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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宁还告诉我，楼梯上来左侧西南向的那间屋子是囚禁大耳朵的房间，东南向那间狭长的屋子则是关押阿斗妈妈许阿姨的地方。许阿姨和阿斗爸爸刘叔叔当年在家中被抓后，先是都关在米市巷监狱，刘叔叔和我哥我爸我姐等一行七人被公安部押送北京后不久，许阿姨就被转移到留椿屋来了。我发现关押许阿姨的房间和隔壁一间房间其实是连通的套间，中间隔着一个厕所，厕所两边都有门，通向两边的房间。厕所通往另一个房间的门早被钉死了，那个房间里关押的就是蛐蛐儿的前女友J的父亲王叔叔。毛宁说，他印象最深的就是许阿姨每 天都会在她的房间里发出各种各样的声音，每次带她到楼下会客厅去审问时，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许阿姨都会在穿过走廊和走下楼梯时弄出很响的动静，他猜想许阿姨是想以此引起关在这里的其他犯人的注意，寻找时机弄清楚身边难友的身份，同时也希望他们能和自己有某种联系。因为通往厕所的门被钉死了，王叔叔是要到毛宁房间来上厕所的，虽然站岗的警卫总会提前采取措施，不让他们互相照面，但毛宁还是从王叔叔的脚步声、叹气声和呼吸声中慢慢熟悉了这位应该是父亲一样的长辈。
我始终没有想明白当年关押在留椿屋的五个人中间为什么毛宁规格最高，待遇最好，一个人住着朝南的最大的房间。论年龄他不是最大也不是最小；论身份他不是最高也不是最低；若硬要寻根究底，在我看来只有一种勉强说得过去的解释，那就是：他是“总理遗言”案最最外围的成员。
他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学体育老师，年龄要比我哥他们大七八岁，既不是同学，也算不上哥们，后来被公安部门定性为“总理遗言反革命预谋会议”的“狗肉聚会”他压根儿就没有参加。唯一和我们连得上瓜葛的，是我母亲和他母亲战争年代曾在一起经历过共同的炮火，他母亲在战地保育院生下他时，我母亲就在旁边。由于这样的历史渊源，我们两家的孩子一直走得很近。
毛宁家住的孝女路8号和我们家的菩提寺路蕙宜村1号只隔着一条弄堂，站在我们家的凉台上甚至可以看到毛宁家的某一扇窗口。
是我哥哥将蛐蛐儿带到毛宁家去的。毛宁比他们要大得多，当时在我哥哥和蛐蛐儿眼里，毛宁总是穿着发黄的旧军衣，脚蹬一双那时候最时髦的灯心绒松紧带懒汉鞋，很神气，很成熟。更让蛐蛐儿总愿意和毛宁在一起的是，他认为毛宁很有本事。他会用刻刀在石头上刻毛主席头像，在木板上刻马恩列斯的头像；他会教蛐蛐儿寄信时在邮票上刷一层薄薄的糨糊，这样邮戳就会盖在糨糊上，然后把用过的邮票收回来泡在水里，邮戳就和糨糊一起泡掉了，邮票晾干后还可以再用；他给在东北插队的两个妹妹寄包裹邮费太贵，他会将红枣、肥皂、电池、月饼等物品用报纸裹卷成筒状，当印刷品寄。毛宁层出不穷的歪点子让蛐蛐儿对毛宁崇拜不已。
那时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我、我哥哥、蛐蛐儿，我们都是杭州市天长小学六年级的学生。“文革”初期我爸爸还没有被打倒，我和哥哥自然都是革命干部家庭的孩子，属于红五类子女，很自豪，很荣光。我们第一批加入了红卫兵，我哥哥还担任了红卫兵团团长。蛐蛐儿是知识分子家庭出身，这个成分在“文革”初期有点微妙。第一批红卫兵中没有蛐蛐儿的名字，这让他很沮丧了一阵。后来，我哥哥几次在讨论发展红卫兵新战士的会议上为蛐蛐儿和其他几个成分不好的同学说话，强调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没过多长时间，发展第二批红卫兵时，蛐蛐儿光荣入围。
1967年初，蛐蛐儿容光焕发地来我们家，给我和我哥哥看一张16开的油印的《红小兵报》，上面有新闻，有通讯，有本报评论员文章，有读后感，甚至还有诗歌和散文，各种文体的文章五花八门，一份报纸像模像样。我和哥哥注意到，报纸上所有的文章几乎都是一个署名：小辣椒。我们问蛐蛐儿这份报纸是从哪里来的。这个“小辣椒”是谁？蛐蛐儿得意地一笑：我编的，文章也都是我写的。我问蛐蛐儿，那么这个小辣椒就是你喽？蛐蛐儿诡秘地点点头。我和哥哥有点不相信那张报纸真是蛐蛐儿的杰作，我们问他，那蜡纸是谁刻的呢？我和哥哥都知道蛐蛐儿的字像他的绰号一样曲里拐弯，根本没有这么漂亮。蛐蛐儿不好意思了，说，字是毛宁刻的，排版、油印也是毛宁干的。
现在回想起来，蛐蛐儿从那个时候就表现出他的文学才华和创作天赋，一张《红小兵报》上的所有各类体裁的文章全是他一人撰写。毛宁告诉我，有时候排完版，文章不够，报纸开了天窗，蛐蛐儿会坐在一旁，咬着笔头皱着眉头想一会儿，然后大笔一挥，刷刷刷，不到几分钟，一篇补白的文章就写好了。
蛐蛐儿和毛宁共同编印的《红小兵报》办了一期又一期，我哥哥也参与到其中。开始只是散发，后来还上街去卖，两分钱一张的报纸居然经常脱销，有的同学买报纸时会付一毛钱甚至两毛钱，并豪爽地说不用找了，实际上他们是对这张小小的报纸的支持。报纸卖的范围很广，影响很大，“小辣椒”的名字也迅速蹿红。那时候，杭州市各学校的红卫兵分成了两派，红一司和红i司，红一司的袖章是黑字，红三司的袖章是黄字。《红小兵报》作为红一司外围的一份小报，由于办得出色，在一司的大哥哥大姐姐们心目中也很有分量，大家都知道《红小兵报》有个才子叫“小辣椒”。由于我哥哥的加入，毛宁和蛐蛐儿越干越起劲，他们用卖报纸的钱再去买纸张、油墨、钢板，报纸的版面也扩大了。蛐蛐儿俨然以《红小兵报》主编自居，文思泉涌，佳作迭出。在并肩办报的日子里，蛐蛐儿和毛宁的友谊也更进了一层。公安人员后来告诉毛宁，蛐蛐儿在自己的日记本上多次提到毛宁，这恐怕是毛宁虽然不是我哥和蛐蛐儿他们这帮同学中的一员，却也锒铛入狱的重要原因。
当我站在留椿屋朝南的最大的这间屋子里望着窗外重重叠叠的茂林修竹时，我觉得毛宁其实是幸运的，我甚至认为，假如毛宁没有经历这一段牢狱之灾，他的人生会顿失很多光彩。当年，周恩来、蒋介石、胡蝶都是住的这间朝南的大屋子，毛宁在不经意中和这些伟人、名人做了一次不见面的握手，无论这样的握手对毛宁的命运会不会产生决定性的作用，刻骨铭心的记忆也足以让毛宁这辈子回味无穷。
毛宁不仅完全认同我的想法，而且对我要求采访他，并希望他提供能够佐证当年历史的物件，表现出巨大的热情和积极的配合。我从中看到并感受到毛宁作为一个个体，那种非常阳光和健康的人生态度。
毛宁的热情爽朗和他在醉白楼酒桌上的高谈阔论一以贯之。看得出来，为了这次约定的采访他提前做了认真细致的准备。
他从一个墨绿色的公文包里拿出一个牛皮纸信封，从中抽出一沓纸头一张一张摊在桌上，其中有一份一看就是那个年头才会有的，钢板刻印的“总理遗言”。泛黄的纸张斑斑点点，上面用长方形的细圆字体刻印着我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总理遗言”。我问毛宁，你怎么保存得那么好啊？这绝对可以成为珍贵的历史义物了。毛宁笑笑没说话，又拿出两张照片，一张是一个剪着童花头的小女孩和一位清秀文静截眼镜的年轻女人，照片上女孩和女人的表情有点木讷；另一张照片上除女孩和女人外，多了年轻俊朗的毛宁，很显然，有了男主人的三口之家，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两张照片的右下角分别用蓝墨水的钢笔写着：妞妞三岁（76年）；妞妞四岁（77年）。
毛宁告诉我，女孩是他的女儿妞妞，女人自然是妞妞的妈妈了。从妞妞一岁开始，每年的7月13日妞妞生日这一天，他们一家三口都会去照相馆拍一张全家福留念，只有1976年7月13日这张照片是妞妞和妈妈两个人。妞妞曾经问妈妈：爸爸呢？爸爸为什么不和我们一起拍照片？妈妈当时回答说：爸爸到解放军那儿去了。妞妞问：到解放军那儿去就不要妞妞了吗？妈妈说：解放军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