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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初写这段文字时，写的是大耳朵“用右手拿起破口的锋利镜片对准自己的左手腕一刀割了下去”，我把草稿送给大耳朵看后收到了他发来的短信；被割腕是右手镜子是手掰开的手也破了文章左手不对。我看了短信立刻给大耳朵打电话；你是左撇子吗？当然不是，那为什么是左手割右手，而不是左手割左手？人耳朵电话里沉默了一会，说：你到留椿屋实地一看就知道为什么了。
现在，当我站在留椿屋关押大耳朵的房间，看着洞开的门想象着当年在门外来回巡逻严密监视的岗哨，我一下子就明白大耳朵为什么会充当了一回左撇子，大耳朵作为犯人，他的床正对着门，一切都裸露在哨兵的眼皮子底下爱她若用右手割左手，一举一动都无法掩藏，而只有翻身向着墙壁，用左手动作，才有可能躲过哨兵的视线，就是这一左撇子的错位，无意中挽救了大耳朵的生命，试想，在大耳朵拼死的决绝下，正常的右手力量，一刀下去，是以让大耳朵毙命！
值班的警卫是在凌晨四五点钟左右发现情况异样的，九月的天依然亮得很早，四五点钟的时候，晨毅已经酒满了每一扇窗口，平常这个时候每个房间里的犯人早已开始各种锻炼，大耳朵也早就在床上做仰卧起坐了，可是这一天，大耳朵房间里没有一点动静。
警卫现是从门外向里张了一眼，床上纹丝不动，他觉得有点不对劲儿，便一下冲进门来床上依旧没有声音，床下却有一地的血，警卫慌了，他一把掀开被子，大耳朵闭着眼睛躺在满床的血水中，已经不省人事。警卫从胸腔里发出“哇”的一声闷叫，整幢椿屋立马像陀螺一样抽风般地旋转起来，只听到门外“快快快……”的声音，紧接着又听得楼上一串串嗒嗒嗒的急促的脚步声，在这个敏感的时期，一点微小的动静都会让人心惊肉跳，更甭说这样满楼的压抑不住的喧哗。
很快，每一个房间都遭到了仔细的检查，每一个人的随身物品都被要求收缴上来统一保管，包括剪刀、蘸水笔、镜子、牙膏、肥皂、筷子等等看来可能会成为自杀工具的东西一律上缴。
每一个都判断一定发生了重大的事件，每一个人都在猜测会不会和自己下一步的命运产生联系。但是谁也没有想到，是大耳朵做出了自杀这样极端的举动。
在留椿屋青苔地的天井里，毛宁告诉我，那天早晨，他到天井洗漱时看到一只木盆里浸泡着带血的被单，木盆里的水全被染红了，血水让毛宁毛骨悚然，一股寒气从脚底钻上来，让他周身的热血一瞬间有冰冻的感觉。他不知道他们中间是谁因为什么出了事情，但他回房间时看到大耳朵的房间突然紧闭，心中便有了不祥的预感。
幸亏上苍还是眷顾大耳朵的，它不忍心让一个还没有开始真正生活的青年就这样轻易地结束自己像花蕾一样尚未绽放的生命。掰成两半的镜片毕竟不像刀片那样锋利，左手力量的明显消弱也帮了大耳朵一把，它割断了大耳朵右手的两根肌腱，但万幸没有割到动脉。
是警卫从藻溪镇卫生院接来医生为大耳朵缝合伤口的，即便大耳朵因为割腕自杀血流一地差点死去，他也仍然没能走出椿屋一步。
让大耳朵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鼓足勇气做出的壮烈举动，差一点就让自己遗恨千古。几天以后，青龙山下天日山饭店里的高音喇叭再次响起；大块人心事，粉碎“四人帮”！
惊魂未定的大耳朵像傻子一样从牢房走出来，看着眼前一个个晃动的熟悉和陌生的脸，看着洞开的门窗外扑面而来的满目翠绿，他缓缓地吐出一句话；还好我没死……
我们离开留椿屋时天色已经暗淡下来，远处忽隐忽现的山脊曲线和厚厚的云海混沌成一片。临上车前，热情的天日山管理局的同志抬来一箱据说是当地自制的药洒一定要我们带上，我意外而惊讶地发现这酒居然就叫“於术”酒。我感叹世界上怎么竟会有这样的巧合，三十年前和这帮年轻人在历史性的“狗肉聚会”上初次相识的这一名不见经传的“於术洒”，三十年后竟再次在留椿屋重逢。是天意？是机缘？还是冥冥之中历史的轮回和必然？掩映在两天目深山老林中的留椿屋静静地往远离喧豁的一角矗立了近百年，但她所承裁的每一段历史记忆都加深了她身上厚重的积淀，伟大如周恩来，渺小如毛宁、晨光、大耳朵，谁能想到他们会跨越历史的风雨烟云在留椿屋会合？
我想，我肯定还会冉来留椿屋，不是为了怀旧，而是寻觅一种心中一直在寻求的永远！
马俪文：朴素的构成
马俪文 王 樽
（本文字数：2816） 《收获》 200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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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马俪文
我看过的电影难以计数，感觉上，平庸的片子片片相似，好看的电影各有各的不同。我发现，那些堪称光彩照人的，或如俗话说的“惊艳”之作，往往并不奢华绚丽，反而多是以朴素见长。这使我想到“大象无形”“大巧谢雕琢”的说法，看马俪文的电影，正是这样的感受。我写她不完全是出于感动和敬重，更多是惊异于她在中国电影市场的大背景下居然成为可能——一个外省女子，没有家学背景，没有可资利用的人脉资源，甚至没有充分的电影知识储备，匹马单枪，行走在虎踞龙盘的京城，竟完成了两部剧情长片——《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和《我们俩》。两部影片均属低成本制作，却以丰厚的含量在影坛风生水起。并让这个曾被“质疑”的年轻女导演连获国内重要的专业大奖——第五届长春电影节最佳导演奖、第二十五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导演奖。
作为电影片名，《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字数太多，它几乎很难让观众准确地说出来。五年以后，说到该片的英文译名，马俪文笑言：“有三行，人们以为是三部影片的名字。”
说来很巧，我第一次听到该片，也是在争议它的名字。大约是2001年的春天，在深圳市电影发行放映中心，我听到各大影院的老总们在讨论，他们普遍觉得这是一部有诚意有良心和社会责任感的电影，同时又为它的发行担忧：光是名字就限制了观众的理解和传诵。当天观片，我因临时有采访任务而离开。原以为很快能完整看到它，结果阴错阳差，再见竟隔了四年。
2006年1月，我在嘉禾深圳影城看了《我们俩》，这部只有二百万投资的小制作给我带来意外惊喜。一个破旧的北京四合院，一老一少两个人，一年四季的更替，孤僻而倔强的老太太与女大学生房客，从相互抵触到变得亲近友善，以及老太太的去世和少女的追怀等等。很普通的故事，却有着极大的情感辐射，其中的孤寂、无奈、感伤、关爱，悲天悯人，于人物微妙的情绪变化中弥散开来，点点滴滴，沁人心脾。它没有国产影片常见的浮躁、浅露、虚矫和廉价的煽情。而是沉静清新、含蓄从容。毫不夸张地说，这是我见到的最干净、朴素和真挚的国产电影，不见任何加法，处处是节制和简约。
2006年3月5日，马俪文到深圳参加深圳报业集团组织的放映会，我第一次见到她，被记者包围着，浑身黑的装束——宽大的外套、大旅行包、梳向脑后的“马尾巴”，只有面色素白，额头宽而高。神态肃静，目光审慎，风尘仆仆。不知为何，她的样子让我想到屠格涅夫的《门槛》——那宫殿门前的朝圣女子。虽然周围簇拥着人，她却像独自而立。表情平和得近乎漠然，回答问题也像她的电影对白一样少而短。当天的放映会上，我重看了《我们俩》，并第一次完整地看了《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这部处女作显示了她的出手不凡，也多少暴露了技法的青涩和用力过猛。放映会后的现场交流中，许多观众说到影片泪水涟涟，有位少女竞泣不成声。马俪文却显得十分冷静，宛如不相干的旁观者，言简意赅，不动声色。
对于夸奖和恭维，马俪文似乎始终有着某种警觉。第一次与她同桌用餐，我称“《我们俩》是几近完美的电影”，她半是狐疑半是玩笑道：“捧杀！”有一天，我从杂志上看到某位大导演对她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