为《时代》封面人物，1938年年初，他俩更是被评选为1937年的年度人物。彼此之间的这一特殊关系，显然成了卢斯再访中国备受重视的一个资本。
还有更重要的原因。
在来访中国之前，卢斯因第一个明确提出了“美国世纪”这个概念而引起强烈反响。1941年2月17日，卢斯在《生活》杂志上发表了题为《美国世纪》的社论，他认为美国不应再持中立态度，而应积极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
卢斯深受其曾在中国传教的双亲影响，对天定命运（manifestdestiny）笃信不疑。出于这种信念，他在社论中主张美国有成为世界领袖的潜力，认为充当世界领袖将是一个“创造性的机遇”，可以将美国的“民主原则输出到全世界”，以便巩固国内成就。卢斯回顾了二十世纪上半叶世界科技与工业方面所发生的变化，敦促美国人认识到其自身的福祉同全世界的自由休戚相关，激励他们“从思想上和行动上”迎接挑战，不负其作为世界“最强大和最有活力的民族”的地位。无论美国先前多么希望超越于世界事务之外，但它现在却再也不能特立独行了。（《为什么二十世纪是美国世纪》，第4…5页）
卢斯对中国格外关注，他呼吁美国公众和政府援助中国的抗日战争，显然不只是因为他和父母与中国有着特殊的个人关联，更是因为在他的“美国世纪”蓝图中，中国占据着极为重要的位置。美国作家彼得·兰德（PeterRand）曾这样叙述抗战期间卢斯与中国的关系：
被卢斯视为美国帝国投资战后宝库的地区之一，就是一个解放了的亚洲，而亚洲的关键主角又是中国。他了解外国资本如何控制中国资源，因为他在那里长大时，中国还仍然被那些列强所掠夺。和斯大林一样，卢斯认识到存在一个强大统一的中国的价值，同时，他还和斯大林一样，认为能使中国强大起来的最好人选是蒋介石。
到1941年他访问重庆时，卢斯已通过援华基金会向蒋介石大量投资。他个人向由八个慈善机构组成的这一中国基金组织投资了六万美元，以表示他对该组织的全力支持。他说服国际大亨们……参加援华基金会。他还向《时代》的订户发出个人吁请，从他们那里募集到二十五万多美元。这是一个开始。援华基金会变为一个担负广泛使命的基金会，该组织认为，一个自由的、基督教的中国，作为日本和共产主义暴政的一个敌人，在美国世纪应占据一席之地。（《走进中国》，第245页）
此刻，卢斯走下飞机，从珊瑚坝跨过江水，再沿陡峭石阶攀越而上。白修德后来向一位朋友这样解释说：“中国政府将卢斯看做‘像水电站、金矿或者富饶的河谷那样的巨大自然资源，代表着他们所期望的东西’。卢斯的中国之行是一次愉快的返家；一个信奉基督教的政府——曾经是他的传教士父亲在本世纪初的梦想——正在领导中国。现在，这个政府向西方世界中最伟大的一位朋友致敬。”（参见《新闻与幻象》，第64页）
卢斯走进了重庆。他的理念与偏爱，将左右《时代》关于中国的报道，也将深刻地影响他对中国局势的判断。环绕他的，不再是那一个“有着纯粹想象的孩子的梦”了。
二 传奇
卢斯的这一次中国之行，历时十三天，他们夫妇被特地安排住在城里宋霭龄与孔祥熙的家中。
作为传教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