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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晓光原本是要报考北京大学，但那一年气象专业不招生，只招地震和空间物理这两个专业。“我一想，我天气还报不准呢，还去预报地震？算了吧。就这么着，我决定报考南京气象学院。”但实际上，谭晓光在南京只读了一年。因为他的夫人要生孩子，根据当时的政策，为了照顾77级学生的家庭困难，国家允许这一级的学生转到离家近的大学读书，就这样，他转到了北大78级。
两所学校完全不同的两种风格，给谭晓光非常深刻的印象。南京气象学院管得严，许多纯理工类院校都有这样风格，像半个军事院校。南京气象学院的传统是“两操一锻炼”，“两操”是指“早操”和“课间操”，这是大家必须参加的，早操的内容是跑步，课间操的主题是“广播体操”。那个时候，是为祖国锻炼身体，没有好的身体，怎么可以忘我地学习和工作呢？所以，南京气象学院给了谭晓光一种全新的锻炼，一种井然有序的规律性的集体生活的训练。那是一种朝气蓬勃、只争朝夕的生活方式。
接着第二年，谭晓光转学到了北大，第一件让他高兴的事就是他可以睡懒觉了。在北大，一切都是自由的，没有人要求你必须做什么，而且在这里，几乎每个星期都有几场讲座，思想非常活跃。谭晓光在这里不仅系统地学习了当时最先进的气象知识，而且受到了强烈的人文主义感染，这些感染对于一个执迷于科学的年轻人来说，是有好处的。谭晓光记得当时他像一块吸水的海绵一样，从他的环境中汲取着一切令他着迷的知识。他喜欢各类讲座，甚至听过电影学院的著名导演讲电影。那拨北大同学，除了出国的，好几个全是如今各大气象台的台长。开学术会议，大家坐到一起，和开班会似的。在八十年代，有一首著名的通俗歌曲，叫《光荣属于八十年代的新一辈》，其中有两句是这样写的：再过二十年，我们再相会，荡起小船儿，暖风轻轻吹，花儿香鸟儿鸣，春光惹人醉……光荣属于八十年代的新一辈。不知道谭晓光和他的同学相聚北大百年校庆的时候，是不是感到这种“光荣”与“骄傲”？
在北京大学的四年，谭晓光几乎没有感到学习压力，因为他在“文革”期间以至后来的观测员生活中，从来没有扔掉书本。他一直在学习各种气象课程，因此，大学上得很轻松，好多东西老师还没有讲，他就已经知道了。他把更多的精力放到自己感兴趣的数学上，而这在很多年后，当他主持“利用常规资料做短时预报的自动化系统”研制时，起到了潜移默化的基础作用。不知道是谁说过这样一句话：“一个人在一生中至少应该做一件十年以后才用得上的事情。”这个人真是智慧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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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晓光把自己描述成一个性格上随波逐流的人，所以他认为自己的一生既没有什么后悔的也没有什么庆幸的。在大学时代，他曾当过地球物理系的学生会主席（气象专业属于地球物理系）。他自己解释说：“当时学生特别注重学习，没有人愿意做学生干部。我想我是共产党员，都不愿意干那我就来干吧！那不能证明我有什么领导才能，最多就证明我这个人人缘好。再说，我不是学习上也没有那么吃力吗？”
其实，许多了解谭晓光的人都说：“谭晓光那才是真正的科研人员，他最关注的是他的专业领域，而至于其他的事情，他很少去注意。所谓名啊利啊，吃亏啊占便宜啊，他都不放在心上。性格随和，从来没有见过他发大脾气，不像有的专家，本事不大，脾气特大。你请教谭晓光一个问题，他从来不会因为这个问题幼稚，或者耽误时间，就敷衍了事。他总是很仔细，很有耐心，只要是他的专业，他一定很认真地对待。”
科研工作者就是白领工人
北京的市民都记得有一年冬天，一场不期而至的雪造成了整个北京交通瘫痪。几乎是一夜之间，北京人知道了“气象服务”的重要性——而事实上，那一场雪的位置稍微偏一点，降到郊区，就一点事情都没有了，正好给冬季农作物盖上一层棉被。但是，偏偏落在城里！如果那天北京的地面温度再稍微高一点点，那么也不会有太大问题，但偏偏就那么合适结冰。于是一场城市“白色恐怖”在没有任何预警的情况下袭来，人们在这个时候想起了气象部门——为什么没有预报出来？
一位好开玩笑的网络写手说，全世界有两个职业是最痛苦的：一个是气象，一个是地震，一旦被人注意，准是出事儿了。你预报准确一万次一百万次一千万次，都没有人记
得，但只要有一次明显的失误，马上成为众矢之的。
谭晓光从事的正是这样一份职业，他是一个和天气打交道的人，他是一个想掌握风云变幻的奥秘的人。一些年轻人在了解他的工作以后，会说：“哎呀，一点儿都不浪漫。”他总是很坚持说：“其实挺有意思的，如果你能预报准确，那种成就感挺让人满足的。”
谭晓光大学毕业后，在北京气象台做过几年天气预报员。说起那段时光，仿佛就像是昨天。
“我们做的是短期预报员，也就是今天报明天的天气。一般气象台把预报员分为主班预报员和副班预报员，这是轮流值班的，今天你主班，过两天你就是副班，每个预报员都有机会。但无论是主班预报员还是副班预报员，都要自己处理数据，自己计算，最后开个会，这叫会商，得出明天天气什么样的结论。有的时候主班预报员和副班预报员会发生争执，谁也说服不了谁，那么预报主班说了算，因为最后是他签字他负责，不能说让他听了你的，结果报错了让他负责，那不合适。有的大气象台还会有领班预报员，由经验丰富的预报员担任，是固定的，他来协调预报员之间的工作，有的时候，就由领班预报员做决定。如果预报员之间争论得特别厉害，或者遇到重大天气、重大灾害、重大政治活动，那么要领导签字，到底明天天气如何报，这个预报由领导决定，将来有问题，不再追究预报员的责任，最后要由签字的领导负责。”说起预报员的生活，谭晓光熟悉得不能再熟悉。
也许从事这个职业的最大好处就在于——无论你是领导还是普通预报员，对你业务水平的衡量非常简单直接——看你是否能报得准，或者你的预报准确率有多高。因为预报员之间无论最后谁听谁的，但在会商的时候都会有登记，这个登记是按照个人的原始意见来登记，谁是什么样的意见，就是什么样的意见，然后，无论你头一天争执得多么厉害，只要过一个晚上，24小时之内，老天爷就公布了正确答案。老天爷并不唯利是图，天道酬勤，只有那些始终勤恳始终努力上进的人，才能被老天爷赏识——预报准确！对于一个有事业心的预报员来说，这就是最大奖赏。
谭晓光在北京气象台做了三年预报员，那三年对于他来说，充满了各种乐趣——他一旦报了下雨，就开始盼着下雨。按道理，他连续值班24小时，下了班正是要休息睡觉的时候，可是他却无端地盼雨，盼啊盼啊。如果报的是夜间有雨，那么更有意思，往往是已经睡着了，但就因为一个很小很小的雨点，他一下子就能醒来——不管睡多熟，只要一下雨，马上就醒了。醒来以后高兴啊，那种高兴比猜中体彩号码还厉害。
如果预报错了，明明说有雨，结果是一个大晴天，或者明明说转晴，偏偏下了一场大暴雨，那可是闲不住了。原本值一个24小时班，要休两天，但要是报错了，这两天就全泡汤了，或者至少是歇不踏实了一一头一天用来跟老天爷对答案，如果没对上，第二天一早就要跑到单位，头天的天气图就得拿出来琢磨。实际上，这种错，换一个事业心不强的预报员根本无所谓，谁也不能保证永远正确啊。再说，当时我们的气象手段是多么有限？主要是依据观测员提供的地面观测，另外一个手段是高空观测，主要是放气球，每天放两次，这样可以看高层的气象要素。不过，谭晓光从来不给自己任何借口，他一直在力求每一次的准确度。
谭晓光大学毕业以后，主要搞的全是24小时至48小时的短期预报。但很快，他就为自己定了新的方向——三年以后，谭晓光调入气象科学研究所，即现在的中国气象局北京城市气象研究所，他把最初的重点设在“短时预报”上，即在更短的时间内做更准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