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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夫和骡儿死后，宋春英和儿子在窑上没有走。窑上停产整顿四五个月，宋春英成天一点事干都没有，但她仍然坚持不走。她的老家在四川，离窑上很远。老家就那么一点点山地，每年打那么一点粮食，恐怕连供孩子上学都不够。窑上恢复生产后，宋春英把丈夫因工死亡窑上给她和儿子的抚恤金劈出一些，加上因死骡儿赔给的钱，她花了五千多块，买了现在这头青骡儿。没人为她下窑赶骡儿，她就雇了赵焕民当车倌儿。她家除了骡儿，还有一辆胶皮轱轳铁壳子车，她是主家。她和赵焕民的关系是雇佣和被雇佣的关系。赵焕民刚到窑上打工不久，他没有骡儿，也没有车。而没这两样东西，他就没有下窑的资格，只能被有这两样东西的人来雇佣。这种关系不能说成赵焕民租用宋春英家的骡儿和车，只能说是主家雇佣车倌儿，主次相当分明。窑上在月底跟他们结算工资时，也是只找主家说话，窑方把工资付给主家，再由主家分给车倌儿。分配的方法一般是一半对一半，比如车倌儿一个月在窑下赶车拉煤挣了三千块钱，那么主家先留下一千五百块，另一千五百块付给车倌儿。这种雇佣车倌儿的办法不是宋春英发明的，她是跟别人家学的。有的人家只养骡儿，只置办车辆，骡儿养了两三头，铁车打制了两三辆，家人一个都不下窑，每辆骡车都雇佣一个车倌儿，只等着分骡儿和车股的钱就行了。当然，在一家只有一骡儿一车的情况下，男主人下窑赶车的多些，这样人和车挣的钱都是自己的，对自己家的骡儿也会爱惜一些。话说到这里就明白了，宋春英和刚上小学一年级的儿子，的确没有别的生活来源，全靠青骡儿给他们挣钱。他们吃饭靠青骡儿，穿衣靠青骡儿，儿子上学交学费更得靠青骡儿。宋春英的丈夫没有了，郎郎的爸爸没有了，母子俩不靠青骡儿靠谁呢！
秋风凉了，窑上的煤卖得好，工资也比以前发得及时。这才九月半头，八月份的工资就下来了。窑上的账房通知宋春英去领钱，宋春英找到自己的名字往后一看，心里突地一跳，这个月的工资总数竟有三千八百多，扣除了她家的房费、赵焕民的房费，还有骡儿的保护费（每头骡子窑上每月收取八十块钱的保护费），还能得三千五百多。挣钱挣得多，说明赵焕民运煤运得多。窑上实行的是计件工资制。装满一车煤重量是一吨，车倌儿们把一吨煤说成一个煤。每从采煤工作面运到窑底车场一个煤，车主和车倌儿就可以得到十二块钱的装卸费和运输费。整个算下来，赵焕民一个月运了三百多个煤，平均每天超过十个煤。据说运一趟煤来回要走七八里路，这十多趟煤，青骡儿和小赵一天要走多少路啊！
宋春英把自己应得的一半钱留下，把赵焕民的一半给赵焕民送去了。赵焕民正在宿舍里吃饭，他用铁锅煮的挂面。他还用一个装糖果的大玻璃瓶子腌了多半瓶子咸菜，里面有白萝卜、红萝卜、包菜片子，还有辣椒。他一边吃汤面，一边就咸菜，吃得满头大汗。他从窑下出来，一定是饿坏了，连澡都没洗，连窑衣都没换，就那么黑着脖子黑着脸，就开始做饭吃饭。见宋春英进来，他有些不好意思。窑工都是这样，在没洗澡没换衣服之前，都不愿让女人看见。宋春英说，正吃饭呢，你的饭太简单了。
赵焕民说，吃饱就行了。
那可不行，稀面条子不顶饿。宋春英的丈夫活着时，丈夫每天下了班，她都要给丈夫炒点肉，炒俩鸡蛋，还让丈夫喝点热酒，从不会让丈夫吃得这样简单。
赵焕民说，屋里太脏了，你看，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
没关系，我站一会儿就走。这个月的工资下来了，你干得很不错。
这都是青骡儿的功劳。
青骡儿有功劳，你也有功劳，至少有一半功劳是你的。给，这是你的一半工资，你数数。
赵焕民接过钱，没有数，就装进挂在墙上的干净衣服口袋里去了。
宋春英说，你这屋子不是放钱的地方，吃了饭，洗了澡，先别睡觉，马上坐车到县里邮局，把钱寄回家去。
我知道。
宋春英要走时，赵焕民喊住了她。赵焕民说，嫂子，有一句话，我不知道当说不当说？
宋春英以为是有关工资分配的事，说，有什么话你只管说吧。
赵焕民说，嫂子，我劝你以后别去打麻将了。
哦，是这事儿。宋春英说，我没打，我只是去看看。
我听说你昨天输了九十多块。
谁说的？
我在窑下听别的车倌儿说的。
宋春英无话可说了。她心里还是不大服气，我打麻将花的是我自己的钱，又没花你的钱，你管那么宽干什么！
马字搭个累字就是骡儿，骡儿挣点钱不容易。有那几十块钱，还不如给孩子买几本书呢。打麻将的人最后没有赢钱的，都是输钱的。
宋春英脑子里在拼字，骡儿的骡果然是马字和累字拼成的。她也是初中毕业，骡这个字成天在脑子里过，怎么没想到骡原来是马累或是累马呢！看来在对骡儿的理解上，她还不如赵焕民。
青骡儿吃饱了，在眯着眼儿晒太阳。天很蓝，太阳很好，阳光照在人身上穿透力很强。每天这个时候，宋春英该去打麻将了。窑场大门口右侧有一个饭店，去那里吃饭的人不多，去打麻将的倒不少，饭桌变成了麻将桌。每天，打麻将的至少开两桌，有时开三桌。有上手打的，也有围观的，每个麻将摊周围都站了不少人。周围的人不光是看，还压钱。见哪个人手气好，就往人家面前压钱。人家若是赢了，压钱的人就跟着沾光，压下的钱就可以翻番。如果人家输了，压的钱就被别的赢家收走了。他们把麻将在桌面上磕得很响，嘴里还胡乱骂着，饭店里甚是热闹。打麻将的有男有女，其中不少人是宋春英的老乡，从口音上，让宋春英觉得亲切。从一定意义上讲，宋春英是冲着乡音去的。可今天还去不去打麻将呢？宋春英有些犹豫。要是她去打了麻将，那些参与打麻将的车倌儿到窑下又会乱说，赵焕民又会知道。她倒不是非要听从赵焕民的劝说，一个她雇佣的车倌儿，与她非亲非故，她听不听两可。可是她得承认，赵焕民的话确实有道理。她丈夫活着时，丈夫打麻将有些上瘾。那会儿，是她劝丈夫别打了，丈夫就是不听。为此，她和丈夫骂也骂过，打也打过，为了惩罚丈夫还不让丈夫上她的身，丈夫到底还是改不掉。现在的事情是，她成了成天打麻将的人，别人劝她不要再打，这算怎么回事呢？她对自己说，算了，不去打了。她在屋里转了转，心神还是有些不安。丈夫死了，儿子去县城上学不在家，她在家里待着干什么呢？窑上没有学校，附近农村也没有学校，宋春英听了别人的介绍，只好把儿子送到县城的私立小学去上学。私立学校收费高，一个学期一千多块。为了儿子将来的前程，宋春英认了。窑上离学校几十里，儿子一上学就得住校，一个月才能回来一次。一个六七岁的孩子，晚上睡觉时还要妈妈搂着，拉个屎还要妈妈帮他擦屁股，现在却要一个人住校，吃喝拉撒睡，都是自个儿管自个儿，真是让人心疼。还有，校方每月向每个孩子收取的伙食费是一百三十元，而孩子能吃到一百元钱的东西就算不错。粮价菜价都那么高，孩子能吃到什么呢！她问过儿子，每天能不能吃饱。儿子说能吃饱。她问儿子几天拉一次屎。儿子说不知道。连几天拉一次屎都不知道，可见儿子是吃不饱。宋春英没办法，不能因为儿子吃不饱就不让儿子去上学。有人唱山歌，喉咙沙哑着，但调子很苍凉，唱得很好听。那人唱的是：黄连开花儿一肚肚苦，骡儿家的苦水跟谁吐；煤窑窑开花儿黑加黑，下辈子拴我脑袋也不来……宋春英赶紧从屋里出来，想听那人多唱会儿。那人唱着出了窑上的大门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