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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袁老师根本没有要求让一二年级的同学参加批斗会，而是文教助理员自作主张。照他后来的解释，是让我们从小接受阶级斗争的锻炼和考验，却事与愿违。我幼年时在范爷的熏陶下，在死人面前是胆大的人，也未经受住这种“考验”病了一场。
在我成年以后还遭受过一次死人的刺激。那是一九六四年，在甘南参加四清运动后期，我患了急性阑尾炎，工作队连夜把我送到校医院进行了手术。手术痊愈后，系领导决定我不再去甘南，仍留在医院，一面恢复身体，一面帮医护人员做一些勤杂服务工作。
那时组装矿石收音机比较盛行，校医院的一个中医自己组装了一台矿石收音机，一天晚上他想接电试听，把电源接在了一根户外的裸线上，瞬间就被电击倒了。院领导对这次事故非常重视，很快请来了兰医二院的胸腔科专家进行抢救。急救手术台就设在离触电不远的地方，我帮着围屏风、抬氧气瓶。我在手术台旁看着那个专家打开了胸腔，手捏住心脏，使劲按摩，没有见到效果，又直接在心脏上打了一针强心剂，心脏微微颤动一下，专家看了一下手术台旁边的血压表，说不行了，紧接着宣布了触电者的死亡。他这一宣布，我的脑袋轰的一下，剧烈地痛疼了起来，这以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我一直是在恐慌，畏惧的痛苦中度过的。
在人的一生中，未成年人，老年人、病人或久病后的人的心理和精神方面是比较脆弱的，年幼的儿童就更脆弱了。联系到这两次猛烈的刺激，那场闹鬼风波很好解释；其实都是文教助理员惹的祸，他一个“接受考验”把我们推向了招祸的现场，使幼小的心灵遭受了猛烈的刺激，产生了恐慌、畏惧的心理，精神和肌体发生了病变。在那个迷信思想严重的年代，人们把这些迷惑不解的现像与鬼神联系起来，以讹传讹，闹的沸沸扬扬。
鬼神是否客观存在，随着社会的文明和进步，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排除。但是把迷信鬼神的人都说成是愚昧落后，事情不是那么尽然。人有三大需求；物资生活的需求，生理方面的需求和精神生活的需求，这都是人的本能。人如果没有精神需求，其生活的本质和动物没有什么区别。迷信鬼神是人类最早最低级的精神现像，宗教的创立使人类的精神生活偶像化，对一些不信教的人来说，迷信习惯也是一种精神生活偶像化的表现形式。尽管这种形式是主观臆造的，但它还是添补着人们的精神空间，有着安慰人心的作用。光明寺里的闹鬼风波政府没有干预，而且给那些巫婆神汉划了一个“迷信职业者”的阶级成份，这个成份相当于贫民，现在看来是适当的。
在土改运动深入开展的同时，工作队又进行了戒烟运动的宣传，方梅和文教助理员编了一个名叫《王三保戒烟》的小眉户剧。剧情是一个搞的将要妻离子散的大烟鬼，在政府的帮助下，经过开荒种地的劳动改造戒了毒的故事。剧中有三个人物出场，一个是乡长，一个是吸毒者王三保，一个是王三保的儿子羊娃。乡长和吸毒者的角色有方梅和文教助理员扮演，羊娃的角色由我担任。至今我还记得剧中的两段唱词。
王三保唱：
王三保来我好生气，
乡长常常把我批。
背地里我把乡长怨，
为什么不让我抽大烟。
羊娃唱：
我爹抽烟要卖娘，
叫我给人去放羊。
从早到晚山里转，遇上狼来就想娘。
在找我扮演羊娃角色的那天，方梅、袁老师和文教助理员都来到我家。方梅对婶婶说：“你娃活泼，能演好这个角色。”袁老师说：“这个学生记性好，背台词没问题。”文教助理员面对婶婶说：“就让他拌羊娃吧！娃娃们从小接受锻炼才有出息，要叫他们知道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什么是阶级斗争。打倒地主恶霸是阶级斗争，戒烟运动是阶级斗争，闹鬼风波和迷信活动都是阶级斗争，我们演的这个戏表现的是阶级斗争，你是土改积极分子，要站稳立场，和这些看的见看不见的阶级敌人进行斗争。当时我年小不懂什么叫阶级斗争，就连婶婶也对这一连串的“斗争”糊涂。说：“你们看他行，也就让他去斗争吧！”
《王三保戒烟》排成后在光明寺里演出，那是一个欢送土改工作队的盛大晚会。操场上点着一堆篝火，光明寺里人山人海。随着篝火点起，秋歌队先开了进来，男青年头上裹着羊肚子毛巾，女青年腰里系着红色或绿色的绫带，变换着步伐，相对穿梭，扭来扭去，显示着自由和快乐，腰鼓队紧跟其后，更使晚会气氛热烈。
秧歌队和腰鼓的表扬结束后，各村的拉拉队开始拉歌，使晚会的气氛达到了高潮。各村之间形成相互对垒的拉应双方，拉方先唱一支歌，然后用激励和挑逗的言词，想办法让对方唱歌。拉方刚唱完，应方领队高呼“唱的好不好！”应声而起“好”“再来一个要不要！”又是应声而起“要！”拉方群众情绪激昂：“该你唱，你就唱，扭扭捏捏不大方，不会唱，学着唱，唱的不好也鼓掌！
”总之千方百计叫对方唱歌。拉应双方你挑我逗，歌声此起彼伏，晚会十分热闹。
有一个村的拉拉队歌声刚落，文教助理员向方梅发起了进攻；“方梅同志，来一个吆！”方梅大大方方地站起来，向前跨了两步，唱了一段《小二黑结婚》（清粼粼的水来蓝个莹莹的天）。方梅的唱音刚落，顿时响起了热烈的掌声。紧接着工作队的人又把矛头指向了赵区委，赵区委亢调高歌，用他那纯正而豪放的陕北腔调唱起了《毛主席来了晴了天》。
《王三保戒烟》是晚会的最后一个节目，也赢得了掌声。第二天方梅又轮到在我家吃饭。那是她在我家吃的最后一顿晚饭。在吃的时候她向婶婶讲了她的身世。她出身于书香门第，父亲在天津开着一个印染厂，大学毕业后分配到甘肃，刚好遇上土改运动，被派来接受锻炼。临走时她留下一顶灰色的棉军帽和一只口琴做纪念，正是这只口琴调动了我的音乐细胞，以后学会了吹笛子、拉二胡，还喜欢唱歌。更使我怀念的是我盲流新疆时巧遇了她的妹妹，此人救了我一命，这是后话。
土改时，含辛茹苦，饱经凌辱的尤妈在政府的安置下迁移到了碌碡，在那里分得了土地，有了自己的新生活；后来，长期在外地闯荡的大儿子回到了家中，当了大队的书记，海娃参了军，尤妈过上了杨眉吐气的日子。
黑万兴受戒烟运动的威慑，悄悄地溜进了东关，干起了打井的活计，后来惨死在了井下；黑玉龙因盗窃罪被判刑劳改，在越狱时被击毙；白寡妇带着虎娃和玉琼艰难度日，在三年困难时期被下放到了远离县城的青林公社，文化大革命后我见过虎娃，说落实政策后他家又搬回了县城，以打井为生计，我也告诉了他黑玉双的情况，他好像不以为然，自后再也没有见过面。
院子里唯一的伙伴就剩下长娃了，他患了严重的风湿关节病，不能行走，迟迟未能上学。一天，我牵着毛驴，他骑在驴上，由他大哥扶着去东关一个叫“宋应海”的诊所治疗，宋应海抄着外地口音，和颜悦色地问了病史后，很快地在他的腿上和腰部扎了几根银针，可以说是手到病除，半个钟头后，长娃奇迹般地走出了诊所，再也没有骑毛驴回到家中。自后，神奇的针灸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像。上大学以后，在空闲的时间看了几本针灸方面的书，并在自己身上扎针，寻找穴位的感觉，后来也给别人扎针，也治好过一些疾病。
长娃病好后上了学，初中毕业后进了翻砂厂，不久参了军，一九六一年我上大学不久，他把积攒下来的微薄的军贴，给我寄了二十元，在那个时候，这些钱可谓是雪中送炭。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这份情意深深地埋在我的心中。
长娃退伍后，几经周折，安置在了兰化工作，我们之间的联系就更多了。我们之间虽然叔侄相称，但更多的是朋友感情。二00三年十二月六日晚，就在我追忆这段往事时，突然传来了他去世的噩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