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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不了解不信任我，我就对他说，我吸过毒。很多人当场脸就变色，我把戒毒医院的出院证明给他看，我说，支远就是我，一个人如果连毒都可以戒掉，他还有什么事做不到呢？有些人就走了，永远不同我合作。但更多的人把手留给了我……支远看了一眼大厅，说，我们进去吧。
沈若鱼这才清楚地认识到，自己一直在回避那个时刻，回避见到往日知心好友的遗容，她怕自己的精神在那一刻崩溃。但是她再也不能拖延了，遗体就要送去火化，这是她们在人间的最后一面。
吊唁已到尾声，到会的人比她想象的要多得多，大厅挤得满满。沈若鱼看到前排站着景天星教授、潘岗、护士长、滕医生、蔡医生、周五、甲子立夏等一行人，神色肃穆。中间是身穿白衣的医院工作人员，后面是着深色衣服的杂色人等。
沈若鱼不愿站在前面，与中间的人也是半熟脸，还是不见为好，便选择了中间与后部相交的位置。
后面的人表情十分悲痛。沈若鱼悄悄问身旁的白衣人，他们是方宁的什么人？亲戚吗？
白衣人答道，简院长哪有这么多的亲属啊。这都是她治好的吸毒病人，听到了她的死讯，自发赶来的。
沈若鱼点点头，心里说，方宁，我终于看到你治好的病人了。
简方宁安卧于鲜花之中，一身雪白的衣衫，宛若女神。沈若鱼轻轻绕过她的鬓边时，清楚地看到她永恒的笑容。她甚至听到简方宁的低语，若鱼，我没有骗你吧？
人们渐渐散去。沈若鱼走到阳光下，春天给了她力量。袅袅的白烟从苍空掠过，那该是方宁眷恋大地的魂灵。
景天星教授走过来说，你好，刚才没有看见你，但我想你一定会来的。
她好像苍老了许多，眼圈灰暗，下颌上的皮肤低垂着，犹如遭了天火的老树。
沈若鱼看着教授，说，您的戒毒医院怎么样了？
教授昂着花白的头颅说，我要纠正你两点，第一，戒毒医院不是我的，是人类的。第二，你凭什么要我回答这个问题？
沈若鱼说，凭着我有简方宁的遗书。您一定愿意看一看。
教授沉吟着，既然我最好的助手把你认作可以托付一切的朋友，好吧．我告诉你。新的院长已经选定，中药戒毒方子，经过蔡医生滕医生他们的集体攻关，其主要成分已确定，也就是说，没有什么人能封锁这个秘方了，实验继续进行。我们获得了更多的支持，钱，物……
沈若鱼打断她说，可是你们缺人，缺戒毒医生，对不对？
教授颈下松弛的脉管绷紧了，顽强地说，对。但是我们正在培养。
沈若鱼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恐怕远水解不得近渴。
教授道，你说得不错。可我看不出这有什么令你大感兴趣的地方，袖手旁观，显示你卓越的判断力吗？
沈若鱼笑笑说，教授，看您想哪里去了。我是想向您推荐一个致力于戒毒事业的医生，自觉自愿，身体健康，吃苦耐劳……业务算不上特别出色，但她会努力学习的。
教授立刻进入工作状态，问道，性别？
女。
多大岁数？
和简方宁差不多大，只有一条可能令您不满意，她也是工农兵学员。沈若鱼有些不安地答道。
教授的神气一下子恍惚起来，好像飞到了以前的时光。幸好长期的科学素养使她迅速回归现实，她平静地说，简方宁使我改变了对某种概念的看法。你通知这位女医生下周一到我的办公室来吧，我要面试。
好吧，，她会准时到的。沈若鱼说完，离开了教授。
她不想同任何人说话，在这个暖洋洋的春天的上午，天空飞扬着她的好朋友灵魂的气息，混合着青草和杏花的馨香。
微风吹来，她把手揣进衣兜，这样更温暖一些。突然手指触到了那个纸条，她稍稍愣了一下，才想起先生的卡片和预言。
卡片上是资料：
世界范围内的毒品蔓延及泛滥，危害着人类社会的健康和国际社会的安宁，已成为严重的国际性公害，引起了全球的关注。1987年06月，联合国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召开了部长级禁毒国际会议，有138个国家的3000多名代表参加，通过了禁毒活动的《综合性多学科纲要》06月26日会议结束时，与会代表一致通过建议，将每年的6月26日定为国际禁毒日，以引起世界各国对毒品的认识，号召全球人民共同来解决毒品问题。1990年2月，在纽约召开的联合国第17届禁毒特别会议上，通过了《政治宣言》和《全球行动纲领》，又宣布将本世纪最后十年（1991～2000），定为联合国禁毒十年。
1995年05月，在北京成功地举办了第一次亚太区域部长级禁毒国际会议，会议通过了表明与会六国七方（包括中国在内）禁毒决心的《北京宣言》，签署了《亚太区域禁毒行动计划》和一系列禁毒合作项目。中国政府和联合国禁毒署还签署了第二期禁毒合作项目文件，中国在禁毒方面取得的成绩和在国际禁毒活动中做出的努力，得到了联合国禁毒署的赞誉。
截止1996年3月，中国共破获毒品违法犯罪案件11832起，比去年同期增加37％，缴获海洛因575公斤，鸦片234公斤，分别比去年增加73％和10％。中国共开办强制戒毒所500所（个），年强制戒毒5万人次，开办劳教戒毒所65个。
在明媚的阳光下，沈若鱼把燕子形的纸条缓缓打开，那上面以蓝色笔迹工整地写着：到戒毒医院去。
沈若鱼在心底叹了一声先生的机敏。正待仔细端详那纸，突然一阵轻风吹过，纸条在她手中烟般地粉碎了，裂为无数柳絮般的碎屑，随着温暖的风起舞，渐渐离了她的手指，螺旋地飘荡着。看不见的上升气流托举着它们，融进明亮高远的天际。
那些纸屑，有些是蓝色的，在飞翔中始终闪烁着幽蓝的颗粒，她知道那是那排字的痕迹。
沈若鱼对着天空微笑了一下，她明白是简方宁把她的决心收走了，留作证据。
放心吧！
她的脸朝着风的方向说。
后记 女儿，你是在织布吗？
在我正式写作十年以后，当我44岁的时候，完成了生平第一部长篇小说，名为《红处方》。
在这之前，我一直在踌躇，自己要不要写长篇小说？因为它对人的精神和体力，都是一场马拉松。我是个青年时代遭过苦的人，对所有长途跋涉的行动，都要三思而后行。我甚至想过是不是一辈子不写长篇小说？因为有好几位我所尊敬的作家，写完长篇后撒手人寰，使我在敬佩的同时，惊悸不止，最后还是决定写，因为我心中的这个故事，像一颗泡过水的黄豆，不断膨胀着，呼唤着我。
写作也像做衣服，先要有材料。鲁迅先生所说，宁可将小说素材压成速写，不可将作速写的材料拉成小说，讲的便是量体裁衣的规则。在我对生活感受的储存里，有许多材料，它们像。一些彩色的布头，每当我打开包袱皮，就闪烁着翻滚着跳到眼前，拼命表现自己，希望早些进入笔下。我总是慢慢地审视着它们，估摸着自己裁剪缝纫的技艺，不敢贸然动手。这其中有一堆素色的棉花，沉实地裹成一团，我数次因了它的滞重而绕过，它又在暗夜的思索中，经纬分明地浮现。
这就是我在戒毒医院的身感神受，也许不仅仅是那数月间的有限体验。也是我从医二十余年心灵感触的凝聚与扩散。我又查阅了许多资料，几乎将国内有关戒毒方面的图书读尽。
以一位前医生和一位现作家为职业的我，感觉到了一种不可推卸的责任。
我是一个视责任为人职的人。
我决定写这部长篇小说。前期准备完成以后，接下来的具体问题就是——在哪里写呢？古话说，大隐隐于市。我不是高人，没法在北京高分贝的声波中定下心来。便向领导告了假，到了我母亲居住的地方。那是北方的一座小城，并不是我父母的故乡，但他们离休后一直住在那里。父亲最后的时光在那里度过，安息在那片土地上。幽静的院落被一种深沉的暮气索绕，使我的心境浸入一种生命晚期的苍凉。
母亲问我选在家中哪一间房屋写作，按她的意思，是将我安顿在一间大大的朝阳房屋，那是整所住宅中最豁亮的地方。我迟疑着，想象中我未曾落笔的小说，似是一种更为凝重的调子。我最后选定了父亲生前的卧室。自老人仙逝以后，房门紧闭，一种极端的整洁和肃穆凝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