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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鸟儿们为什么对生活如此厌倦。它们应该到另一个地方，它们有选择的权利和选择的能力。它们是自由的，它们可以放弃可以向往，它们有翅膀，它们会飞。可我只能坐在窗前，从一页页书中窥视自己的影子，我惊愕地发现，我的快乐和幸福已越来越少。这一点，与我们所处的世界竟然如此相似，差不多是不谋而合。
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文学羊癫风
■ 张 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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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1年一位天才的“病人”诞生在莫斯科一家医院的家属宿舍，他就是著名的“文学羊癫风”患者陀思妥耶夫斯基。
陀恩妥耶夫斯基的肉体羊癫风究竟始于何时，已不可考。作家的女儿和弗洛伊德都认为是受到父亲之死（他父亲被农庄的农奴打死）的刺激而引起的，有人认为是在绞刑架前吓出来的（对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成员执行死刑时，有一位当场疯癫，还有一位满头白发突然变黑，但没有关于陀氏昏厥的记载），还有人说是在西伯利亚服苦役时引发的。史料记载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羊癫风第一次发作，是在工程兵学校读书的时候。当时他出席一个彼得堡上流社会的家庭舞会，有人将他引见给一位贵族少妇，彼得堡著名的大美人谢尼亚维娜，他被她的美貌所震惊，当场昏厥。（见马·斯洛宁《癫狂的爱——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三次爱情》，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年版，第15页，格罗斯曼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传》中说是《穷人》发表之后的事情，存疑）。当时他才19岁。这样的年龄，在异性面前羞涩、紧张、脸红、不知所措，都是常见的。但用昏厥的形式来表达他对美丽的异性的反应，是很罕见的。“爱”，以这样一种荒唐的形式表现出来，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众不同的地方。我不懂羊癫风的病理学机制，但我们可以猜测，一方面是对美的形式极其敏感而强烈的感受力，另一方面是社会机制的压抑。这造成了他神经中枢的紊乱，并出现了高度“意念障碍”。
当涅克拉索夫读到《穷人》之后欣喜若狂，凌晨迫不及待地敲开了作家出租屋的门，热情地拥抱他，还到处叫嚷：“新的果戈理出现了！”别林斯基也从一种急功近利的文学社会学的角度给予《穷人》高度的评价，认为作者将爱心给了底层受苦的人。彼得堡文学界一阵狂喜，那种震惊效果，只能用羊癫风发作来形容。但陀思妥耶夫斯基并不理睬这些，他与彼得堡文学界的人格格不入（屠格涅夫称他为“文学界的新粉刺”）。忧郁症发作刺激了戈略德金形象的产生，陀思妥耶夫斯基写出了《双重人格》这样一个精神分裂的故事，遭到了批评。别林斯基认为他过于迷恋文学形式，而轻视了文学的社会效果。只有杜波罗留博夫多年之后才分析了《双重人格》的社会意义，认为戈略德金的精神分裂是有其社会根源的，陀氏直到晚年还依然肯定这部小说的意义。
看来个人意义上的肉体羊癫风，与社会意义上的文学羊颠风之间，是要有一些条件的。必须要有清晰的形式（比如抒情和控诉，这是引起进一步癫狂的“前戏”），才能触动社会和文学的神经。直接用癫狂的叙事形式是无效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却一直坚持通过文学结构来舒缓个人的精神结构。《白痴》、《地下室手记》等小说，都带有羊颠风式的结构。《地下室手记》在结构上完全不均衡，断裂成上下两部，上半部就是发疯，就是昏厥，就是梦呓，是一种跟理性社会格格不入的病态的抽搐。下半部《潮湿的雪》才回到一种与早期小说风格接近的情境之中，出现了恐惧、悲伤、忏悔、赎罪的基调。这完全就是现实生活中羊癫风发作体现出来的结构方式。《白痴》的前半部分的叙事时间几乎是中止的，这是典型的羊癫风初期出现的记忆障碍，直到娜斯塔谢出走，叙事才开始流动起来。这种结构曾经让苏联的电影导演束手无策。电影《白痴》拍到小说的三分之一处就中止了。但这种不均衡、非常态的叙事结构，的确惊心动魄，扣人心弦。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学社会学所能解释的，必须让精神分析学中压抑机制或者释梦理论介入。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彼得堡文学圈里是压抑的，他在别林斯基、涅克拉索夫、屠格涅夫面前感到压抑，于是疏远了他们。但在纯革命家彼得拉舍夫斯基的读书小组里，他的压抑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释放。他因此被判处死刑，后改判为流放。这是沙皇一个错误的判断。他的热情是建立在一种对“黄金时代”的幻想基础上的，他后来的信仰同样是这种幻想的结果。这种梦幻的形式以一种叙事结构出现在他的作品之中。而在现实层面，他热情洋溢的演说极富鼓动性，就像他日后在宫廷贵族文学沙龙上的朗诵、涅克拉索夫葬礼上的演讲、普希金纪念碑揭幕典礼上的演讲一样，迷倒了千万贵妇和青年。他那种歇斯底里的言词和激情，仿佛天启，实际上是一种肉体能量的超常宣泄。因为他不信仰革命，只信仰末日审判。他害怕死亡。他曾经在预感到羊癫风即将发作的时候，在桌上留言：“请在发病后5天埋葬我。”他担心他倒地假死的时候被人活埋了。这与革命者的大无畏精神格格不入。
2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爱情小说，都是在他没有恋爱的时候写下的爱的梦呓（小说《白夜》就是代表）。那种极其纯情的，像“白夜”一样苍白的情感，就像对爱的能量的一种缓慢释放，肉体的激情转化为一股精神的溪流，在幻想的爱的花园里流淌。但他现实生活中的爱情方式，却有着羊癫风发作时的结构——压抑、疯狂、昏厥、哭泣、忏悔、悲伤。他一生有过三次狂热的恋爱和两次婚姻。第一次是爱上了彼得堡的著名“文学外交家”巴塔耶夫的妻子巴塔耶娃，当时他25岁，还没有主动出击的勇气。他把这种单相思变成了他早期小说叙事中一种情绪稳定的爱情故事。这次爱情结束了之后，他就加入了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
第二次恋爱发生在流放期间。当时他离开了西伯利亚苦役营，到南部一个边防部队当兵，在那里认识了有夫之妇玛利亚，疯狂地爱上了她。玛利亚随夫搬到离陀斯妥耶夫斯基营地几百公里的地方去了，但不久就成了寡妇。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直疯狂地追求玛利亚，玛利亚一直不表态，陀氏每3个月就发一次羊癫风。玛利亚开始是因为自己的儿子帕沙，不愿接受陀氏的爱情，后来她又爱上了当地一位小学教员。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两地来回穿梭，羊癫风经常发作。经过3年的疯癫，终于在1857年与玛利亚结婚。婚后羊癫风发作次数减少，两个人的关系开始冷却。1859年他获准返回俄罗斯的欧洲部分，1861年回彼得堡，期间出现了结束流放后的第一次创作高峰，写了《死屋手记》、《舅舅的梦》、《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等名篇。这时与玛利亚关系恶化，与此同时认识了具有女权意识的年轻姑娘，后来成为激进分子的苏斯洛娃。
与苏斯洛娃恋爱（第三次）期间，陀思妥耶夫斯基除了一些写作笔记之外，几乎没有写什么大作品。他将全部的激情倾注在对苏斯洛娃的狂热追求中。两人在欧洲旅行期间，经常发生争执。苏斯洛娃在旅行中，一边拒绝陀思妥耶夫斯基，一边在巴黎文学界过着混乱的生活。她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及时跟玛利亚离婚而娶她，是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这位任性的女人不断折磨陀思妥耶夫斯基，奇怪的是，他的羊癫风并没有经常发作。史料记载，他在欧洲开始了疯狂的赌博，玛利亚重病濒死的消息将他召回了俄国。苏斯洛娃由于厌恶欧洲的资产阶级生活，厌恶那些没有精神深度的实用主义生活，不久也回到了俄国，嫁给了一位年轻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崇拜者，著名作家罗扎诺夫。
玛利亚死后，他的大哥也逝世了。家里债务累累，他还要养活玛利亚带来的儿子帕沙，大嫂和三个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