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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我该做什么呢？我总不能无限制地重复吧？那一阵，我的心情很不好，乌眼鸡似的盯着每一个人都不顺眼，恨不得见人就扇一嘴巴子。我身边的几个玩文字的朋友建议我，不妨写点东西。他们认为我的感受能力不错，写出来应该也错不了。受他们的鼓励，也为了平衡自己的内心，我还真写了一些，陆续发表在报纸上，其中有一篇还获得了全国报纸副刊评比的一等奖。那段日子是值得怀念的，写东西琢磨文字很快乐，也很纯粹，那种纯粹的快乐把我从乌眼鸡的状态里暂时解救了出来。但是，我毕竟是做电视的，我对镜头充满了激情，我还不到三十岁，我总不能就这样开始打发日子吧？！我意识到我该离开了。
去哪儿呢？此前湖南电视台想过要我，长沙台当然不给，同在一个省会城市，省市台之间就是竞争对手。当时改革开放大潮汹涌，很多湖南人南下，闯深圳闯海南，那一两年光我们长沙台调往深圳的各路人马就有十几个。〃要不，我也南下吧！〃几经权衡之后，我选择了海南电视台。
第14节：我与中国新闻
去，你怎么办？我嘴上说，那就全当是我的一次经历吧，心里想的是，只要我来了，你就不可能把我退回去，我有实力。最后，我给负责人留了一封信，再次真诚地表达自己，我特别强调了自己的学习能力，我认为，在一个新的要求更高的环境里，学习能力至关重要。
第15节：曾经三上北京
在那段时间，我曾经三上北京，试镜，参加学习班，面试，我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最后一次，我是带着满心的期待回到长沙的。我想，如果苍天有眼，它会给我这次机会，我是一个认真努力的人，苍天会眷顾我的！
借调令很快到了长沙，我欣喜若狂！长沙台的领导真的恼了：接连一两个月，我的多个调令闹得他们不得安宁。我的档案已经发到了海南台，人没走，中央台的借调令又来了，调就调吧，还借调，多难办啊！中央台的借调令很急，调令希望我９月２０号以前到中央台报到，但调令到达长沙的时候已经十几号了。当年能调中央台，在地方上是一件惊天的事情，谁能轻易获得这样的机会？谁又会轻易放弃这样的机会？我知道领导很恼。论年龄，他们都是我的长辈，他们亲眼看着我长大，当我这样毅然决然选择离开的时候，我知道他们心有伤感。伤什么呢？是我的去心已决，还是他们没有为人才创造更好的条件？后来领导集体开会商议：放人！
就这样，我的实质关系还在长沙，档案却在海南（后来海南台台长见我出现在中央台的屏幕上，好半天没法自圆其说），而怀揣着的是中央台的借调令，１９９２年９月１９日我到达了北京。到达北京之后，我突然想起到达的日子：９月１９日，久又久，我对自己说，我走不了。
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的前身，是中央台对台部，人数不多，大都由其他各部抽调而来。
和我同样从地方台调来的主持人还有其他四位，其中包括观众较为熟知的程前，我是他们当中最后一个到达北京的。关于我们的分工，似乎在我到达前就已经确定。综合各方面的条件，领导认为我应该主打新闻。这既在我的期待之外，又在我的意料之中。在地方台我的新闻就播得不错，但是生完孩子以后，我转向了专题新闻的主持与采访，像这样单纯地播音已经至少生疏三年了。更重要的是，如果只是单纯播音，我为什么要抛家舍业地非来中央台不可呢？就因为出镜的时候能把身后的长沙地图换成世界地图吗？
国际频道开播在即。我们新闻组总共十三四个人，负责每天十分钟的《中国新闻》。什么是对外新闻，怎么做海外的华人观众才乐意收看，对我们每个从业者来说都是崭新的课题。
这些课题让我暂时放下了个人的困惑，一心一意地投入到新节目的开播准备中。当时，我们能借鉴的资料很少，大家在一起看过几档台湾地区的新闻节目，我们知道有不少台湾的从业者是在美国学的传媒，或许，他们做节目的一些感觉是可以参照的。
我发现，台湾的新闻主播对新闻很投入，不像我们当时已经习惯的一切都是恒定的状态，那种状态的千篇一律，使播报者在镜头上毫无个性可言。一件事情由不同的人做，为什么会没有个性的差异，逻辑上讲不通嘛！后来我们了解到，海外观众最不能接受的除了新闻内容的空泛之外，还有播报者一成不变、慢条斯理、缺乏生气的出镜方式。他们戏称我们的播报者永远只有一男一女，因为他们看不到差别。
我在这里无意轻视什么，一切现象都有它的历史成因及合理性，有时那种合理性还足以印证它存在的必要。我只想说，没有一成不变的东西，关键看它是否具备了变化的条件。十年后，当人们再向我提起所谓的〃徐俐现象〃时，我本人都恍若隔世，因为时代瞬息万变，后来者正在继续寻找和实践适合他们的方式。当我们看到有人端着茶杯出现在中央电视台新闻节目主持台上的时候，我们究竟是该欢喜还是该不屑一顾呢？
让我再回到从前。
面对海外观众的不接受，我们能不能改变？时间紧，我们来不及商量。虽然大家没有着力打出什么旗号，但是，做和国内不一样的新闻已经是大家思想和行为的共识。至少，海外观众不接受什么我们就得改变什么。
我不是一个刻意标新立异的人，但我喜欢按我理解的方式做事。做事的效果取决于我对事情的理解程度和角度。在诸多能力当中，我是格外看中理解力的，如果对一件事物能作出别有洞天的理解，实际上就比别人多获得了一个做事的空间。
《中国新闻》记者寥寥，但是不乏精英。如果大家愿意回忆，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的电视屏幕上，人们是很少看到被采访者开口说话的，既看不到现场报道，也听不到所谓的现场同期声。但是，大量的现场采访却在《中国新闻》节目中出现。以我们开播第一天的节目为例：１９９２年１０月１日，《中国新闻》开播，记者高丽萍站在天安门广场向大家作现场报道。她告诉观众今天的国庆节有什么样的人来到广场，人们在做什么，人们的愿望是什么，天安门广场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这些都在她的现场采访中一气呵成，如行云流水。那条长达三分钟的新闻，几乎没有什么解说词，基本上都是现场同期声。这样的新闻首次出现在中央电视台的屏幕上，它的效果及影响力是可以想见的。
从内容上，《中国新闻》颠覆了过去传统的新闻制作方式，那么，在播报方式上呢？当大量的被采访人物的同期声进入到我们节目的时候，由此带来的真实性和生活气息在不断增强。和这种真实的声音相比，我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声音？我是否能同它们有机地融为一体？
首先我的语言节奏在加快，实际上最早只是在向正常的说话速度靠拢；我还配合语气的处理，按照生活中说话的特点，自然加大了对一些重音的强调。光这两个方面，就已经与众不同了。关键问题是，我这样处理之后，非常贴合新闻内容，从现场声过渡到我的声音，衔接非常自然，我和内容融为了一体。
第16节：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在我的播报当中，其实最不可忽视的还是语气的转变，即我究竟以一种什么样的态度来播报。是念稿人，是对新闻有理解的传达者，还是掌控新闻的主播？有什么样的心理依据就决定采用什么样的语气。依据至关重要。
就生活环境而言，海外观众当然习惯新闻主播，习惯有个性的新闻主播，因此他们才反感我们的千篇一律。这个思路的厘清，使我意识到，徐俐对新闻怎么理解就怎么处理吧，徐俐是新闻主播。于是，就出现了后来人们形容的磅礴大气、驾驭感强、生气勃勃，又不乏个人情感投入的所谓徐俐的播报风格。
这种风格产生的影响和争议是我始料未及的。
《中国新闻》由于受播出时段和频道落地的影响，它的出现最早引起的还是业内人士的关注，随后扩展到关心时事的白领阶层，影响最大的还是在国外。
在国际频道开播之前，国内都是通过邮寄方式向国外传送新闻，制作完成之后到国外观众收看，至少需要半个月的时间。卫星传播彻底解决了时效问题，而且这样一档无论从形式到内容都有深刻改变的新闻节目（无非就是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