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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弹尽粮绝，妇女独立团全军覆灭，阵亡负伤近千人，活下来的几乎全部被俘，惨遭蹂躏和残害。在历尽严刑拷打和威逼利诱之后，机会来了，王泉媛死里逃生，投奔到兰州八路军办事处。但是，由于无人证明她的身份，她不能被收留。万般无奈之下，她只好又按长征的原路走回老家。1942年7月，当她沿途乞讨，腿脚溃烂、蓬头垢面地回到江西吉安时，家人都不敢相认。
有人用九个数字概括她的一生：一生坎坷，两袖清风，三过草地，四爬雪山，五次婚姻，六个孤儿，七次遇难，八陷暗算，九死一生。
像一朵毫不起眼的小花，在罗霄山山脉的角落里，王泉嫒默默无闻地存活下来。血与火的战斗结束了，但对她的考验才刚刚开始。尽管她曾经出生入死，血洒沙场，但是，这一段辉煌的历史却不被承认。解放后，她孤身一人生活，前后收养过六个孤儿，当过村妇联主任，公社敬老院院长。“文革”期间，噩运降临，她无端地背上了“叛徒”、“逃兵”的骂名，到她被确认享受老红军待遇时，她已经76岁。
磨难，几乎是她人生的全部。
在电视画面中，当王泉嫒挣扎着站起身来，颤巍巍地目送记者离开时，看着她家徒四壁的破房子，看着她门前那狭窄拥挤的小巷，眼泪几乎溢满了我的眼眶。
我的脑海里，又迭出那幅油画来。
这些卑微而顽强的生命，这些被践踏的不屈的灵魂，不正是开在炮火连天的战场上的小小的菊花吗？
愈经风刀霜剑，愈加开得灿烂，这就是战地黄花的性格。要开出纯粹的金黄，来证明自己的傲骨与高贵；要开出灿烂的秋色，来证明自己美丽而凄凉的存在。
凛冽的霜风吹拂着，菊花还在灿烂地盘开着。冲锋号、挎包、水壶还摆在战场的角落，她们却走远了，簇拥着、搀扶着，一步一步走下山去了，走进遥远的历史中去了，晴朗辽阔的霜天里，传来了她们隐隐约约的歌声。
从她们伤痕累累的背影里，我看到的是中国女性非凡的坚强，从她们英姿飒爽的戎装中，我看到的是中国女性灵魂的无比壮美。
她们走远了。只有扑鼻的香气，还在阵阵飘
心中有梦
这是另一种意义上的长征。
为了走完这充满艰辛、令人荡气回肠的长征，她付出了自己的后半生。
她叫谢小梅，福建龙岩人。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了举世闻名的长征，她是其中的30位女红军之一，再过两个月，她就满21岁了。
别看她年龄不大，她却有6年的革命经历了。17岁那年，她在厦门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与时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的罗明结婚。
罗明，就是中共党史上著名的“罗明路线”的主角。因坚决执行毛泽东的正确路线，遭到当时党内极“左”势力的残酷打击，无情迫害。遵义会议后，罗明被重新启用，出任红三军团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该部的秘书是“红小鬼”胡耀邦。在二渡赤水后的娄山关战斗中，罗明和胡耀邦同时被敌机炸伤。胡耀邦受了轻伤，罗明身负重伤，左手大动脉被弹片击中，血流如注，当时就昏迷不醒。
从江西到贵州，分别将近半年，谢小梅没想到会在干部修养连和躺在担架上满身是血的丈夫重逢。
伤势还没全好，四渡赤水后，陈云代表中央要求罗明夫妇留在贵州，发动群众，开展工作。
组织决定，他们只能无条件服从。但没想到的是，这一留，他们就失去了和党的联系。从此，找党组织，回到党的怀抱，成为这两个革命者后半生奋斗的目标。
红军走后，两个操陌生口音的外地人根本无法生存。离开队伍才两天，他们就被捕了。他们被叛徒出卖，组织给的活动经费也被席卷一空。在贵阳，两人曾两次被捕，惨遭严刑拷打，因坚贞不屈，始终自称是做生意被骗的商人，才又两次侥幸脱险。出狱后，身无分文，流落街头。谢小梅靠给别人家做女佣，每天混两餐饭，而罗明则成了一名扫马路的清道夫。
远离了组织，远离了革命，就像在暗夜里行路，深一脚，浅一脚，走得十分艰难，走得磕磕绊绊。但是，他们始终不渝地朝着一个方向前进，心中有梦，他们心中始终有着一颗红星在闪耀。
在贵阳无法安身之后，两人颠沛流离，历尽艰辛，南下广西，经广东、香港，辗转到达上海，希望在这里能找到党组织。
然而，不幸的是，一到上海，他们就被罗明的堂弟——一个鸦片烟鬼出卖。两人再次入狱，被押送到南京监狱。在狱中，罗明患了重病，被同乡保释出狱后，靠着谢小梅糊信封赚取微薄的生活费，两人艰难地生活下来。罗明病好后，他们回到了罗明的家乡广东大埔。
由于坐牢、逃亡等种种原因，他们一直没能与党组织联系上。在大埔，终于找到了党组织，他们欣喜万分。然而，时过境迁，因无法证明两人离开红军后的经历，当地党组织不接纳他们回到党内，只同意他们以党外人士的身份进行活动。
这无异于一盆冰水。
满腹的委屈、辛酸和悲伤一起袭来，谢小梅流下了伤心的泪水。擦干眼泪，她和丈夫没有气馁。两人分别改名，一边以教书谋生，一边进行革命宣传。1947年，局势恶化，中共南方局遭到破坏，在家乡很难继续开展工作，两人经组织同意，离开大埔前往新加坡，仍以教书谋生。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带着希望和梦想，他们回到了祖国。建国后，谢小梅随丈夫调到广州，当了一名普通的工作人员。她当过图书管理员，当过百货公司广州采购站的工会干部。1973年退休时，她的行政级别是21级，月工资是45元5角。
在默默无闻、日复一日的平凡工作中，她一天也没有失去自己的梦想。就像鱼儿没有水不能存活，鸟儿没有翅膀就不能飞翔一样，人生不能没有梦想。没有梦想，心灵就会干枯荒芜；没有梦想，人活着就会没有希望。
在和平年代的夜里，常常有雄浑的军号和铁马冰河闯入她的梦乡。她不断地写信，向当年的领导、战友，向各级党组织申诉，绝大多数信件都像冬天飘落的树叶，化做了春泥。笔写秃了，沾着泪水的墨写干了，青丝变成了白发，岁月陈旧了颜色。直到1981年，中共广州市委才批准为其恢复党籍，党龄从1930年8月算起，承认她是老红军，由退休改为离休，工资待遇调整为行政17级。
拿到那盖着鲜红大印的通知书，她激动得泣不成声。是梦？非梦？她几乎难以自持。这一天终于来到了！经过几十年残酷的洗礼，她又获得了重生，她又重新站在了镰刀斧头的旗帜下，重新回到了队伍里。
她终于圆了自己的梦。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梦想。每个人一生的追求和奋斗，都是为了实现这个梦想。一切的苦难、折磨、伤痛和迷惘，都不会使梦想褪色，而只会使她像北斗星一样更加闪亮。夜愈黑，星愈亮。在经历了无数的风风雨雨、坎坷曲折之后，这个梦想会变得更清晰、真实、完整，实现这个梦想的意志也就更加坚定，走向这个梦想的步伐也就更加踏实有力。
从在贵州离开长征的队伍算起，谢小梅个人的长征，又走了整整46年。
这一年，她已经68岁。
责任编辑 伊丽霞
女性的天空
凌云岚
1938年，被战争困在西安的聂绀弩打算前往延安，临行前的一晚，他在西北路上碰见萧红，两人在马路上来回地走，随意交谈。那晚萧红穿着酱色的旧棉袄，外披着黑色小外套，毡帽歪在一边，夜风吹动着她帽外的长发。聂绀弩发现，和萧军的最终分手显然令萧红的心情极不宁静，她话说得很多，但说话的神情却是心不在焉的，脸色更是白得跟当晚的月色一样。十年后，聂绀弩回忆起那一夜的萧红，他仍清楚地记得，萧红近似喃喃自语的话中有这么一段：“你知道吗？我是个女性。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而且多么讨厌呵，女性有着过多的自我牺牲精神。……不错，我要飞，但同时觉得……我会掉下来。”许是因为对这番话印象深刻，启行的时候，聂绀弩在人群中对着萧红做出了飞的姿态，又用手指着天空，那一刻，他相信自己看到了萧红会心的微笑。
一
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相对成熟的文化市场和错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