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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想联翩。一面笑自己是不是不肯退出“历史舞台”。
日子就这样飞快地过去，他喜欢上和工业打交道的生活，单纯许多，也学到许多不懂的东西。２月，和任白戈一起到西南铁路工程现场去，感触很深，觉得多年来搞文化工作脱离实际。回来不久，他就带了工作组到綦江一建筑工程公司搞“四清”去了。
山城毕竟和北京隔着千山万水，与阶级斗争气氛好像离得很远。一天，突然通知他去看《舞台姐妹》，他因为有事没有去，事后听看了的人说不错。他很奇怪，怎么又上演了，是不是片子改好了，还急忙写信给张瑞芳询问。直到一天，他看到发表在《人民日报》上批判《舞台姐妹》的文章公开点了自己的名字，才知道一切并没有过去，北京也不会把自己忘掉。
“五一六通知”他是在“四清”的工地上看到的，看过后感到迷惑，连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也成了修正主义，简直有些不可思议。他对工作团的同事说了自己的想法。接着，建筑局就通知要组织干部工人写批判“三家村”和坏电影的文章，他居然没有同意，理由是要搞“四清”，生产任务又完不成，怎么能组织他们写文章，再说也写不出好文章。一次，公司党委在开“四清”工作大会前提出要租《兵临城下》组织群众批判，他也没有同意，说要集中力量开好大会。后来，工地上的青年人开始贴大字报要参加运动，他向市委请示自己是否要检查，市委回电说：你是代表市委的工作组，不能随便检查。再呆下去，他肯定会成为对抗“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所幸市委担心涉及到他的问题不好处理，赶紧把他调了回去。
回到市里，他才看到江青搞的《纪要》，这篇东西提出了“文艺黑线专政”论，声称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荒煤知道问题越来越严重了。接着，市委通知他要准备在党内干部会上作检查，他一边准备一边想，这些问题在重庆怎么能说清楚呢……形势越来越紧张，一天回到家中，张昕把一张《重庆日报》转载北京批判他的文章拿给他看，看过之后，他心情沉重地对张昕说：看来我是要回北京了，你们怎么办呢！
很快，荒煤就接到要他立即回京参加集训班的电报，任白戈安慰他说：大概开什么会，个把月就回来，你带点换洗衣服就行了。荒煤觉得恐怕没有那么简单，除了换洗衣服，还带上了笔记本和过去写的一些材料，捡了一个小箱子。６月１８日，荒煤穿着双凉鞋，拎着这只装着简单衣物的小箱子上了火车，此时，他已经没有什么顾忌，倒觉得还是回北京说清楚好，免得给重庆市委找麻烦，有人已经说任白戈包庇他了。他作了在北京搞他几个月的准备，却没有想到这一去就是九年！
北京和他走的时候已经大不一样，荒煤一到文化部就被送进了位于西郊的中央社会主义学院，“集训班”里集中了好几百文艺界的精英人物。管理干部都是肖望东从部队调来的，一位军人找他谈话，“你知道你是来干什么的？”荒煤回答“不知道，市委告诉我开两个礼拜会就回去。”那位军人神秘地笑了一下。几天后，肖望东在对“牛鬼蛇神”的动员报告会上说，“文化部是上海的‘四马路’，非彻底清扫不可，要‘犁庭扫院’，有人说他来开两个礼拜会就回去，不行！问题不查清楚，两年也回不去！”——后来形势的发展证明他也缺乏远见，荒煤不仅是两年没回去，而是九年后才押送回重庆的。
一场噩梦就这样开始了。开始“集训班”的生活还比较宽松，有小卖部，可以买到西瓜吃，也可以串门谈天。很快，形势紧张起来。为了肃清文艺界一条“又长又粗又深又黑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线”，集训班的黑帮们天天学习开批判会，黑帮审黑帮，小黑帮批大黑帮，还有父子都在集训班的就出现了儿子揭发父亲的情景，这在开始还很轰动，大家还很不习惯，很反感，但在军人的监督下又谁都不敢不积极。齐燕铭、夏衍、荒煤在整风中已经名誉扫地，在集训班就成为头面人物，必须在大会上交待。荒煤本来说话声音就低，交待时越说声音越低，底下的黑帮们听不清就大声喊道：大声点！大声点！荒煤好像猛地从梦中惊醒，赶紧提高了声音说话。
集训班办了两个月就宣布解散，这种方法已经远远落后于正在发生着翻天覆地变化的形势，被指责为起了保护黑帮的作用，肖望东等人也很快被打倒，加入了“文艺黑线人物”的行列。此时，社会上到处都是大字报、大标语，大大小小的批判会、斗争会遍及机关、学校、街道以及每一个角落。狂热得失去控制的人们到处奔走、呼号，一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暴风骤雨正以不可阻挡的趋势席卷全国。各单位造反派纷纷到集训班把自己的人揪回去，许多人就在拳打脚踢中被带走了。
荒煤被拉走前还来得及去看望蔡楚生。《中国电影发展史》突然成了大毒草，荒煤罪责难逃，程季华等人深受其害，善良忠厚的蔡楚生更是在精神上承受着“原子弹”般的巨大压力。直到这时候，荒煤还尽可能地保持着冷静，他和蔡楚生默默相对，半晌也没有说一句话，最后荒煤握着蔡楚生的手，强颜欢笑（他觉得作为一个老党员自己必须这样做）道：“反正，我们都好好检查吧。你可要注意身体！”蔡楚生脸上泛起一阵苦笑，用干涩的嗓音回答：“变天账可交待不清啊！……”他们从此再也没有见面，蔡楚生被揪回去饱受凌辱，他原本就有肺病，造反派停了他的药，到生命垂危时才被送到医院又遭拒收，就惨死在走廊上。他死的时候荒煤根本就不知道。
离开集训班，“资本主义复辟势力”的头面人物就被统统关在文化部旁边的“大庙”里，所有的“牛鬼蛇神”都被剃了光头，从早到晚请罪、批斗、听任革命群众打骂。８月１８日，在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后，对他们的迫害急速升温，频繁的游街、示众，挨打，达到了惨无人道的地步。造反派们还不知从哪里弄来了一首歌词，硬要周巍峙谱成曲子，并由他教给大家唱，歌词就是几句“我有罪，我们是牛鬼蛇神！我们是牛鬼蛇神，我有罪，我有罪……”第一次学唱这支难听的歌曲，荒煤无法张嘴，他悄悄地看了燕铭一眼。在月光下，他脸色苍白、眼神呆滞，却是认真地近乎呻吟地在唱：“我有罪……”而夏衍却是在“革命小将”的吼叫和皮鞭挥舞下怎么也唱不出口，许多年后，夏衍说：
１９６６年夏天被关在文化部附近的大庙，“革命小将”用鞭子逼我唱那首“我有罪、我有罪”的歌，我无论如何也唱不出口，可是经过了两年多的“游斗”、拳打脚踢、无休止地疲劳审讯，我倒真的觉得自己的过去百无一是，真的是应该“低头认罪”了，这不单是对淫威的屈服，也还有一种思想上的压力，这就是对无上权威的迷信。
（《夏衍自传》夏衍１９９６出版）
运动在轰轰烈烈地进行，造反派们的革命工作太多，总不能老把他们关在阴暗的大庙里看着，后来，荒煤终于搬进了文化部后楼职工宿舍。一间窄小的房间里支了两张床，一个桌子，两个凳子，再加上一个煤炉，这就是荒煤、夏衍、齐燕铭几个人集体学习的地方。荒煤北京没有家就住在这里，燕铭觉得每天挤公共汽车太累也住在这里，夏衍每天由他的儿子送来参加劳动和学习。
１２月一个寒冷的深夜，荒煤忽然从梦中惊醒，听见走廊里一个女声压低了嗓子在叫“陈荒煤！陈荒煤！”他急忙穿上衣服跑出去一看，是夏衍的女儿沈宁，她一脸惊慌地抓住荒煤说：“爸爸刚才被人抓走了，不知道弄到什么地方去了，快想办法打听一下消息吧！”送走了沈宁，黎明前的几个小时他根本无法合眼，想到已经６６岁的夏衍几个月来遭受的种种虐待和侮辱，现在又生死难料，他再也无法保持冷静。天一亮，他就不顾一切地跑出去到处求人打听消息，结果只能在遭受到一阵阵的呵斥和白眼后失望而归。那天中午，荒煤赶到夏衍家，将情况告诉夏衍的老伴和沈宁，临走时，夏衍的老伴泪眼模糊言语不清地往荒煤的手提包里塞了一包油炸花生米，她知道荒煤一向爱吃花生米，对于一个无家可归整日挨斗的人，一包花生米或许可以解决一天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