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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儿，泪珠仿佛已经冻在了小脸儿上……啊，一恍惚，我觉得那黄中泛红的脸颊，好像是个……冻海棠！我一转身，就往回跑。一路只想着：她爸呢，她妈呢……回到院子里，借着屋里的灯亮儿，凝望手里的葫芦儿——那上面闪光的东西，竟像是冻在脸上的泪……我默默地绕到了房后，把那串葫芦儿悄悄地插在了后窗户框上的裂缝里。直到过了正月，也没敢……没敢去再看上一眼……
至于那浇着各色果子汁儿的刨浆，后来，竟也同它告别了。那缘由么，还得从北京解放前夕说起……
1948年初冬季节，我已经上了初中。记得有位教历史的老师，讲孙中山晚年来北京治病，还坚持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讲“五四”运动中，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在北京的活动……有一回，这位老师还告诉我们，在德胜门桥头附近，有个晓市儿。起个大早几，去一趟，有时候能碰见地摊儿上摆着好书，连鲁迅的书都有。说着，他举起一本薄薄的小书，封面微微发褐，可那三个题笺的字，却醒目得很：《二心集》。然后，他微微一笑，并不把举着书的手放下来，只轻声说：“晓市儿，是‘破晓’的‘晓’啊，到那儿去转转吧，也许会带回些光明来的……”
于是，我悄悄约上两个要好的同学，一连几个星期日，起了大早儿，带上各人的全部积蓄，到晓市儿去了。
所谓晓市儿，不过就是临时摆下的一长溜儿地摊儿。出售的，几乎都是等着米下锅，或是盼着药救命的贫寒人家自用的衣物杂品。而我们仁，只顾的是旧书。谁知，去了两三次，竟一无所获。有个同伴儿泄了气，就再也不去了。
记得是人冬以后，下了头场雪的那个凌晨，我跟另一个同学赶到了晓市上。市上摊儿不多。转了一圈儿，还是没什么发现。我正就近蹲在了一个小摊儿旁边，有些失望的时候，那个同伴却盯上了一个似乎也是逛晓市儿的人。其实，那人就站在离我只一两步的地方。借着昏暗的路灯，我抬眼一看，见那人比我那个同学略高一些；年纪也超不过十五六岁。穿着件黑里发灰的旧棉袄，一条蓝中透灰的学生裤；裤脚儿，扎着麻绳儿。再一看，脚上是两只不成对儿的鞋——一只似乎是土黄帆布面胶底儿的；另一只，是黑粗布面布底儿的。我又一抬眼，见他手里捧着本旧书，正低着头，眯着眼，嘴唇微微嚅动，吃力地，喃喃地念着；我那个同伴呢，盯着的，正是他手上的那本书！大概是觉察出有人关注着他了，那小伙子……不，回想起来，当时他还只是个大孩子，连忙抱歉似的，猫腰把那书轻轻儿放回到原地儿去；然后，向那地摊的主人，一个五十来岁，满面忧愁的妇女点点头，又朝我的伙伴儿笑了笑。这时候，我正站起身来，几乎跟他打了个照面儿——啊，他一笑之前，露出了一对儿虎牙……
结果么，一本“民国二十六年二月出版”，“发行者”署为“青年书店”的鲁迅遗著《半夏小集》，成了我和我那个好同伴儿的共同财富。当时，我们高兴得没顾上跟那位老妇人讲价还价，交了钱，拿起书就走。还是我那个同学细心，想找找刚才就站在这儿的那位尊敬鲁迅的读者，大概是想跟他说几句什么。可他哪去了？
噢，在那儿，桥头那儿的路灯底下，聚着一伙人，蹲的蹲，站的站，仿佛都在等待着什么似的。那个小伙子，已经随着几个人，踏着积雪，向桥南走去了。
等我们跑到历史老师家的时候——他就独自住在什刹海岸边的一个小胡同里，老师一面为我们来得这样早而有些吃惊，一面接过那本书，只翻了翻，就捧着书，严肃地说：“这是鲁迅逝世纪念版！”谈话立刻就热烈了起来。这中间，我们也提到了那个小伙子，谈到了桥头旁边那一大群似乎有所期待的人。老师听了，一时没说话；好一会儿，才告诉我们，那路灯底下聚着人的地方，就是“人市”！那是为了活下去而不得不贱价出卖劳力的人们自我拍卖的、人的市场！
又一个星期日，我和我的同伴又去了趟晓市儿。心中不仅期望着好书，还惦着那“人市”，惦着那个从“人市”走下桥头去的小伙子。可那天，想要的书，一无所得，想见的人，也没遇上……意外的是，在“人市”那儿，遇见个满头白发的老奶奶。她，摊开两只手，不住声地念叨着：
“七天啦，他还没回家！我孙子，没爹没妈的，出来揽活计来了。为我，都是为我呀！下头场雪那天，半夜里出的家门儿！脚上穿着一样儿一只的鞋……哪位善人看见我孙子了，赏给我老婆子一个喜信儿吧……”
听着，听着，我们赶紧转过脸，一口气跑下了德胜门桥头……
没多久，那首有名的《解放区的天》就唱遍了北京城。北京的天，真的破晓了。
记得那是在北京解放后的头一个正月。我们几个同学去看望那位历史老师。赶到老师家，屋门上却扣着锁。我们就想到对面什刹海上先去打会儿冰溜儿。才到岸边，却见一棵大柳树底下围着不少人。挤进去一看，三四个拿着长矛似的冰镩子的人，刚把凿出的一大块冰蛇子撬上岸来。我知道，这是给冰窖凿冰的工人。往年，夏天卖的刨冰，多半就用的是这海子里的冰。可这些人怎么都不出声儿，光这么站着？
人们又沉默了好一阵子。
“许是个年关前头，寻了短见的吧。”人群中有人低声试探着问了一句。
“不一定，”一个二十出头的凿冰工人搭言了，“许是卖了一天苦力气，挣下几张随风儿缩的‘法币’忙着奔家，图近便，才从海子冰面儿上抄道儿插过去。可万没想到……瞧，刚才我这最末一镩子，差点儿伤着他的脚……”
噢，可不——那大冰坨子，一头儿真的留着几道子冰镩凿下的深痕。透过那新凿开的冰碴，我隐约看见了睡在冰里的那个人的两只脚：一只，穿的是土黄胶底鞋；另一只，是黑布鞋……
“唉！”人群中有个年长的，深深叹了口气，“没熬过这个‘三九’天来呀。家里的亲人，许还盼着他呢……”
猛地，在我眼前，一个露着两颗虎牙的年轻人的笑脸儿，跟一个白发苍苍、正呼唤着孙儿的老奶奶的愁容，汇合在一起了……
是的，北京破晓了。这古城，仿佛从一个千百年长的灰沉沉的梦里醒了过来。
如今，三十年过去了。生活的色彩么，也美好了，丰富了。近两年，别的且不说，就连长期停产的一些北京风味儿小吃，也恢复了。冰糖葫芦儿的品种正在增多。倒是那种浇着各色果汁儿的刨冰，却一直也没见上市。其实，解放以后，刨冰用的早就改成洁净的机制冰了。那雪花儿似的冰末儿，再加上各种果汁儿，什么桔子黄的，樱桃红的，苹果绿的，显得比昔日更引人了。可我，只要是冰，无论是天然的，机制的，大块儿的，小末末儿的，我竟还是连多看一眼的勇气也没有。
啊，三十年来，每次回忆童年，回忆往事，我几乎总要想：当年：那个把一双小脚门上握在骆驼粪里的拣煤核儿的小男孩儿，那个守着糖葫芦摊子、脸上冻着泪痕的小姑娘，他们，可曾参加了1949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前举行的开国大典？他们，可曾投人了1976年清明时节在天安门前掀起的决战？嗯，那大典，他们参加了；那决战，他们也一定投人了——不知为什么，凭了一种孩子般的想象，我心里总难免这样固执地肯定着。可……只有他，只有那个背着苦难却还那么温和、那么知礼的小伙子，只有那个穿着两只不成对儿的旧鞋，匆匆走完了自己人生道路的大孩子，只有他，任凭我怎样想象，也只得承认：他既没能参加那旷古未闻的盛会，也没能投人那史无前例的斗争——因为，他的呼吸，他的愿望，连同他年轻的生命，早已被无情的严寒永远封冻在那块大冰坨子里了。
啊，回顾那漫长的寒冬，祖国曾经背着多么沉重的负担啊。她的步履艰难，似乎只能应和着驼铃的节拍，那是可以理解的。可我还是要说，在几千年的漫漫长途中，如果历史只加快一小步，那么，那个一笑露出两颗虎牙的大孩子，也许就不至于被活活封闭在那口冰棺材里了……
让那个在天安门前缓缓挪动着骆驼队的时代，让那种以驼铃的节奏当作生活节奏的慢吞吞的日子，一去不复返吧——这就是我每当回忆这些往事的时候所要说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