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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觉得自己一生最大的隐痛，就是从未见过长城上的狼烟。你本来想说自己一生最大的隐痛，是有一位信奉超验主义的母亲，身为她的儿子，你一生都在超验和现实的漩涡中挣扎。可是你不能也不愿说母亲，宁可说狼烟。在这片使用方块字的土地上，你可以怀疑一切，但惟独不能怀疑母亲，母亲是一个神圣的字眼，是用唐砖汉瓦筑就的牌位，任何对这座牌位的怀疑，都会被看做是对良心的叛逆，因此你宁可说狼烟，不愿说母亲，你也因此忽然明白了乌纳穆诺和富恩特斯，明白了西班牙人和墨西哥人，把他们视为你最好的兄弟。
自从世上有了阿伽门农王的儿子俄瑞斯忒斯的故事，母亲这个词在西方就有了多重含义，而不像在东方，只意味着慈祥。没读过巴赞的《毒蛇在握》，你怎会明白什么叫母性的欲望？没见识过疯癫时光身撕扯内衣翻找月经纸的娜阿米，你怎会察觉金斯伯格在《卡迪什》里淌下的是带血的泪水？这些含义在东方文化里是找不见、翻不着的，你哪怕一直翻到两千年前的战国竹简，母亲的含义依然是慈祥。
你驮负着这些含义，在这块土地上生长，看见的却是自己母亲时而胆怯时而亢奋的眼神。她会像孩子一样躲在你的身后，也会用如刀的目光定定地切割你，由上而下，由面庞到心脏，把你的灵魂切成碎片。你想对母亲说，你是东方的娜阿米！你并不孤单！那些十四五岁就接受虚幻理想的少女，二十年后会追随你的足迹进入精神病院，进入灵魂的地狱，她们会在烈焰中挣扎，而让自己的儿子在世间发出嚎叫。
由狼烟想到母亲，是一段艰难的过程，这世上除了你，不会有第二个人。再不会有第二个人由狼烟想到母亲。再也不会有。巴赞由母亲想到毒蛇，那是法国人的想象。法国人是那么富有想象力，想到什么都不奇怪，可你是中国人，生活在循规蹈矩的二十世纪，你能由狼烟想到母亲，或者由母亲想到狼烟，那是需要一点想象力的，而正是母亲赋予了你这份对母亲的想象力。
你并没有见过狼烟，只在书本上见过对狼烟的描述。书上说狼烟是古代的一种讯号，狼烟四起，表示烽火连天，万分紧急。身披盔甲的武士正从四面八方拥来，战鼓在擂响，铁蹄在逼近，弱势的一方马上就要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如今已没有狼烟，长城上的烽火台孤寂地守望着北方的草原，可是看见书本上那样的描述，你不能不心惊，甚至看见狼烟两个字，你不能不心跳！
你为什么会由狼烟想到母亲呢，因为想到母亲，你也会心跳，有时还会剧烈心跳，好像你从小就是心脏病患者。母亲和狼烟一样，带给你的是铁蹄逼近的紧迫感。你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继承了她的超验主义思维，可是你真的很想见见狼烟四起是怎样的情景。你渴望见到千军万马从地乎线上涌来的壮观场面，用这场面填补母亲带给你的漫长的虚空。
你从来就不羡慕做女人，但假使有来生，你想做褒姒。
最先发现路边有个坑的，是母亲。那条路通向医院食堂，你每天都要走好几趟，但从未注意到路边有坑。那个坑周围的泥土都很新鲜，显然是新挖的，坑边还放了一些草绳。
有人想活埋我们母子，去打饭时
千万别靠近那个坑。
她再三叮嘱你。然而坑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她又有新的发现。她发现家门口对面的马路上，有两个男人，一胖一瘦，像地下工作者一样蹲在树下，眼睛并不朝我们看，可分明是在监视我们。
他们想跟踪我们。我们一出门，
他们就会跟踪。走后门，别让他们看
见。
她像是自我提醒，也像是提醒你。
那是多少年前的往事了，可回想起来，你身上仍会感到嗖嗖凉意。那种凉意已经浸透在你的脊椎里，哪怕是在炎炎夏日，只要想到那些往事，你的灵魂就会回到九月，回到秋天。
母亲如同兵马俑里的陶制武士，永远睁着一双警惕的眼睛，注视着天空，注视着地面，注视着过往的路人，无论是熟面孔还是生面孔，都躲不过她细微的审视。她的眼神是很专注的，仿佛能穿透一切，看见别人看不见的东西，看见别人的内心，要是忽然有一丝灵光闪过，那就是又有新的发现了，这时她的嘴角会浮现微笑。那种对蛛丝马迹的捕捉，对风的捕捉，对影的捕捉，是惟有二十世纪下半叶的中国人才具备的才能。
母亲的想象力是非凡的，令欧洲所有的超验主义艺术家相形见绌。你能由一只死蝇想到砒霜吗？或者由一个土坑想到活埋？大概你不能。可是母亲能。假使康德再世，他一定会膜拜她，为自己找到活生生的哲学范例而欣喜若狂。
她能由菊花想到切细的萝卜丝，由雨滴想到血滴，由砧板上的鱼头，想到断头台上的人头。她不知道她这一生最可自豪的事，就是把这份想象力，赋予了她的儿子。她不知道。她从来没有想到为儿子自豪。也许是无暇自豪吧，因为她总是神游在另一个时空里，那是一个更抽象更玄妙也更惊心动魄的时空，要想在那个时空里活下来，你得具有超常的生命力。
母亲始终认为自己的四周充满了各色阴谋，那些阴谋为什么没有得逞呢，那是因为都被她一一识破，一一挫败，因此她总是胜利者，脸上常常会浮现一丝冷笑。丈夫在世时，她最喜欢对他说：
你到底想干什么？哼，又失败了
吧！想害死我，没那么容易！
旁人是听不明白其中的含义的，以为她在背诵哪部侦探电影的台词。丈夫和儿子起初也听不明白，只有她自己明白。儿子后来终于明白了，终于看见了她心中那把无形的剪刀。她总以为有人想用一把剪刀杀死她，一看见剪刀脸色就会发白，后来剪刀慢慢变形，变成了注射器、毒药和针，这些是她表述过的，至于心中还有什么没有表述出来，你也不清楚。哦，都是阴谋，都是阴谋，生命的四周充满了阴谋！我们每天都生活在别人的阴谋中，稍不留神就会吃二遍苦，遭二茬罪，甚至人头落地。多么熟悉的逻辑！连英明如恺撒都会被养子刺杀，伟大如主席险些被接班人谋害，庸常的我们怎能不被各色阴谋重重包围？
外公被处决时，母亲才十五岁，她和同样年纪的孪生姐姐一起，仓皇离家出走，考进了异地的护士学校。她的花样年华留下了太多血腥的记忆，目光本能地投向那些年长的男人，以为年长意味着安全。可是人是有记忆的，那些挥动的手臂，喝斥的言语，那些秋雨渐沥的傍晚和亚热带耀眼的阳光，总是如挥之不去的梦魇，不时在眼前徘徊。
那位家乡的细瘦小伙子，是否会想起她攀树啖荔枝的身姿？那位河南商丘的求爱者，是否还记得她舞动的细辫？那位目光哀伤的客家人，是否仍挂念她婚后的幸福？母亲已经不记得他们了。母亲选择了父亲，或者说母亲不由自主地跟随了父亲。父亲高挑的身材，灵巧的舞步，江南才子的谈吐，使她无法作出别的选择。她先是跟随他的舞步，后来跟随了他。
有那么一段短暂的岁月，大概五六年吧，也就是你出生五六年的光景，母亲是快乐的，可能是因为年轻，也可能是因为做了年轻母亲，那时她可喜欢笑了，家里虽然陈设简单，除了父亲从江南带出来的一只棕色皮箱，无论床铺桌子，还是长凳短凳，甚至装书的木箱，钉在墙上的书架，都是从公家借用的，连他们自己，也都属于公家。可是他们的房间里有笑声，不管对于飘零的他，还是出走的她，这毕竟是一个家，可以喘息，可以歇息，可以温存。
你至今记得母亲作画，父亲配诗的那幅图画。那幅画画在粗糙的水彩纸上，画面上一位白衣天使，正微笑着手握针筒，准备给病人注射，灯光映着她那美丽的脸庞。图画旁配着一行热情的诗句，赞颂白衣天使如何纯洁如何美丽。
也许年轻时笑得太多，把一生的笑都笑光了，到了后半生，剩下的就只有恐惧。不知道在二十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有几个家庭抗得住大街上的风暴，暴风骤雨的一阵阵袭击，几乎吹散了所有家庭的温情，只是有的早些，有的迟些，有的流泪，有的淌血，有些外观看上去似乎完好无损，内部已因高压而严重变形，只要看看干涸的眼睛，就不难发现这种种情景。户外的任何一阵风，都有可能刮进家门，屋内的任何一句话，都有可能传进组织的耳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