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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传志给他们出了主意，要他们打主动进攻仗，“抢在前头，减价在前面，扩大数量力求保证利润的绝对值”。他告诉他们不必去力保利润率，其目的是为了抢1992年的利润和市场份额。“这是唯一选择，怕是没有用的。”他说。
吕谭平在那天早晨给柳传志打了个电话让柳传志稍微宽心，因为前者从芝加哥的展览会上拿到了6月份超过20万的板卡订单。所以他稍为兴奋地安慰北京联想的干部们，说去年香港联想赔了1700万主要是为保住市场份额和供应渠道。“今年带来的结果，形势之好简直说不清楚……也就是说把困难顶过去以后，后面前景如何很难预料。”［4］他暗示他们，北京也要这么干。
柳传志是动员，李勤的任务则是安排和部署，多年来柳李之间已经形成了默契，形而上的事务由柳负责，形而下的行动由李来部署。种种因素结合而形成的罕见压力，才最终造就了这一切。
李勤告诉“干部”们，现在已不再是紧迫感和危机感的问题了，“残酷竞争的黑色风暴已经降临到我们的头上，想躲也躲不了”，他们必须找到制胜的手段。
他们面临的竞争对手已经不仅是内地的大企业。如果说1991年他们在国内竞争对手还是长城和浪潮的话，那么现在他们的主要竞争对手已经变成了台湾公司。台湾企业的比较优势是其价格，联想的比较优势是其服务。但一切都在转折，已经有台湾公司与内地公司进行合作，以彰显其价格优势改变其服务劣势。
平凡一年的插曲（3）
内地的大公司此前的优势还包括各种行政干预等特权，但邓小平南巡后其急于改变运营机制的诉求爆发了出来。有一次机电部常务副部长曾培炎希望联想去搞活机电部的一个下属厂，承包它后挂联想牌子也行，当总经理也行，只要能搞活。李勤还听到消息说，机电部领导称AST机器那么好卖他们也要卖。“这说明企业只要赚到钱，什么手段都可以用。如果把这些机制真正放活，我想大企业的优势就等于原来的大企业又添了翅膀，所以人们把它形容为猛虎下山。”［5］
李勤的目的是给联想的干部们打气，他安慰他们说联想最大的优势是有一支他们这样的队伍，他们有能力去贯彻总裁室制定的策略，他决心“让大家都担担子，都担风险”。他承诺总裁室会进行管理突破和权力下放，但他希望那些人从发挥新运营机制的角度去看权力的转移，“可不是有了权力就有了一切，你弄不好，有了权力的同时，也是你丢失这些权力的开始。”
照例是大家的一番发言和争论，照例是典型的联想风格，道德感极强，凝聚力则看似极其旺盛。第二天，在会议结束前，李勤和柳传志照例要各自进行一番总结，通常李勤的较为繁杂细致，柳传志的总结则简短感人。
李勤给那些人讲了一个故事，他说周晓兰从厦门打来电话，厦门的工商银行机器选型，原来根本没有联想，她听说这个消息后马上就去了，不但争得了参会的资格，捞到了发言机会，她通过公关还赢得了协议。周晓兰为了赢得协议，从晚上7点跟人跳舞到12点，从最高领导跳到普通办事人员。刘金铎打电话说她是公关小姐，她说自己是公关老太太。还有一位陈姓小姐，在中关村一家香港公司的办事处工作，销售业绩很好，她的手段就是不论白天黑夜地去游说。
“我们今年要完成指标取得胜利，没有这种拼搏精神是不行的，”李勤说，“这种锲而不舍的公关态度，这种拼搏精神，应当是我们最核心的东西。如果这个会后，有这样的精神，我想这个风暴来得再猛我们也能度过。”［6］
在柳传志进行总结之前，我们有必要说明，柳始终是一个道德感极强的人，他的道德判断往往凌驾于大多数人的道德判断之上，更严酷苛刻。他用道德约束将各种背景下联想局离心的倾向拉回来，使过分向心以致保守的力量重新回到开放的视角上。在联想，柳传志是一个人，却又像一个神话人物；是总裁，却又像一双控制整个联想局的手。这是不大符合历史潮流，却又似乎先前早已注定好了，要让他来解决很多问题。
“7年多的历史之中，我们总裁室这个班子迎战各种风暴，大大小小不知多少次，有时来势很凶猛。风暴过去之后，都有一种筋疲力尽的感觉，有时候觉得跟后面的部队离得很远，好像主要是前面几个人在拼，跟大家讲的时候觉得好像不是特别近。今天这个会，使我们感到大家是紧紧团结在一起，销售系统同志勇敢往前上，后方的同志说，你们上，我们在后面顶住。有了这样一种精神，使我们在做决策或者是和大家共度难关的时候，劲头就大大不一样了。”［7］
有人说联想有福气，逢山有路，遇水有桥，柳传志则相信联想每遇问题便会调整步伐，每遇风险，便能提前行动。他建议他的干部们，迈步子时每走几步调整一下。能调整就不简单，很多国企遇到问题不能调整，发现问题不能解决。
他说联想之前的调整，他们大多是被动调整，他形容其为大船中的各个齿轮有点发轴，但他们还在拼命摇这船，使它加紧转。现在并没给每个齿轮装个小发动机，而是联想大船有油了，齿轮光滑了，运转灵活了。这使他相信黑色风暴的到来会坏事变好事，促使联想像那条金色鲤鱼一样跃过龙门。
一个星期后，4月25日，联想在海淀工人文化宫开了1991年度总结大会，李勤总结了1991年后又展望了1992年。柳传志则谓办长久公司必须孜孜以求带队伍，他介绍了老同志如何处理年轻人接班的思想问题，又对年轻干部提出要求。
他以他惯常的语气说：“前一段，四通的总裁段永基在会上讲，在国内公司发展到一定规模，如果不从内部垮，那就垮不了。当时我就立刻表示异议。如果国内形成国际竞争的环境的话，就是2个四通，3个四通也一样有风险。在国外许多比我们大得多的公司，并不是由于内部原因垮的，也不是由于运行机制不好，就是由于技术跟不上，战略指导方向出了错误，马上公司就垮。”［8］
他又说起了电影《大决战》，说整个辽沈战役首先打的是战略，但在局部譬如打锦州时，这边是解放军堵截黑山，那边是赶快要把锦州打下来，那时候局部的偶然性能解决很多问题，个人能够左右全局的命运。柳传志试图以此告诉员工，他之所以反复强调公司所面临的严峻局势，就是让每一个部门、每一个人都知道联想已到生死关口，任何一个人的努力或懈怠都可决定联想局的成败。
他说起了1991年在香港承受“黑色风暴”时的痛苦，说起了在香港赔了1700万，负担沉重，挂在脖子上的不是奖章而是绞索。
“如果情况发生了，公司怎么办？”他说，“我们此刻还不到认真去想的时候，我们是要拼力高举着旗帜和大家一起背水一战。”
平凡一年的插曲（4）
跨国公司采取的手段也不尽相同，美国公司通常会裁员，IBM一次可裁员4万人；日本公司不习惯裁员，它们通常会降薪以减少亏损；联想在香港的Quantum公司亏损1700万时，既裁员也降薪，还将生产厂房搬到深圳。
柳传志不详谈论联想遇到危机时会如何去做。“我不想谈，也确实无法谈，因为没有认真考虑过，现在感到紧张的是满脑子装的是如何使整个公司形成同仇敌忾的气氛，都有背水一战的决心；想的是如何发掘最大的潜力，如何发挥我们最大的优势去取胜。但首先要大家明白后面就是河。”［9］
但是柳传志从来不会忘记从形而上的角度去鼓励那些颇为沮丧的员工，他给他们做了一个预言，说5年之后的1997年，联想会令整个世界计算机工业感到惊讶，让中国为其感到骄傲。“由于中国改革开放大气候已成定局，由于联想集团总裁室有宏伟的金色鲤鱼跳龙门的计划，由于今天已经有了一批既有能力胆识又有为联想事业献身的骨干，如果我们咬住牙关顶过今年的风暴，我们这些联想集团忠诚的老兵一定会高兴地看到……”［10］
《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49节
《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49节
作者： 迟宇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