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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了解我的人说我像个玻璃人似的戳在那里，对往来的任何人不设防范。我希望别人能以美好的心态对我，自己当然就要首先美好起来。人原本就该是美好的，我对自己有信心，对别人也是如此。
在长沙台的日子
进台
能走进广播电视，实属偶然。
我是地道的湖南人，生在湘西，长在长沙，从小说一口纯正的长沙话。我的父亲是军人，军人都说普通话，家属也跟着说，所以从小我还会说点普通话。但是，那种普通话是不能当真的，我们当地称之为塑料普通话，就是在当地方言的基础上，声韵母不变，在声调上往普通话靠一点。因为靠了一点，听起来有点普通话的意思，外地人也可能懂。但是，那是种极具喜剧感的腔调，后来，湖南的方言相声演员奇志、大兵在春节晚会上，还用那种普通话跟大家说过段子。北方的观众或许听懂了，但是一定会问：他们说的是什么话，普通话吗？确实，那就是当地的普通话——塑料普通话，只是他们两人说得更喜剧化而已。地道的湖南人说普通话天生自卑，人人都怀疑自己，当鼓足勇气开口，先不管别人听了如何，自己先解构了自己：我也能说出普通话来？湖南人生性张狂，说什么〃天下凡事，唯湘江余波而已〃，口气大得吓人。唯独说普通话的时候小心翼翼，没有丝毫底气，犹犹豫豫，听起来既不磊落，还智商极低，很让好强好面子的湖南人为之丧气。所以，湖南人说普通话本身就很是幽默，在说的状态上，说的效果上，都鲜生生地幽默着。至于为什么说自己的普通话是塑料普通话，这恐怕也属于湖南人的幽默。和金银铁铜比起来，塑料脆弱如纸，自然抵不了用，当不了真，所以湖南人说普通话外人最好别当真，全当幽默段子听了就是，这样，大家的心态都可以放松了。
我说的都是二十几年前的事。现在资讯发达了，学普通话的途径多了，课堂上老师们都用普通话授课，如今湖南的年轻人不仅普通话说得顺嘴，台湾国语也张嘴就来，再跟他们讲湖南塑料普通话的幽默，他们怕是难得真懂了。
湖南人胆子大，我的胆子也不小，我竟然敢用那样的塑料普通话满世界去朗诵。我的幽默就在于我认为自己说得很好，比一般湖南人的幽默段子好许多，所以格外自信。当时我和其他两个同学一起，朗诵了广播电台里颇为风靡的诗《毛主席，请接受三军战士的敬礼》，尽管前后鼻音都不分，在学校里还是有不小的轰动。我的自信心就是那样被鼓胀起来的。
１９７７年高中毕业，中断了好些年的高考恰好于那年恢复。我从小喜欢语文，高考自然选考了文科。填志愿的时候，先填了北大中文系，再填了复旦中文系，还剩下一个不知道填什么。找来找去，发现了北京广播学院播音系。这是干什么的？不知道！至少名称好听，先填上吧。
过了些日子，长沙广播电视局来了通知，说是考北京广院的学生要去那里口试。不就是朗诵吗？我会呀！
广播局设在市委大楼里，大楼是那种铺了木地板的老建筑。应考的人不太多，考的时候读了什么、念了什么，我已经不记得了，印象深的就是自己一点也不紧张。
对于一个十六岁的没有任何人生规划又缺乏资讯了解的少女，那样的考试就像游戏一样，玩玩儿就过去了。北大复旦没考上，广院也没有通知，１９７７年的高考无果而终。其实我没有考上的准备，因为没有认真复习，直到看见有人真的考上大学而不必下乡的时候，自己才如梦初醒。
１９７８年下乡了，在知青点参加了当年的高考。由于文革的影响，人们对为文心存恐惧，在家长的一致要求下，我改考了理科，最终以零点五分之差落榜。那是我青春期最灰暗的时期，成天坐在知青点的一个小山坡上看着天空发呆：我的前途在哪里呢？就在那时，长沙广播局又来通知，说长沙市广播电台要恢复播音，通知我去应考播音员。原来，在头年高考的时候，广播局已有恢复广播的计划，把当年参加广院考试的学生资料留下来了，他们认为我还不错，希望我能去应考。
第6节：吐字发声
高考落败，前途渺茫，广播局的通知如同救命稻草。我立刻返城，精心准备。
还是那幢大楼。再次走进同样的地方，心情完全不同。我带来了高尔基的《海燕》，文章上面有我密密麻麻的符号。这次我全力以赴了。
主考官发现我的《海燕》朗读得激情四溢，但普通话前后鼻音不分，平翘舌不分，毛病一大堆。他当场示范，他说一个字，我跟着模仿一个，一次学会，我就不再错了。或许，这是我被录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普通话起点不高，但语言悟性不错。
在我二十来岁的时候，有人用了〃悟性惊人〃这个说法来形容我。其他方面不敢说，当我在南方方言区，完全依靠自己的努力把方言扔得干干净净，说一口纯正的普通话的时候，悟性确实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１９７８年１１月８日，我走进了长沙人民广播电台的大楼。
吐字发声
我前后练了五年，练得有滋有味。
对于如何播音，我只在进台的时候参加了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办的一个短训班，时间大约五十六天。短训班太短，我们需要消化很多概念，比如新闻怎么播，通讯又有什么不同，吐字发声的要求是什么等等。这点东西在广院专门学四年也许长了点，但五十六天就稍嫌不够，它毕竟是一门专业。这个短训班对我最大的意义，是我的普通话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因为学员大部分来自北京，也有生长在哈尔滨的，但只有我一人生长在长沙。
第一次听几个北京学员说话，我吓了一跳，那是我第一次真正接触北京人。〃怎么这么好听呀！和我说的完全不是一回事！〃历来对自己的普通话自信的我，彻底不敢吭声了，一任他们在我面前恣肆地说笑。我们大家日夜吃住在一起，哪能不说话呢？在小心了几天之后，我彻底放下自己的自尊心，硬着头皮开始同他们说了。说话的初期一定很搞笑，比如北京话的儿音对南方人是绝对的挑战，我记得我的儿音说得总不是地方，该说的不说，不该说的瞎说，说的时候舌头不听使唤，出来的效果就像喜剧台词一般。举个例子：我会把〃这部电影儿没劲〃说成〃这部电影没劲儿〃，把〃浑身没劲儿〃说成〃浑身没劲〃。就那样乱说一气，却没有一个学员笑话我，我真感激他们的善良。那时候正是〃盖了帽儿了〃的说法在屏幕内外大行其道的时候，姜昆他们老在相声里说〃盖了帽儿了〃，而那会儿姜昆的相声全国正红。什么都是盖了帽儿了，我得学会呀！就这么一个说法，还把我憋得够戗：里面有儿化音啊！好不容易把音找会了，说的那个劲儿还不容易找。北京人说出来就是潇洒，特目空一切，神气极了。找不到北京人的那种心理依据，这几个字儿就楞说不好，怎么听都是外地人说的。
往往是，北京学员说一句什么，我就在心里默念一句，管他们怎么说，他们骂人我都跟着学，我要学的就是他们说话的调儿，那个在南方人耳朵里听起来像唱歌一样的调儿。培训班上课，只要有普通话发音的部分，老师就重点让我练。我们那时的教材很少，课堂训练极为有限，我的普通话主要还是通过生活语言的训练来矫正。我对其他学员说，发现我的语言问题，随时给我指出来，别怕我难为情。记得有一天，我对张玫玫说〃我病了〃，玫玫对我说的内容没什么反应，先揪住我的字音不放：你把〃病〃字再说一遍。我说了一遍，玫玫说不对；她示范了一次，我跟着说就对了。玫玫说：不知道你怎么说的，就差那么一点儿不对。当时玫玫说我的，其实就是前后鼻音的问题，南方人没有后鼻音，就像山西人没有前鼻音一样。比如〃望江亭〃，湖南人就会说成〃万尖亭〃，仅把前后鼻音改过来就是一项工程。
五十六天的培训班一结束，我已经是京腔京调，尽管还有许多细节需要纠正，但是那个调儿已经大体上对了，我说的已经不再是塑料普通话。这是一个革命性的胜利。当我回到长沙台，我一张嘴，大家都觉得不可思议：这不就是北京人吗？
在我学普通话的整个过程中，培训班是我唯一生活过的普通话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