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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痴》中的梅思金公爵，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第一个“新人”形象，“一个绝对美好的人物”、“美的理想”（此后还有阿辽沙、佐西玛长老等）。然而，梅思金在伊波里特的反驳面前（阿辽沙在伊凡的反驳面前）显得那样软弱无力。反驳者执著于生活的虚妄和荒谬本身，而被反驳者则关注着在这种
虚妄和荒谬面前，人们如果无根基、无着落、无信仰，就不能生存的结果。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新人”瘫痪无力和绝望无助的状况，来自现实生活境遇中强有力的事实。伊波里特和伊凡的演说，时时扣紧此时此地的生活本身。这种反驳是“信仰”和“爱”的劲敌。
这使我们想到《新约》福音书中，基督在各地受刑时的情景。被捕之夜，在客西马尼，基督焦虑、恐慌、汗流如大血点。被钉上十字架后，与他同钉在一起的另两名犯人都戏弄、嘲笑并诘难他——能显奇迹的，你为何被蒙眼后不知道谁在唾你？为什么不能把另两名犯人解救出来？耶稣无言以对，只是让自己钉死在十字架上来启示“真理”。梅思金和阿辽沙的确像是基督的化身。并且，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这些形象的反讽意义也是十分清楚的。他说：“……难道我的荒诞的《白痴》不是现实、而且是最平凡的现实！正是现在，才必然在我们脱离了根基的社会阶层中产生这样的人物，这类社会阶层才真正荒诞了。”也就是说，社会中没有神圣者的位置，这才是真正的荒诞，而不是梅思金的荒诞。我们可以看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这位病态的主人公身上，倾注了多少心血，寄托了多少理想。傻子、疯癫者，作为俄罗斯民间理想的化身，正是对当代精明、理性的资产阶级的回应。
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期中篇小说《一个荒唐人的梦》，描写了一个“黄金世界”，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天真无邪的儿童世界的追忆。那里的人像儿童一样纯洁、相爱，没有善与恶的区别。这正是一个只有爱而缺少生命力意志的梅思金群体。陀思妥耶夫斯基宣告，必须离开这个世界，返回到苦难的大地上。在苦难的大地上，“主要是，必须像爱自己一样去爱别人，这才是要害，这才是关键”。这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所信仰的爱，它不是指向过去或未来，而是执著于当下现在的永恒：一切意义就在瞬间的境遇中，哪里有罪恶哪里就有地狱，哪里有苦难哪里就有拯救。我也可以反过来说：哪里有罪恶哪里就有罪犯和赌徒，哪里有苦难哪里就有羊癫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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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珊·桑塔格认为，肺结核是一种典型的19世纪的疾病，就像癌症是20世纪的典型疾病一样（《疾病的隐喻》，上海译文出版社）。癌症是一种理性主义的疾病，肺结核是一种浪漫主义疾病，这种病症比社会思潮要滞后几十年。19世纪的妇人和少女就经常患上结核病，面颊潮红，动辄晕倒在男性的手臂上。还有一些有女性一样的敏感气质的男性（别林斯基好像也是死于肺结核）。这种病在当时无异于是判了死刑。在盘尼西林出现之前，他们唯一的办法就是放血，或者到瑞士山区的温泉去疗养。托马斯·曼的小说《魔山》中，就描写一大群结核病人在瑞士山区温泉疗养的情景。奇怪的是，陀斯妥耶夫斯基这样一个敏感的人，竟然没有患上结核病，而是患上了羊癫风。这暗示着其精神结构有别于19世纪的人。
结核病无疑是一种浪漫主义疾病。它没有18世纪“浪漫主义”的优雅风度，而是与19世纪平民革命家的激情和狂热相关，与街垒战、密谋家、广场演讲相关。结核病患者双额的红晕是一种象征，它既是一种病变形式，也是一种时代精神印记。面颊的红晕是激情（抒情）的外显形式，也是羞涩的独特印记。20世纪的现代主义没有这种害羞的特征，现代主义甚至有点“厚颜无耻”，破罐子破摔的味道。
陀思妥耶夫斯基没有患上19世纪最时髦的疾病（肺结核），而是患上了一种最古老的疾病——羊癫风（癫痫症）。古罗马的老普林尼在《自然史》中探讨了治疗羊癫风的方法，认为具有巫术色彩的懈寄生可以治疗羊癫风。事实上陀思妥耶夫斯基从来没有治疗过他的病，而是任其自然，仿佛对待一个来自上天的恩典。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彼得堡文学界曾经遭到各种嘲弄，包括嘲笑他的腼腆、紧张、胡言乱语、狂妄，各种举止，但从没有人嘲笑过他的羊癫风，因为这是世俗生活逻辑之外的问题。
真正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羊癫风治好的不是别人，而是他的妻子安娜。安娜的女性魅力、温顺和屈从，释放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全部能量。安娜甚至帮助陀思妥耶夫斯基开始经营自己的书籍出版和销售工作，挣钱还清了债务，过上了平静的家庭生活。安娜还让陀思妥耶夫斯基当上了父亲。当我们读到长篇小说《少年》等后期作品，还有《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少年阿辽沙形象的时候，我们无疑看到了一种最温柔的、平静的、正常的父亲之爱。羊癫风和赌徒是不能当父亲的。
在安娜的爱和帮助下，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一次回到了19世纪，成了一名标准而著名的19世纪彼得堡公民。他因此得到了更多的荣誉，得到了来自皇宫的恩宠。他出席各种贵族文学沙龙，在那里朗诵自己的小说片断，博得了许多掌声。他迷恋于政论写作。不过不是以西欧派平民知识分子的身份，而是以斯拉夫派保守知识分子形象出现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生前最辉煌的时刻来了。1880年6月6日，他从彼得堡赶往莫斯科参加普希金纪念碑的揭幕典礼，并发表了著名的演讲：《纪念我们最伟大的诗人和伟大的俄国人》。他的演讲跟屠格涅夫的演讲格调不合。在随后3天的庆祝活动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成了人们关注的中心。他在演讲中号召人们——“克制自己吧，骄傲的人们，克制自已的骄傲；克制自己吧，无所事事的人，首先要在自己家乡的土地上去辛勤劳动。”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俄国的革命知识分子已经走进死胡同，他们只有“谦恭地同普通人民交往”，才能找到出路。民主主义阵营的批评家们反驳道，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最高理想就是脱离当前俄国生活实际的，他所宣扬的“世界大同”和道德自律原则，带有抽象性。他在演说中提倡的道德自我完善，完全掩盖了产生俄国人民“漂泊流浪生活”的现实政治原因。
无论如何，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羊癫风和赌博狂都痊愈了，他越来越像一位正常的人，一位19世纪的人，一位公众艺术家。因此，19世纪的病毒就会攻击他的肺部。他那曾经脆弱无比的脑部神经已经形成了强大的抗体。但是，一种新的19世纪的疾病却在他的肺部生长起来了，不过他患上的不是浪漫主义疾病——肺结核，而是一种在强大剪切力压迫下产生的老年疾病——肺气肿。一年之后，他死于这种毫无个性和时代特征的疾病。但“文学羊癫风”并没有终结，它像风一样四处飞扬。
19世纪的俄罗斯，文学家和革命家几乎是同义词（像赫尔岑、涅克拉索夫、车尔尼雪夫斯基、普列汉诺夫、托洛茨基、索尔仁尼琴等）。革命变成了抒情诗，抒情诗变成了燃烧弹，整个民族都像“羊癫风”一样，在创造（文学）和毁灭（革命）的交替之中，时而昏厥，时而抽搐，时而异常清醒。近200年来，这种抽搐就像一股暗流，在社会的最深层涌动不已，并波及到政治、宗教、文学、艺术和个人存在方式各个领域。
陀思妥耶夫斯基尽管比那些革命文学家更复杂，但也依然带有那种狂热的特征。社会的抽搐、精神的抽搐、个人肉体的抽搐，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精神结构和小说形式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陀思妥耶夫斯基既是天才的文学家、虔诚的信徒，还是一个温柔而心细的恋人，但他更是理性社会的异数——病人（羊癫风患者），疯子（狂躁症患者），赌徒（一生嗜赌），罪犯（流放西伯利亚的政治犯）。他不可能成为一个合格的资产阶级市民，银行家，CEO。正因为如此，他一直是20世纪资产阶级理性笼罩的世界中的一丝文学光亮。他和尼采一起，成为19世纪人类最伟大的病人。他们都试图用自己的疯癫和病态，救赎那些貌似健康的人。
诗二首
■ 西 渡
露天煤矿
——为宝卿而作
曾经有伟大的心愿
被砸埋在地下，仿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