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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这意味着，重新启动一个停止了的机制与事无补，需要创造一个过去未曾存在
过的监管机制。目前的情形是，每个国家的金融体系是由各个国家自己来维护和支
持的。政府主要关注的是本国经济。这会助长“金融保护主义”的倾向，有可能扰
乱甚至摧毁全球金融市场。英国的监管部门永远不会再依靠冰岛政府的政策；东欧
国家也会对完全依赖外国银行而三思。
我想要说明的是，监管条例的涵盖范围必须是国际性的。不这样的话，金融
市场无法维持全球化，会被独断性的监管毁掉。生意会流向监管气候最温和的国家，
这会将其他国家置于其无法承担的风险之下。全球化之所以如此成功，是因为它迫
使所有国家取消监管，但要反过来做则很难 – 让所有国家接受统一监管条例将非常
困难。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利益，这促使他们会采取不同的解决办法。
这一点在欧洲可以看到。如果欧洲国家之间都不能达成一致意见，怎么能让
世界其它部分做到呢？在危机期间，欧洲未能达成在全洲范围对其金融体系进行担
保的协议，因而每个国家不得不自保。目前情况下的欧元是一个不完整的货币：它
有一个共同的央行，但没有一个共同的财政部， 而对银行担保和对其注入资本是财
政部的职能。这次危机提供了修补这一缺陷的机会，但是德国充当了阻力。
德国曾是促进欧洲一体化的主要推动力，但那是在其不惜一切代价要将德国
统一的时候。当今的德国已非常不同，它和世界其他国家不一样，担心的是通货膨
胀而不是衰退，而且更重要的，它不想为欧洲其他国家掏腰包。没有了推动力，欧
洲的一体化已逐渐陷于停滞。
所幸欧洲有社会安全保障的福利，在情况好的时候这一保障制度被指责减缓
了欧洲的经济增长，经济不好时它则起了作用，使欧洲大陆的衰退没有预期的那么
严重。现在随着对经济崩溃的恐惧减退，欧洲共同体正表现出政治意愿复苏的迹象。
欧洲中央银行实际上是救助了爱尔兰的银行系统，而爱尔兰痛快地批准了里斯本条
约。不幸的是，欧盟政治上的复苏很可能和经济复苏一样苍白无力。
金融危机对不同国家所将产生不同的长远影响这一事实，也可能会成为一个
问题。在短期中所有的国家都受到了负面影响，但是从长远看，有赢家有输家。虽
然情况发展的具体过程变数范围仍很大，但地位相对变化的预测则有较大的肯定性。
直截了当地说，美国将输得最多，中国则倾向于以最大的赢家姿态出现。这一转变
的程度已经超过多数人的预期。其他国家的相对地位也会有相当大的变化，但从全
球角度来看，美国与中国之间的变化是最重要的。
自二战以来美国一直是国际金融体系的中心。美元是主要的国际货币，美国
因此获利甚多，但近来开始滥用其特权。美国从80 年代起建立的现行账户赤字日益
增长，这种情况本可以无止境的延续，因为亚洲小老虎们，开始以日本为首，后来
是中国，愿意支持这种赤字以加强自己的美元储备。但是美国的家庭欠债过多使这
一过程终止。房地产泡沫破灭后，美国的家庭发现自己承担了过多的风险。银行体
系遭受极大损失，必须赢利才能摆脱困境。商用物业和杠杆式贷款收购（leveraged
buyouts） 流血的时候还在后面。这些因素会继续增加美国经济的负担，美国的消费
者不再有能力做世界经济的发动机。
而中国在某种程度上有可能取代这个位置。中国一直是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
而且很大程度上隔绝于金融危机之外。
对西方总的来说，尤其是美国，危机是内在因素引发的，导致了金融体系的
崩溃。对中国来说，金融危机是来自外部的震动，影响了出口，但其金融、政治和
经济制度并未受创伤。
中国已找到一种极有效的方法，能释放和激发其人民渴望和获取财富的创造
性、能动力和创业精神，人民被允许可以去谋求自身的利益。同时国家可以通过支
持低估的货币和累积贸易差额，提取其劳力剩余价值中相当可观的一部分。因此中
国很可能成为一个大赢家。
中国实行的不是民主制度，其领导者们也知道，如果要保持领导地位，必须
避免社会动乱。所以要尽一切所能保持8％的经济发展速度，并为不断增长的劳动
力创造新的就业机会。贸易差额使中国很强有力。中国可以通过对基础设施的投资
刺激国内经济，而且可以通过对其贸易伙伴投资和提供信贷增加出口。事实上中国
就是这样做的，用买美国政府的钞票资助对美国的出口。鉴于现在美国消费者不得
不减少消费，中国可以发展和其他国家的关系。这样在美国步履维艰地跛行时，中
国会成为世界经济积极的推动力。
当然中国的经济规模比美国小得多，发动机小了，世界经济前行的速度也会
慢一些。但在这一局限之内，中美之间的地位正在发生结构性的交替，第三方也在
随着积极能动的脉搏重新调整自己的位置。中国已经成为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
中亚国家的主要贸易伙伴。这种位置交替不一定是永久的或不可逆转的 – 只要想一
想日本公司的起落 – 但在目前，这是全球政治经济中最可预见的也是最重要的趋
势。中国正在带动像巴西这样的贸易伙伴，及其他一些非洲和亚洲国家。印度以国
内增长为基础，发展得也不错。
中国经济政策的成功不能被当成是理所当然的事。在中国内陆的基础设施的
投资也许产生不了能自给维持经济增长的效益。在中国的体制下，新投资的回报一
般很慢，因为投资的决策主要是由政治因素而不是商业因素决定的。前两次，银行
信贷的宽松造成了一大批不良贷款。这次可能会不同，因为权力在从地方转向中央，
地方银行的官员不再受省的领导管辖； 但尽管如此也不能保证一定成功。再有，中
国可能被全球的衰退所拖累。但是如果中国出了问题，全球的经济就失去了发动机。
因此可以确信中国会有相对的成功，但不能确保绝对成功。
我们所处的历史时刻，在某种程度上与二次大战结束时相似。那时主流体系
已经崩溃，一个全新体系有待重建。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战胜国承担起了这个任
务。在凯恩斯勋爵理念的激励下，他们创立了一个能包容全世界的体系，尽管美国
占据了某种特权地位。目前主导的，我们称之为“国际资本主义” 的多边体制，还
没有彻底垮台，但已大大削弱；它的内在弊病已经暴露，而且受到一个可行的替代
方式的挑战。中国的崛起展现了一个与目前的国际金融体系根本不同的经济组织形
式，可称之为 “国家资本主义”， 以区别于在华盛顿共识旗号下的“国际资本主
义”。我们正处于一个时代的终点，但人们还没有完全认识到这一点。
两种经济组织形式，国家资本主义与国际资本主义，在互相竞争。两者都缺
乏吸引力。华盛顿共识已经失败。目前形式的国际资本主义已被证明自身固有的不
稳定性，因为缺乏足够的监管。而且它极不公正，相对穷人穷国而言这个体制偏袒
富人富国。
与此同时，建立在国家资本主义基础上的国际体系，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国家之
间的冲突。这种冲突已开始初露锋芒，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当殖民国家已经认识到
自己过去的错误并力图纠正时，中国在与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打交道时，又在重复
这些殖民国家的错误。为了能接近这些自然资源，中国在与这些国家的统治者打交
道时忽略了那里的老百姓。这有助于压迫性和腐败的政体维持政权。这样的结果不
好，但中国不是唯一对此有责任的国家。中国一家公司想买美国石油公司优尼科
（Unocal） 时遭到拒绝。更近的，力拓矿业集团 （Rio Tinto） 反悔了将一部分股份卖
给一家中国公司的交易。这促使中国与国际金融机构回避的一些国家进行交易，其
中包括缅甸、苏丹、津巴布韦、刚果和安哥拉等国。几内亚是最近的一个例子。这
种情况正在成为相当多摩擦的来源，对中国的根本利益并无好处，对全世界也是如
此。但中国视自己为受害者而不愿意参加“采掘业透明度倡议”（EITI； Extractive
Industries Transparency Initiative） 。 这已成为该倡议能否继续成功的最大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