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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他果然挑得轻巧无比，如同舞台上走圆场。他把要领告诉她，又替她舀出些泔水，说少挑些，还有一大截个头要长呢！
她微笑了。那是念完悔过书之后，半年中的第一个微笑。
：E鲁生又问：猪圈那么黑，有手电没有？
小穗子说有是有的，可她要照顾担子，腾不出手来打电筒。
王鲁生于是便为她打着电筒，一路送她到猪圈。小穗子倒泔水的时候，王鲁生的手电照得不准确，照在她脸上。但她没纠正他。她已很熟习猪食槽的位置，闭着眼也可以完成动作。她把栅栏门提起，让八只猪崽跑到槽边。王鲁生说，他们说难听话的时候，你心一定要放宽些，别往心里去。群众嘛，不能要求他们水平一般齐。黑暗里，他的声音随和温暖，不到十六岁的小穗子眼圈热了。
他又陪她挑了一趟泔水，告诉她，她的进步组织上是看得见的，所以别理他们说什么。然后他兄长般的追加一声：“啊？”
那个“啊？”简：自有些护短了。在泔水的复杂气味里，它终于把小穗子的眼泪催下来。一年后王鲁生在进藏演出时出了事故，在舞台上让木头枪刺捅断了两颗门牙。牙医说最理想的补牙方法是用黄金搭桥，可黄金是不可能找到的。小穗子拿出一个指甲盖大的心形盒子，告诉王鲁生那是母亲送她的礼物，纯金的。
王鲁生把小金盒子在身上揣了一天，又还给了小穗子。他说他怎么可能毁这么珍贵的东西？难为她的一片心。
深秋的傍晚，王鲁生用一个雪白的大口罩遮住下半个脸，眼睛在对比下显得又黑又深。她随他走进乐队排练室，里面已是夜晚，只有一个谱架上的小灯亮着。灯下是一对正“交流思想”的男女，一个怀里抱着琵琶，另一个腿上横着长笛。
团支书叫着他们的名字，说：“你俩！另找一个地方谈好不好？我和小穗子要在这里谈谈团支部的墙报编务。”团支书说活时派头很好，像个年轻首长。
小穗子有点诧异，王鲁生平时是没有派头的。
只剩他们两人了。团支书指指立式钢琴的凳子，朝小穗子笑笑，“坐这儿，这儿软和。”他拖过一把椅子，坐在她对面。不久他谈起她的表现：进步是有的，但还不够。不要光是外表朴素，要内心朴素。
小穗子仔细听着他带消炎药水味的话。
“看到你的每一分进步，你知道我这心里有多感动吗？”团支书的眼睛长久地看着她，“我真为你高兴。‘观察留用’对你是个严峻考验，你得挺过去。”秋凉中，消炎药水味的词汇一个个从口罩下出来，触在她脸上，鼻尖上。“因为这进步中，有我的心血。”团支书说。谱架上十五瓦的小灯营造了一小团光晕和一房间的幽暗。小穗子只能看见团支书的大口罩。大口罩雪白雪白，突然和她没了丝毫距离。团支书的两只手抱住了她，她下意识地叫了一声，但嘴被大口罩捂住了。一面孔都是充满药水味的大口罩。她不顾一切了，抽出一只胳膊就往大口罩上杵。
大概是很疼的。那残破的牙床，断了的牙根，爿：不像团支书表现的那样无所谓。小穗子听见他压抑地呻吟一声，手向口罩举去，又停在半空中，意识到不能这时摘下口罩，并且剧痛是摸不好的。
小穗子恐惧地站在那里。她有点怀疑自己的反应是错的。或许整个过程都是她的错觉。他明明是被误伤的样子，困惑而委屈。
这时他恢复了力气。他用一点装痞的口气说：“怎么啦？看不出来我喜欢你？”楼上楼下，院子各处都是乐器声，歌声，笑声。那些刻薄她、孤立她的人，此刻令她那么想念。“我是要娶你的。”团支书说。这回好一点了，不那么痞了。“真的，不然我干吗那么关心你。”她一句话也没有。四周的旋律在相互叫板，相互抬杠，那声音和这声音相比，却显得那么安全，那么光明。
“你快十七岁了。我不怕等，最多再等两三年。”
团支书已完全收起了戏腔戏调。
而正是他的阴沉和郑重使她夺路逃走。一路“唏里哗啦”撞倒无数谱架，脚步带起的风掀起几张乐谱，在黑暗里扑腾着。他叫她不准告诉任何人，她要他放心。他却把这看成转机，再次扑过来，嘴里说：“把你给清白的——别人碰得，我就碰不得？”他要她把这话当成淘气。她却视死如归地瞪着他。
那年年底团支书王鲁生进教导队学习去了。结业后他成了政治部的一个副科长。大家说王鲁生进入了做军区政委的预科期。
球赛结束了。刘越打得不好，没给自己队赢多少球，犯规犯得多，咒骂也恶得狠。小穗子看了两场关键比赛，都是闷闷不乐地走出球场。
她想跟他说两句话，宽宽他的心。想告诉他，她的提干报告已经递上去了。她将彻底走出十五岁那场处分阴影。那不可视的红字，正一点点地从她脸上淡下去。也许他会为她感到宽慰。她看见大轿车开来。巨人们排着队上车，他是最矮的一个。样子也比其他队员年轻许多。老首长的玩具兵一是年龄小，二是要有绝招。刘越就有魔一样的弹跳力。刘越二十二岁了，玩具兵生涯即将结束，出路有两条，一是好好做首长千金的骑士，二是打道回乡。
她叫了他一声。
他背驼得特别严重，给她一叫直了一瞬。他慢慢朝她走过来，身上的汗给灯光一照，像刚给一盆水泼过。他笑得很累，说小穗子该对他今天输的球负责。
她说：“就跟你说两句话，你们的领队叫唤了。”
“随他叫唤去。让我先跟你说两句话。”他说。
“不行，我必须先说。”她的笑容让他感觉，她已忘了那天招待所发生的事。
他坚持说：“我这两句话短，让我先说。”
她说：“我的话可是喜讯噢。”
他说：“我的正相反。”
小穗子一愣，说：“那你先说吧。”
大轿车的引擎在十米外响动。领队喊：“刘越，怎么还不上车？！”
他两手握住小穗子的腕子。小穗子往后退，“哎、哎，你们球队的人全看着呢……”
他说：“我爱你。”
小穗子不往后退了。他嘴唇明明是不会说这三个字的，是从许许多多三流浪漫诗、爱情手抄本里硬搬来的。换了另一个人这样硬搬，她会很倒胃口。她早就不是十五岁的恋人和情书著者了，她现在懂得，真实情感正是在那三个字以外。十五岁的她，有着多么强大结实的胃口，时时咀嚼消化那么油荤的字眼、词汇。
她听见大轿车的窗口有人拍手，叫好，呼喊一些含混不清的拉拉队语言。有条丑陋的歌喉唱起：“……路边的野花，你不要采！”
领队口气变了，变成了典狱长，“谁在唱黄色歌？！”
刘越扭头跑去，一步蹬上车子。从关上的车门玻璃上，他看到小穗子走一步踢一下草丛，他从没见过她这样毫无负担。她目送车子远去，右手的食指顶着军帽打转。这是她对他的话的反应？他坐在一个尾部的座位上，暮夏的风肉乎乎的，扑在脸上。
刘越其实想告诉她，揍邵冬骏的事远没了结，保卫科的人根据邵冬骏的形容，怀疑“一米九的暴徒”有可能是篮球队或排球队的。
很简单，只需问一个集训地招待所的警卫战士，就知道谁在出事的那个清晨出过门。查下来，出事那天，篮球队有四个人在清晨四点离开了招待所。两人骑自行车，另外两个合骑一辆摩托。
刘越索性不让保卫科费事了。他正吃早餐，见两个保卫干事往领队房间走，就把稀饭往泔水桶里一倒，啃着馒头跟了过去。
两个保卫干事和领队一一握手，刘越在他们身后“啪”的兰个立正，大声喊：“报告！”领队问他什么事。
“人是我打的，”他回答，“没其他人的事。”
保卫干事反而有些不好意思似的，相互看看。过了半秒钟，领队说：“刘越，为打架你挨的批评还少吗？！写检讨手有没有写出茧子来？”
刘越一听就明白，领队是在护短，想把这事说成是“打架”。打架篮球队谁不打？饭厅里吃炸酱面还打呢。
保卫科的人把刘越带到了会议室。他们俩坐在—并排的两个丝绒沙发上，刘越坐对面。—大圈空着的沙发，全是紫红丝绒面子，兽爪式的腿。似乎是那些该来而没来的审判者位置。一个年长的保卫干事请刘越把事情经过谈，一下。他是自带三分笑的面孔，刘越干巴巴的叙述没使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