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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市场价格是为双方达成拆迁协议提供一个标准。如果当事双方不能就合理补偿达成一致，还可以走司法程序。
康涅狄格州的一个城市因军事基地被关闭，当地经济迅速萧条。为扭转局面，政府打算在原军事基地建设公园。然而，一些被涉及到的私有土地拥有者反对动迁，无论政府给多少补偿金他们都不搬，“合理补偿”不好确定。动迁户还一纸诉状把政府告到了法院。官司打到美国最高法院后，9个大法官以谨慎的“5：4”裁决驳回动迁户的上诉，支持当地政府强制性拆迁。
法官们的谨慎，反映了美国司法努力在公私之间寻求一种平衡。而总的来看，美国地方政府和居民在征地特权的法律纠纷中也各有输赢，这在一定程度上使政府在动用拆迁特权问题上更加谨慎，而民众也渐渐习惯了更多地考虑公共利益。
在韩国，存在纷争比较多的是公营事业征用土地，如修建城市铁路、高速公路等，按韩国媒体说法，公营事业征地，经常发生“物理冲突”，也就是肢体冲突，即居民与警察发生暴力打斗。近期比较著名的案例，是韩国政府在平泽地方征用土地为驻韩美军修建新军事基地，遭到平泽居民暴力抵抗，多次发生流血事件，政府头疼不已，从总统到总理多次现场办公，但居民坚决不让步，最后，不得不宣布建设计划推迟四到五年，也就是说，现政府已经承认无能为力，把包袱丢给下届政府了。
韩国也有最牛的“钉子户”。数年前，京畿道内一公司成片开发，遇到一房主，对祖业极为热爱，坚决不卖房子。不是给多少钱才合理的问题，而是不管给多少钱都不卖。此住户四周的房子全部出卖了，该公司也启动了工程，但这一家到底挺了下来。该公司毫无办法，最后只好用大楼把这一家围了起来，成为京畿道一景。
N多国家为了拆迁大打出手。唉。
看了一圈，拆迁问题在世界各地都是个难题，个人、公众、钉子户、开发商、政府种种利益交错。
唯一的解决途径：只有遵守法律，在合理的市场价格的前提下，所有的人都依法办事。
发生矛盾了，大家法庭见。判开发商多补，开发商就乖乖掏钱；判开发商不得拆迁，开发商就乖乖走人；判住户搬迁，住户就乖乖的收拾行李。
从法律的角度，回到本系列开头的东方广场的故事，如果当时该区域的拆迁户与开发商达成了一致的协议，各位专家实在没有反复上书的意义。
如果真的放不下这块地，就觉得此地应该盖政府大楼，那就联合愿意那这块地的部委，组建一家公司，与长江实业或东方海外一起竞标，谁出价高，谁拆迁费给的合理，地就归谁。
1988年－1993年 此间的少年 第五回 拆迁（6）
再争执不下了，那就法院见。
无论是专家、开发商、部委、企业、刁民、普通民众……只要大家都肯在法律的框架下行事，我说的是真正按照法律去做，而不是打着法律的幌子，来维护个人的私利，那么在法律框架下，问题必然会解决的。
但前提是，法院要用于维护自己的权威，勇于执行法律。
真不知道，美国法院拿着拆迁裁定，面对媒体镜头，是怎么执行裁定的。不知道，美国法院需要考虑的问题，有没有中国法院需要考虑的那样多。
唉，知易行难啊。
开发商的合法高招
说起依靠法律途径解决问题，最后想起了一个北京开发商按照法律途径解决拆迁问题的高招，一个哭笑不得的高招，但不得不承认确实是高招。
一片老旧小区前，这天有一家律师事务所开业了。
当地居民，并没有人对这家律所投以太多的关注。小老百姓，都希望平安过日子，谁天天想打官司的事啊。
过了几天，拆迁通知下来了。
小区居民炸了锅，纷纷开始盘算自己的利益。有人决定搬，当然，还有人决定不搬，似乎所有的拆迁项目，永远都会有几个钉子户。
这时候，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出现了，“钉子户同志，想要寻求更多的利益吗？你们的力量是微薄的，法律的力量是强大的，我们律师能够帮助你在法律的框架下，得到最大的利益。一般的钉子户，你们除了哭、闹、硬抗之外，也缺乏有效的应对着数，委托我们来做吧，我们熟悉法律的手段，效果绝对比你们自己出面好的。”
恩，几个钉子户想了一下，觉得律师说得有理，于是大家集资，筹钱交了律师费，请律师出面和开发商交涉。
律师还是很卖力的，恩，简短截说，收了律师费后，律师成功地维护了拆迁户的利益，开发商成功的拿到了土地，大家皆大欢喜。
故事完了吗？
一天，开发商笑着对笔者说：这家律师事务所，是我开的。
得，到最后，开发商还多赚一笔律师费。
看上去，一切都在法律的框架下，可，可，让我说什么好啊。
得，下回见了，朋友们。
1988年－1993年 此间的少年 第六回 夺权（1）
当时从行业的角度审视一下，这时的中国房地产行业还是远没有今日风光的，当时最热的行业是家电、四川长虹是中国经济中最为炙手可热的明星，网络热潮也正在悄然兴起。
经历了十年的发展，1998年万科的销售额为22．69亿元，而同在80 年代成立的海尔、康佳、三九销售额已经上百亿。行业依旧一盘散沙，土地交易黑幕众多。
在这种大好年景里，各公司纷纷忙着打鱼捞虾、盖楼发财。
但也有一些公司的核心事件却是：夺权！
历经艰苦创业，大业初定，刚开始享受革命果实，夺权问题也就来了。
这问题还是个长期性的、世界性的问题，全球化。
古今皆同，这一点倒是大同世界了。
汉代刘邦登基称帝，韩信就要命丧未央宫；
唐代李世民登基称帝，玄武门就要上演喋血记，侯君集就要送命；
宋代赵匡胤登基称帝，手段缓和些，杯酒释兵权了；
明代朱元璋登基称帝，胡唯庸、蓝玉、空印等四大案杀的人头滚滚啊；
清代福临登基称帝了，多尔衮就要威名扫地；
康熙登基称帝了，鳌拜、吴三桂就要身亡家灭；
有人说这都是汉族的文化捣的鬼，一个中国人是条龙，三个中国人是条虫，人一多就勾心斗角，
呵呵，其实其他民族也一样。
远得不说，元代，还没等登基称帝呢，兄弟几个就掐起来了，大打出手，而且是一打就打几代人，老子争夺帝位失败，儿子接着来。
法兰西、英吉利、日尔曼、西班牙，翻翻他们的历史，共患难之后，迎来胜利果实之后，都成常规套路了，窝里斗、清君侧，不过是选择以人民、天主、民主或者谁谁的名义下手而已，法国大革命那叫一人头滚滚，叹为观止啊。
为什么会这样？
其实很正常，在通过战争、商业等手段，完成对资金、土地、人口等生产要素的占有之后，下一步面临的问题就是获胜方内部如何分配这些生产要素、如何分配生产要素带来滋息的问题。
共患难，不能共富贵。昨天还是一个战壕里的刘三，还是隔壁的玩伴，大家一起创业，凭什么你现在就是总经理，我就要是副总经理？公司发展那一点离的了我？凭什么现在我的股份要比他的少？你有何德何能？当时在什么什么项目要不是我怎么怎么……
说到伤心处，连锅都砸了，谁都别吃。
企业也一样。
最早分家
本文中探讨的这些公司，最早分家的是万通。
万通是六兄弟联手起家。
1991年6月，王功权与冯仑、刘军等人在海南成立了海南农业高科技投资公司（万通前身）。成立之初，王功权是法人代表，总经理，冯仑和刘军是副董事长，王启富是办公室主任，易小迪则是总经理助理，后来的潘石屹主管财务中心。
海南一役，北京万通中心一役，六兄弟们一不小心成了资本家（冯仑语）。
钱多了，斗争就来了。
按照王石的回忆，当时冯仑曾问王石：“我们在北京的两个地产项目都很成功，盈利也有一个多亿吧。钱多了，兄弟就要分家，王石有什么分家的经验？”
王石乐了：“1988年万科进行股份化改造的时候净资产只有1300万，哪有如此巨额资产分配的经验？”
1994年秋天，万通六雄在广西西山开会，这次会议在万通历史上被称为“分裂会议”。表面上的矛盾是冯仑和潘石屹而起，最简单的说法是，当时的冯仑要干事，而管钱的潘石屹不给钱，矛盾就比较尖锐了。然后就分了。
结果虽然一样，但就其过程仍是各有各的说法，好象一场《罗生门》的现代商业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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