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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有一种压倒性意见，似乎认为是否打败日本，关系并不重要，而希特勒才是我们首先要关注的。这与事实完全不符，而且，允许日本继续下去也不符合盟国的整体利益。……”她的这番话，颇受赞美，赢得热烈掌声。
接着，她警告说：“我们不要忘记日本如今占领的地区，可供她使用的资源远远超过了德国……”
“根据五年半来我的亲身经历，我们中国坚信，更聪明的做法，不是耻辱地接受失败，而是光荣地承担风险。”她说完这番话，聆听者们忘情地大声喝彩。
当她结束演讲时，那些常常不露声色的家伙们也被感动了。一位议员哽咽地说：“感谢上帝，我从未见过这种场面，蒋夫人简直让我落泪了。”（《时代》，1943年3月1日）
“我从未见过这种场面，蒋夫人简直让我落泪了”——过去常看到一些文章以这句话来描述宋美龄的演讲，如何令美国议员感动得落泪，如今我在《时代》的这一报道中找到了出处。
在议员们为之倾倒之后，华盛顿的各国记者们也为之倾倒了。这一次，让他们叹服的不是宋美龄的恭维技巧，而是宋美龄表现出的机智。地点：白宫，罗斯福总统的书房。
与三个月前备受冷落后才应邀走进白宫的熊式辉相比，宋美龄这一次走进白宫俨然一位贵宾。罗斯福夫妇特地与她一起在白宫举行联合记者招待会，继日前的国会轰动之后，高潮再起。
详尽报道宋美龄在美国国会的演讲和白宫记者招待会，使1943年3月1日出版的这期《时代》，几乎成了宋美龄的专号。她是封面人物，选用她的一幅肖像画。她身着中式服装，露出来的领口，镶嵌着白色花边，身后背景是中国花鸟画。美丽、典雅而又透出沉着——封面肖像流溢出的这些特质，显然是《时代》刻意表现的内容。
与以往出现的中国封面人物不同，除了专门的“封面人物报道”详细介绍宋美龄的国会演讲和她的经历外，在“战争中的美国”专栏中的“总统活动”报道中，宋美龄也是一个主角。《时代》以四分之一的版面，配发了一幅罗斯福夫妇与宋美龄三人的合影。宋美龄手持鲜花站在中央，身患残疾的罗斯福坐在右边，高大的罗斯福夫人站在左边。图片的说明写道：“蒋介石夫人和主人夫妇——她是一种不同类型的特使”。
《在朋友中间……》——《时代》用这个标题报道宋美龄在白宫的活动。为了不影响现场叙述的连贯性，使读者对此有一个完整的了解，谨破例将全文转引如下：
蒋介石夫人恭敬地坐在总统大转椅的边沿上，像一位第一次看演出的小姑娘。身子前倾时，她的露出来的脚趾才刚好能碰到地板。她的左边，坐着富兰克林·罗斯福，他手持雪茄，轻松地坐在一张超大规格的椅子上。她的右边，坐着艾伦诺·罗斯福，她不自然地直着腰，一只手放在蒋夫人的椅子上，像是在保护她的样子。
一百七十二名记者云集在这个椭圆型书房里（其中有二十三名采访过罗斯福在卡萨布兰卡会谈举行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兴致勃勃地期待看到一场精彩表演，一次高规格的政治戏剧。他们中的许多人，对蒋夫人日前在议会发表的流利酣畅的演讲颇感佩服。
罗斯福这位出席过上百次记者招待会的主角，如同一个溺爱的叔叔介绍他的美丽侄女，营造出这样的气氛。他说，蒋夫人是一位“与许多人非常不同的特使”；他请记者提一些“非刁难性的问题”。蒋夫人一直用指头摩挲着文件夹。只有那些站在最前排的记者，在她站起来的时候才能看清楚她的长黑旗袍上，别着中国空军的珠宝徽章。她说，她在中国时从不害怕到前线视察，但此刻看到这么多的铅笔在笔记本和复写纸上挥舞，她却有些害怕了。“但我从你们的脸上看到闪烁着微笑，因此我感觉如同身处在朋友中间。”记者们为之叫好。她此刻在他们的掌握之中。
蒋夫人站起来回答每一个问题。回答完毕后再坐下。
问题。有报道称中国没有完全投入兵力，这是真的吗？蒋夫人显得有些不快。她说：中国正根据现有的军备物资而动用兵力。总统已经说过，中国需要的是更多的军备物资。中国已经培训了飞行员，但她没有足够的飞机和燃油。
她怎样得到这些？蒋夫人恭敬地转向罗斯福。他已经解决过诸多难题，度过那么多的危机，她觉得她可以放心地把这个问题留给他回答。
记者们笑着看到她如此漂亮干脆地将球传给了罗斯福。总统毫不示弱，拣起球，继续跑——跑得很辛苦。他说，向中国提供飞机和军用物资极为困难，但美国正努力工作，将它们送去。总统补充说，如果他是中国政府的一员，肯定会问：那么何时运到，为什么不能更多一些？作为美国政府的一员，他只能这样回答：上帝要我们多快我们就多快。总统满意地坐回椅子。
接下来又问蒋夫人。她有什么建议使美国对中国的援助能够更快？她站起来，笔直注视前方，然后转向总统。他刚刚说过，上帝希望多快就有多快，但她记得，上帝帮助那些自己帮助自己的人。
一个“非刁难性的问题”，漂亮地变成了“刁难”。罗斯福对记者们微微一笑。他突然想到可能还有纯粹国内事务需要回答，便赶紧安排他们提问。一些记者开始陆续退席，他们还拥挤着要看看中国的第一夫人。
专栏作家Raymond Clapper显然惊奇于这一表演。他说：“有一天他们也许会让Hayes来扮演其中角色，但她绝对不会像蒋夫人在现实生活中表演得如此精彩无比。”（《时代》，1943年3月1日）
对于宋美龄来说，在华盛顿的成功的“外交秀”，很大程度上归于她的个人魅力的展现。但对于罗斯福来说，他之所以高度重视宋美龄的访问，其动机和用意却另有他的更深层次的战略考虑。即，他在借对一次“不同类型的特使”的私人访问的重视，来达到他在1942年、1943年期间所致力的目标——提高中国的“大国”地位。美国学者邹谠所写《美国在中国的失败》一书，对这一历史背景有较为清晰的论述，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当时中美关系春暖花开的景象。邹谠写道：
美国一参加太平洋战争，它的官员就开始反复提醒盟国把中国当作大国的重要性，并向中国保证归还它失去的领土。
在最后以《联合国宣言》问世的文件的初稿中，中国的名字与苏联的名字一道没有按字母顺序排列，而是被抽出来，在国家名单的最后与美国和联合王国列在一起。事情本身是微不足道的，但它却说明了华盛顿的情绪。
1943年3月，在艾登访问华盛顿期间，赫尔在他面前批评了丘吉尔，说丘吉尔在一次讲话中没有提到中国是大国之一是个严重错误。那时罗斯福总统和萨姆纳·韦尔斯副国务卿与艾登讨论战后成立联合国的问题当中，他们已经建议“（国际组织）的真正决策应由美国、英国、俄国和中国作出。”这几国才是共同管理世界的大国。
1943年10月，苏联在莫斯科反对中国参加《四国宣言》，赫尔暗示苏联，如果排除中国参加《宣言》将导致中国的士气低落，那么美国政府为稳定太平洋日益恶化的政治、军事局势，将对《宣言》进行“各种各样”必要的“调整”。结果赫尔战胜了苏联人。作为《莫斯科四国宣言》的正式的最早签署国之一，作为保证成立“一个普遍的国际性的组织”的四大国之一，中国在世界事务中获得了另一个进展，使它向四大国的地位又迈进了一步。1943年12月1日的《开罗宣言》重申了卡萨布兰卡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原则。中国得到了一个庄严的保证，它将得以收复自1895年以来被日本侵占的所有领土。（《美国在中国的失败》，第53…54页）
罗斯福的努力，对于备受列强凌辱的中国来说，这是从未有过的提高其国际地位的机会；而对蒋介石、宋美龄个人来说，他们第一次有了更为广阔的世界外交的活动舞台。宋美龄的美国之行是一次成功的热身。半年多之后，蒋介石与宋美龄应邀出席1943年10月在开罗举行的中美英三国领导人会议，将中国走向“大国”的这一行程推到了最高峰。
开罗会议期间，蒋介石终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