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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上述划分只是相对的，毕竟可能有一些个人性和社会性皆很强的知识分子，在他们身 上，自救和救世的立场会发生重叠。我无意在这两种立场之间评优劣，以我之见，真诚的救 世者和自救者都是宝贵的，我们之缺乏有感召力的传道士和启蒙思想家，一如缺乏埋头于自 己园地的耕耘者。不过，就目前而言，说句老实话，我实在听厌了各种名目的文化讨论，从 这些热闹中只听出了一种浮躁和空洞。无论是标榜为〃新国学〃的复古主张，还是以〃后现 代〃名义装饰现状的学术拼贴，事实上都没有提出切实的救世良策，很可能只是成全了个人 的一种功利欲望。至于种种关于〃文化失落〃、〃人文精神失落〃的喟叹，透出的多是一种 焦躁不安的心态。在这种情况下，我宁愿为自救的立场作一辩护，尽管真正的自救者是不需 要任何理论上的辩护的。
一个人立志从事精神探索和文化创造的事业，应该是出于自身最内在的精神需要。他在精神 生活的范围内几乎一定有很重大的困惑，所以对于他来说，不管世道如何，他都非自救不可 ，惟自救才有生路。可是，在精神生活与世俗的功利生活之间，他的价值取向是明确而坚定 的，不会有任何实质性的困惑。张三不耐贫困，弃文经商，成了大款，李四文人无行，媚俗 哗众，成了大腕，这一切与他何干？他自己是在做着他今生今世最想做、不能不做的一件事 ，只要环境还允许（事实上允许）他做下去，何失落之有？立足于自救的人，他面对外部世界 时的心态是平静的。那些面对浮躁世态而自己心态也失衡的人，他们也许救世心切也心诚， 但同时我又很怀疑他们自己内心缺乏精神生活的牢固根基，要不何至于如此惶惶不安。
在当今时代，最容易产生失落感的或许是一些有着强烈的精英意识和济世雄心的知识分子。 他们想做民众的思想领袖和精神导师，可是商业化大潮把他们冲刷到了社会的边缘地带，抛 掷在一个尴尬的位置上。他们是很难自甘寂寞的，因为他们恰好需要一个轰轰烈烈的舞台才 能发挥作用。我不认为知识分子应该脱离社会实践，但是，我觉得在中国的知识分子中，精 英或想当精英的人太多，而智者太少了。我所说的智者是指那样一种知识分子，他们与时代 潮流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并不看重事功，而是始终不渝地思考着人类精神生活的基本问题， 关注着人类精神生活的基本走向。他们在寂寞中守护圣杯，使之不被汹涌的世俗潮流淹没。 我相信，这样的人的存在本身就会对社会进程发生有益的制衡作用。智者是不会有失落感的 。领袖无民众不成其领袖，导师无弟子不成其导师，可是，对于智者来说，只要他守护着人 类最基本的精神价值，即使天下无一人听他，他仍然是一个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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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世和自救（2）
周国平
我确实相信，至少在精神生活领域内，自救是更为切实的救世之道。当今之世不像是一个能 诞生新救主和新信仰的时代，但这并不妨碍每一个热爱精神文化事业的人在属于自己的领域 里从事独立的探索和创造。这样的人多了，时代的精神文化水准自然会提高。遗憾的是，我 们拥有许多不甘寂寞的信仰呼唤者、精神呐喊者和文化讨论者，少的是宗教、哲学、艺术上 的真信徒甚至真虚无主义者。透底地说，真正精神性的东西是完全独立于时代的，它的根子 要深邃得多，植根于人类与大地的某种永恒关系之中。惟有从这个根源中才能生长出天才和 精神杰作，他（它）们不属于时代，而时代将跟随他（它）们。当然，一个人是否天才，能否创 造出精神杰作，这是无把握的，其实也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不失去与这个永恒源泉的联系 ，如果这样，他就一定会怀有与罗曼？罗兰同样的信念：〃这里无所谓精神的死亡或新生， 因为它的光明从未消失，它只是熄隐了又在别处重新闪耀而已。〃于是他就不会在任何世道 下悲观失望了，因为他知道，人类精神生活作为一个整体从未也决不会中断，而他的看来似 乎孤独的精神旅程便属于这个整体，没有任何力量能使之泯灭。
19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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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胡塞尔和职称
周国平
我正在啃胡塞尔的那些以晦涩著称的著作。哲学圈子里的人都知道，胡塞尔是二十世 纪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作为现代现象学之父，他开创了一个半分天下、影响深广的哲学运 动。可是，人们大约很难想到，这位大哲学家在五十七岁前一直是一个没有职称的人，在哥 廷根大学当了十六年编外讲师。而在此期间，他的两部最重要的著作，《逻辑研究》和《观 念》第一卷，事实上都已经问世了。
有趣的是，德国另一位大哲学家，近现代哲学史上当之无愧的第一人康德，也是一个长期评 不上职称的倒霉蛋，直到四十七岁才当上哥尼斯堡大学的正式教授。在此之前，尽管他在学 界早已声誉卓著，无奈只是〃墙内开花墙外香〃，教授空缺总也轮不上他。
这两位哲学家并非超脱得对这种遭遇毫不介意的。康德屡屡向当局递交申请，力陈自己的学 术专长、经济拮据状况、最后是那一把年纪，以表白他的迫切心情。当哥廷根大学否决胡塞 尔的教授任命时，这位正埋头于寻求哲学的严格科学性的哲学家一度深感屈辱，这种心境和 他在学术上的困惑掺和在一起，竟至于使他怀疑起自己做哲学家的能力了。
一个小小的疑问：且不说像斯宾诺莎这样靠磨镜片谋生的贫穷哲人，他的命运是太特殊了， 只说在大学这样的学术圣地，为什么学术职称和真实的学术成就之间也会出现如此巨大的偏 差？假设我是康德或胡塞尔的同时代人，某日与其中一位邂逅，问道：〃您写了这么重要的 著作，怎么连一个教授也当不上？〃他会如何回答？我想他也许会说：〃正因为这些著作太重 要了，我必须全力以赴，所以没有多余精力去争取当教授了。〃胡塞尔的确这样说了，在一 封信中，他分析自己之所以一直是个编外讲师的原因说，这是因为他出于紧迫的必然性自己 选择自己的课题，走自己的道路，而不屑费神于主题以外的事情，讨好有影响的人物。也许 ，在任何时代，从事精神创造的人都面临着这个选择：是追求精神创造本身的成功，还是追 求社会功利方面的成功？前者的判官是良知和历史，后者的判官是时尚和权力。在某些幸运 的场合，两者会出现一定程度的一致，时尚和权力会向已获得显著成就的精神创造者颁发证 书。但是，在多数场合，两者往往偏离甚至背道而驰，因为它们毕竟是性质不同的两件事， 需要花费不同的功夫。即使真实的业绩受到足够的重视，决定升迁的还有观点异同、人缘、 自我推销的干劲和技巧等其他因素，而总是有人不愿意在这些方面浪费宝贵的生命的。
以我们后人的眼光看，对于康德、胡塞尔来说，职称实在是太微不足道的小事，丝毫无损于 他们在哲学史上的伟人地位。就像在莫里哀死后，法兰西学院在提到这位终生未获院士称号 的大文豪时怀着自责的心情所说的：〃他的荣誉中什么都不缺少，是我们的荣誉中有欠缺。 〃然而，康德、胡塞尔似乎有点看不开，那默想着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的智慧头脑， 有时不免为虚名的角逐而烦躁，那探寻着真理的本源的敏锐眼光，有时不免因身份的卑微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