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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的两种不同含义所造成的结果就是，龙与牛仔之间的商业交易变得尤其复杂。表面上看，这方面的冲突似乎是超越私有技术知识与市场之上的。但如果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话，冲突实际上是更为深刻的。中国人感到难以理解的是某个私人方拥有技术知识并努力去利用这些知识的这种观念。毕竟，在中国，任何人都可以免费利用技术。中国人感到更加难以理解的另一点是：某种品牌名称或是符号都不能免费使用；就好像是某人声称对一部分语言拥有所有权一样令人不可理解。
第十二章 合同与习惯（3）
另一方面，牛仔们则习惯于对他们在谈判中所拥有的一切都拥有私有权。牛仔可以很快地完成一次交易，因为他们对自己所提供的东西拥有权力。但龙则只拥有普通权力，当龙进行谈判的时候，他们必须确保自己做到了尊重其他组织——从根本上说则是国家——所拥有的公共产权。这些公共权力并没有以书面合同的形式加以确定；一切都是根据惯例。使所有与这些公共权力相关的人都了解真相则需要一定的时间——如果牛仔的私有权力不具有时间价值的话，这种现象就不会有很大的意义。因此，中国人需要拿出大量时间确保他们征求了在某次商业交易中拥有共同利益的所有组织的意见。对牛仔来说，如果他们认识到他们的智力财产权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消失的话，他们会倍感焦虑与恼火。
大L（法律，law）与小c（习惯，custom）
法律的国度。牛仔们喜欢以“法律的国度”自居。在美国，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统治者的过度。龙则承认，中国是一个掌权者——实际上就是决定谁将受到怎样的待遇的那些人——的国度。
个人主义与社会和谐。西方法律尊重个人权力，东方的统治者则重视社会的利益。
在西方，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常常是冲突的；在东方，传统上并不存在个人利益。但这种现象正在悄悄地发生变化。
东西方在商业方面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西方的企业都拥有随时可以用来进行交易的、界定清晰的私有产权；东方的企业拥有的是公共产权，在进行交易之前，必须取得社会的同一。
建议
1、
不要期望中国的法律制度能够以一种西方的方式支持你的企业的产权。但是，这种情况正在逐渐发生变化——这是中国加入WTO的结果，但这种变化在东方的发展是相当缓慢的。
2、 在中国，你所能得到的最好的法律保护就是你的合作伙伴的善意。这就意味着，与你的中国合作伙伴建立起长期的信任关系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3、 记住，你一定要相信关系，而不是书面的合同。书面合同只能增加你的美国的——而非中国的——合作伙伴的信心。
第十三章 关系：牛仔的“冲浪”与龙的花园（1）
我成了AT&T公司的“秘密武器”
战后美国的大型技术公司使得亚洲的年轻一代无不为之着迷。当我于1968年于明尼苏打大学获得应用数学的博士学位后，我就希望自己能够进入这样一家现代的、正在改变整个世界的巨型公司工作，而不仅仅是成为工程师。有幸的是，我的毕业论文对于降低喷气发动机的噪音有一定的商业使用价值。作为一名研究生，我曾经得到来自赖特·帕特森实验室（Wright
Patterson Labs）的许可，投入百万美元消除喷气发动机的噪音。因此我同时得到了来自研究所、大学以及大公司的工作接受函。我选择了Sperry
Univac公司，该公司安排我担任其数据交流分部中一个新设部门的领导。从此我走上了一片陌生的土地——犹他州的盐湖城。
那时，Sperry公司在世界范围内的电脑行业位居第二，与居于第一位的IBM相距甚远。（后来该公司与Boroughs公司合并，成立了Unisys公司）。然而我所领导的部门雇佣了2；000名来自民兵导弹项目的工程技术人员，我们从事一些初创性的数据长途通讯工作。从技术的角度看，长途通讯成了我毕生的兴趣所在。在Univac公司，我在许多方面都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美国式管理者——一个真正的牛仔。
很快我就意识到，要推动自己的管理事业的发展，我必须摆脱工程技术管理，学习一些美国的营销艺术。我在学校读书的时候并没有玩过“展示与讲述”的游戏！因此1975年，我接受了应聘AT&T公司营销管理职位的面访。这个电话行业的垄断巨头还没有分拆，但其管理者已经预见到有必要学习如何在竞争性环境中进行产品营销。他们刚刚聘用了一个来自IBM公司的身材强壮并且工作努力的营销主管，名叫阿切·麦克吉尔（Archie
McGill）。在麦克吉尔的领导下，沉静的老贝尔公司一百多年来第一次拥有一个真正的营销部门，与仅仅开展销售活动的部门相对。任何人都可以销售垄断公司的产品。
反过来，麦克吉尔又希望能够通过某种途径使AT&T公司所拥有的世界上最著名的研究机构——贝尔实验室——的市场导向特点更突出。他希望能够有一个拥有资深技术背景的人来为贝尔实验室注入新的活力，并提出可营销产品的概念——正如他所描述的“desnob”贝尔实验室。因而他聘用我作为他的貌不出众的“秘密武器”。
那时，我并不理解其中的原因所在：我的确拥有一定的技术资格，但我仅仅是一个对营销知识一无所知的年轻的中国人，只是最近才对美国的一些商业实践有了初步了解。我进入公司工作后不久，他就对我说：“查理斯，AT&T公司在美国之外没有任何业务。我想充分利用一下俄国与中国的商业机会。我想你会帮助我的。”麦克吉尔同时还对东方文明、哲学与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希望他的员工中有一些熟悉东方文化的人。这就是我发现的自己作为一名仅具有初级水平的营销经理如何能够直接向仅仅位于AT&T公司首脑下一级的人物直接汇报工作的原因！感觉有点像直接触到了摩天大楼的顶端。
接下来出现的问题就涉及到两种文化的融合。阿切问我是否可以“想出”某种途径“联系上”中国电信部门的高层领导。我们中国人自然会很认真地对待每一件事情，因此我并没有认识到“想出”的意思是“稍微研究一下”。并且，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把“联系”理解成“利用关系”——“关系”是中国人用来指代联系的术语。正如那些优秀的牛仔一样，我成功地按照他的意思与有关人员取得了联系，以期给我的大老板留下深刻印象。首先，我以美国人的方式处理“关系”，并且与一位更年长的中国科学家——这位科学家曾荣获诺贝尔物理奖，史东尼·布鲁克大学（Stony
Brook University）的教授——取得了工作上的联系。我所做的就是牛仔式的职业“网络联系”。
杨教授很想帮助一名年轻的中国科学家并对中国有所贡献，因此他利用其中国式的关系联系上了在设立于华盛顿的中国联络总部工作的大使馆专员——这个人与杨教授有家族联系。（中国还并不具有美国的外交观念，因而在这里并没有成熟的使馆人员。）联络总部的领导反过来又通过关系联系上了中国邮政通讯部（MPT）的高层管理者。通过相当间接的途径，东西方负责长途通讯的主管人员彼此之间取得了联系。事情的整个过程有点像将细绳插进老式的手动组合开关里——有点悬，但最终还是有所收获。
我小心翼翼地告诉阿切·麦克吉尔，中国政府邀请我们过去做客。他当即感到不知所措——他从来没有想到我会把他的话当真。他必须取得AT&T公司的许可，我们才能以公司代表的身份去中国——但取得公司的许可是一件费时间的事情，并且充满了不确定性。“或许我们可以仅仅以个人的身份去？”我向他解释到，如果这样的话，会使中国主人感到受到了莫大的羞辱——这里又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一种相当不同的文化因素的影响；并且，也会使杨博士感到丢面子。最后，为了维护AT&T公司的声誉，阿切同意了，我们去了中国。面子和声誉是同一硬币的东、西两个侧面。
在北京，我们受到了盛情款待，乘坐着俄罗斯制造的多层的豪华轿车浏览观光，住在当时最高档的宾馆。我们遇到了许多困难，因为那些中国翻译们对美国商业几乎一无所知，因此我不得不为那些翻译们做翻译！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