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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就是李笠对标点符号及分行的不在意，也显示了翻译中的轻率。标点符号和分行是一首诗结构中的组成部分，其重要程度正如榫之于桌子、椽之于屋顶一样。特别是分行，由于中文和西文语法结构的巨大差别，虽然很难一一对应，但要尽量相伴相随，以便让读者体会其结构的妙处。
尽管如此，和董继平的译本相比，李笠的译本可算得上乘了。只要扫一眼董译本那其长无比的句式就够了。仅举最后一段为例：在这里，笼罩在斋戒中，是那些从前被欢笑的畜群包围的人，／但这些人很久以前就把自己远远带到树行上的草地。／人们摇晃的桌子。／看看外面吧，看见黑暗怎样剧烈地焚烧整整一条灵魂的星系。／于是乘着你的火焰之车上升吧，离开这个国度！这是诗歌吗？这是托马斯的诗歌吗？这风格不正与托马斯那凝练的创作原则背道而驰吗？再来看看其中的错误。第一句明明是单数，那守斋的人即果戈理本人。而第二句由此导致了个更大的错误，把畜生当成人：但这些人很久以前就把自己远远带到树行上的草地（而它们早就去往树线以上的远方）。人们摇晃的桌子，则是和李笠犯了类似的错误。看看外面吧，看见黑暗怎样剧烈地焚烧整整一条灵魂的星系（看外边，黑暗怎样焊住灵魂的银河），剧烈地焚烧其实就是焊住，一个关键词的误用就完全废了这神来之笔。最后一句应为乘上，而非乘……上升，这有本质的区别。由于篇幅所限，在此就不多费笔墨了。
言归正传。《果戈理》是托马斯的最早期的作品之一，收入他的第一部诗集《诗十七首》（1954年）。果戈理是俄国十九世纪最重要的作家之一，其代表作有长篇小说《死魂灵》、喜剧《钦差大臣》等。其生平有几个重要因素与此诗有关，其一，他出生在乌克兰一个地主家庭，在乡下长大。其二，父亲早逝，他离家去彼得堡谋生，结识了普希金等人，彼得堡成为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城市。其三，他一生贫困，终身未娶，死时年仅四十三岁。临终前，他被一个神父所控制，听其旨意烧掉《死魂灵》第二卷手稿；并在封斋期守斋，极少进食，尽量不睡觉以免做梦。守斋致使他大病而终。
外套破旧得像狼群。／面孔像大理石片。／坐在书信的树林里，那树林／因轻蔑和错误沙沙响，／心飘动像一张纸穿过冷漠的／走廊。我在教书时，一个美国学生指出，由于外套这个词也有书封套的意思，故此诗是从一本书开始的。我认为有道理。从他的阅读切人点出发，面孔像大理石片（扉页肖像）、坐在书信的树林、心飘动像一张纸变得顺理成章。是的，这首诗正是从阅读果戈理开始的，一种由表及里的阅读。最后一句非常奇特，心飘动像一张纸，即写作；而走廊用的是复数，令人想到迷宫，显然指的是写作中的迷失。
第二段充满了自然意象，是对果戈理在乡下的童年生活的回顾：此刻，落日像狐狸潜入这国度，／转瞬间点燃青草。／空中充满犄角和蹄子，下面／那马车像影子滑过我父亲／亮着灯的院子。落日像狐狸潜入这国度使整个画面变得生动，由未被说出的火红的颜色点燃青草，而空中充满犄角和蹄子显然是点燃的结果，似乎是烟在孩子眼中的幻象，那马车像影子滑过我父亲／亮着灯的院子。在这里，马车代表出走的愿望，和结尾处快乘上你的火焰马车离开这国度相呼应。
彼得堡和毁灭在同一纬度／（你看见倾斜的塔中的美人了吗）／在冰封的居民区像海蜇漂浮／那披斗篷的穷汉。与第二段的明亮的梦幻基调形成对比，第三段由沉重阴郁的都市意象组成，显然和果戈理在彼得堡的生活有关。仅一句代表了另一个世界的幻象：（你看见倾斜的塔中的美人了吗），用括号以示和现实的区别。彼得堡和毁灭在同一纬度是妙句，其妙首先妙在结构上，在起承转合上节外生枝，让人警醒；再就是妙在其独特的隐喻效果，把一个城市和毁灭这样的抽象名词用纬度并置，让地理历史及个人命运压缩在一起，使这隐喻变得非常之重。
最后一段把全诗推向高潮：这里，那守斋人曾被欢笑的牲口包围，／而它们早就去往树线以上的远方。果戈理临终前守斋，成为注脚。欢笑的牲口作为童年的伙伴，已经永远消失。树线其实是生命之线，而树线以上的远方暗指死亡。人类摇晃的桌子，是典型的托马斯式的警句风格——稳准狠，既突然又合理，像炼丹术一
般。我们人类的桌子，难道不是在摇晃吗？看外边，黑暗怎样焊住灵魂的银河，依我看，是这首诗中最妙的一句。如果只是灵魂的银河并没有什么，但黑暗和焊住一下激活了它。那种窒息感（即人类的精神困境），却用如此辉煌的意象照亮，想想看，这个意象太大了，要用什么样的尺子才能衡量它？快乘上你的火焰马车离开这国度！如果马车第一次出现指的是离开家乡的话，那这次则代表了死亡与超越。
用一首短诗来概括一个作家的一生，谈何容易？但托马斯成功地做到这一点。他从阅读开始进入果戈理的生活，从童年到彼得堡直到死亡；不仅涉足作家的一生，也涉及其内在的危机，并由此展示了人类普遍的困境。
我刚刚收到托马斯的妻子莫妮卡（Monica）的电子邮件，她告诉我，托马斯写《果戈理》年仅十八岁。让我大吃一惊。大多数诗人是通过时间的磨砺才逐渐成熟的，而托马斯从一开始就显示出惊人的成熟。甚至可以说，托马斯的写作不存在进步与否的问题——他一出场就已达到了顶峰，后来的写作只不过是扩展主题乍富音域而已。
三
记忆
“我的一生。”一想到这词句，我就在眼前看见一道光。再细看，它形如有头有尾的彗星。最明亮的终点，是头，那是童年时代及其成长。核心，最密集的部分，是幼年，那最初的阶段，我们生活最主要的特征已被决定。我试图回忆，试图从中穿越。却很难进入那密集的领域，那是危险的，好像我在接近死亡本身。彗星越往后越稀疏——那是较长的部分，是尾巴。它变得越来越稀疏，却越来越宽。我现在处于彗星尾巴相当靠后的部分，我写下这时我六十岁。
我们最早的经验是最难以接近的部分。复述，关于记忆的记忆，突然照亮生活的情绪的重建。
我最早可追溯的记忆是一种感觉。一种骄傲的感觉。我刚满三岁，那被宣称为意义重大，即我已经长大了。我从一个明亮房间的床上，爬到地板上，吃惊地意识到我已长大成人。我有个娃娃，我起了个我能想到最关的名字：卡琳·斯宾娜（Kalin Spinna）。我待她不像娃娃，更像个同志或情人。
我们住在斯德哥尔摩。父亲仍是家庭成员，但很快就要离开。我们的方式挺“现代”，从一开始我就对父母直呼其名。外公外婆住得很近，就在街角。
我外公生于1860年。他做过领航员，是我的好朋友，比我大七十一岁。奇怪的是，他跟自己的外公的年龄也差这么多，他外公生于1789年：巴士底狱的风暴，安杰拉兵变，莫扎特写下他的单簧管五重奏。回到时间中两个相等的步子，两大步，其实没有那么大。我们能够到历史。
外公说话的方式属于十九世纪。他的很多表达在今天似乎极为过时。但从他嘴中，到我的耳朵，显得自然而然。他个儿不高，小白胡子，天生的钩鼻子——按他自己的话“像土耳其人的鼻子”。他天性活泼，会突然发火。偶尔发发火都不过分，很快就风平浪静。他是那种从没有进攻性的人。那是真的，他息事宁人，以致冒着被扣上软弱的危险。
离婚后，母亲和我搬到一个中等偏低收入的公寓。住在那儿的人混杂彼此接近。关于那儿的记忆如三四十年代的电影镜头井然有序，有一串恰如其分的人物。可爱的门房，我崇拜她那极简洁的丈夫，主要是因为据说他由于英勇接近危险的机器而煤气中毒。
时不时有个把不属于那儿的过客。偶然喝醉的人在楼梯上清醒过来，乞丐一周几次会来按门铃。他们站在门廊嘟哝。母亲给他们做三明治———她宁可给他们面包而不是钱。
我五六岁时，我们的保姆名叫安娜—丽萨（Anna—lisa），她来自瑞典南方。我觉得她很有吸引力：金黄的鬈发，翘鼻子，带点儿南方口音。她在画画上极有天赋。迪斯尼人物是她所长。我在三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