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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传志要找奸商算账。但信用证已经开出，奸商哪里还肯与他理论。况且当日之规定，信用证在到货之后，不论货物品质，马上即可兑现。柳传志到中国银行寻求帮助，他们倒很同情联想，便在文字上找了点小问题，说是可争取到推迟10天兑现信用证，除此之外，爱莫能助。
柳传志得到10天拖延，便即令人电告香港奸商：“这是在中国，你以为信用证到手了就可以拿到钱，没那事！”奸商半信半疑之余，便携信用证去银行兑钱，被告知不能兑现。奸商顿时惊慌失措，急找律师与联想谈判，最后赔偿联想2万多美元了事。那个奸商哪里知道，柳传志事实上除了10天时间和强装出来的自信，一无所有。10日之后，无须任何赔偿，信用证亦能兑现。
风雨苍黄，往往有人能够因其简单淳朴的性格和单刀直入的风格而建事功。初创时的联想，全无日后大集团的官僚习气，每当一个项目开始之际，其动员及于公司中任何一人。有时耗费巨大的工程，亦能短时间内完成。
那时候的柳传志也未尝料想到联想勃兴的遽速。1986年，联想的营业额达到了1800万元，是上一年的6倍。命运开始对一家中关村的小公司表示垂青。没有人知道，此时居于计算所所长助理位置上的王树和作何感想，也没有人在意他的感想。他的时代，仅仅不足一年，已为时间所湮灭了。
而多年以后，柳传志当年对倪光南深情夸赞：“像倪总这样的人，就好比阿拉伯有效数字。一位这样的数字，后面跟上一串儿零，就是成千上万，我们的力量就无可匹敌！”当日一位“现代女青年”更为透彻的表述，说：“嘿！现在找对象，就得找倪老师这样的——脾气好，又能赚钱的‘书呆子’！”［3］也都渐渐为时间所淡忘。
【注释】
［1］《知识英雄》，刘韧，重庆出版社，2002年4月第1版。
［2］《联想发展战略研究》，金占明、张海良。
［3］《迷人的“联想世界”》，孙晓旭等，《联想世界》，1988年12月5日。
局中人：袁保玑（1）
一个平凡的人，一个与世无争的科学家，一个对人宽厚的长者。1963年，21岁袁保玑大学毕业后来到中科院计算所。阴差阳错地分到第九研究室后，一直在复旦数学系学计算数学的她便糊里糊涂地搞起了计算机。
1958年6月的中国才有第一台仿苏电子管式计算机诞生，定名为103型计算机。1965年中国开始研制第三代小规模集成电路计算机，当日算是起步较早的国家，不幸的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暴风骤雨很快便席卷了整个国家。
在混沌和无望中度过了青春，“文革”结束了，改革开放了。1980年代初的中关村开始有各种公司诞生，微机渗透进来，袁保玑便对微机感了兴趣。陈春先办了华夏，又有了“两通两海”，接着柳传志他们的公司也成立了，一派热闹景象。
《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22节
《联想局：一家领袖企业的中国智慧》 第22节
作者： 迟宇宙
A·D·钱德勒在《计算机业50年：成长的轨迹和关键》中说计算机业在上个世纪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始于1950年代初，第二阶段始于1960年代中，第三阶段始于1980年代初。“那时，作为新产品的微机已开始挑战大型通用系统。这种挑战来自70年代计算机业的两项重大进展。其一是计算机（特别是IBM系统及其克隆产品）在世界范围内的迅速增多。结果，半导体、外设、软件包和相关产品进入批量生产，成本和价格急剧下降；其二是微型处理器商业化。微型处理器使芯片的处理能力大幅提高，大规模生产使芯片的生产成本大幅降低。”
1984年底联想成立时，在美国由于微机产量终于跟上了需求，计算机行业出现了重大重组，许多新兴公司消失了。IBM开始面临来自各方的挑战。在1980年的时候，IBM的管理层还不知道微机批量生产将产生多么深远的影响，但有些职业经理人已感觉到个人计算机将对IBM的核心业务产生真正的威胁。
在中国，人们依旧无动于衷。经历了10年“文革”后，中国计算机业已经脱离了世界轨迹，也无法靠近每一个关键时刻。人们只能观望、羡慕，然后自怨自艾。
袁保玑1987年到了联想，经过三年苦斗，联想那时已经展示出新的气象。进联想前的几年，她一直研究软汉字系统，有时也给一些公司做软件汉化的“外活儿”。有一天她在路上遇到了柳传志，柳传志问她是否愿意到联想来。她当时已不想留在计算所，觉得有一种漂泊不定的感觉，“希望有一个环境，能够全心全意地做一些事情；而且希望自己的成果，能够真正地被用上去。”她的爱人与柳传志在同一个研究室，觉得柳传志可以干大事。于是，她便到了联想。
那时候倪光南的硬汉字系统已成规模，袁保玑的到来可以加快软汉字开发。后来曹之江从国外回来，也加入联想，又有一心做研究的陈大有，联想汉字研发能力，达到鼎盛。倪光南依旧是总工程师，袁保玑和曹之江做了副总工程师。王平生曾评价联想的三个上海人总工，说倪光南对老同志严格对青年人宽松，曹之江对青年人严格对老同志宽松，袁保玑则因其性格，对老同志和青年人都宽松。
硬汉字发展的背景是早期计算机性能差、配置低，内存非常宝贵，硬汉卡并非占用内存资源，而是硬盘资源，如此便可提高运算速度。到了1987年，计算机性能已经提高，内存既已扩大，速度便即加快，一部分内存资源便可空闲出来，用以使用汉字软件；而且当日软汉字系统成本既低，价格又便宜，已有流行趋势。
袁保玑和曹之江做了两种软汉字，其中之一是纯软件系统。联想后来的六型汉卡，便是软汉字汉卡。在开发的过程中，曹之江向袁保玑学到了很多，他后来说袁保玑是他的老师，他对袁保玑特别推崇。
不久之后，袁保玑、曹之江和陈大有开发的软汉字系统便被倪光南枪毙，柳传志向倪光南妥协，这便是联想史上有名的“硬汉字枪毙软汉字”事件。有人曾经猜测，倪光南之所以枪毙软汉字，其本质原因，或为倪光南做硬件出身，对做软件的人有天生的心理优越感。
因为这件事，柳传志对曹之江、袁保玑和陈大有深感愧疚，觉得自己对不住他们。“我不是很计较这些事，”袁保玑说，“后来不让做软汉字，既然上面决定不做就不做，我觉得上面肯定有他们的考虑。”袁保玑记得当日李勤跟她说：“袁老师，你们不要再做了。”对于他们的工作，李勤倒也肯定，还给他们发了奖金。
多年之后，传说倪光南四处宣讲，幸亏他当时枪毙了软汉字，要不然联想就坏事了，光盗版也把联想盗得倒闭了。袁保玑倒无所谓，但曹之江老大不高兴，他说他当时已在系统中做了加密，盗版的难度很大。
联想史上还有一个可笑的传说，说是当日很多电脑已经使用了汉字软件，但联想硬是将机器拆卸，插入联想汉卡。
既然做不了软汉字，袁保玑便去开发软件。后来成立了一个软件中心，袁保玑是负责人。有一次他们与代理惠普激光打印机的杨元庆合作，为打印机设计了一个软件，其中就使用了六型汉卡中的一些特殊程序。“我们利用原来的软件储备，一个礼拜之内把这个软件给做出来”，“这好像是汉卡的最后一笔了。”
1994年4月1日，联想微机事业部成立，杨元庆出任总经理，曹之江和袁保玑给他做了副手。杨元庆正是从那时获得机会，从此再未让机会从手中溜走。
局中人：袁保玑（2）
那时的杨元庆是一个很年轻小伙子，在他们看来稚气未脱，做事却大刀阔斧，极有魄力，而非在1984年戴着一副破眼镜、推着自行车傻笑的家伙。曹之江和袁保玑都夸他尊重老同志，这使他的工作能够顺利开展。他是计算机硕士，业务能力既强，管理上又有一套，袁保玑说他“思考问题，都会超前一步。他会想到一年两年之后。他们有人形容，他是想好了再做，确实如此。”
有一件事对袁保玑影响深刻。有一次杨元庆给微机事业部定了一个目标，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