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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以说是利用了领导对我们的信任，蒙蔽了领导，因此也不能把责任往上推。
第四，在一定的情况下，有个别的领导同志确实也讲过一些话，对我们发生过一定的影响。但是个别领导同志的话，不是根据当时总的电影全面情况，不是在一个会议上作出来正式的决定，是发表的个人意见。而这些讲法也往往是根据我们向上级领导同志反映的情况，所提出的意见，而且领导同志的讲话很多，绝大部分的话都是正确的；但是这些正确的话我们没有听进去。所以归根到底还是我们自己的立场问题。文化部党组以及我个人在整风期间相当一个时期有委屈的情绪，态度不端正。我看这是一个主要的问题。好些时候都纠缠在这些问题上。
（同上）
他把过去的、报上级批准的、和按照中央领导同志讲话精神做的，总之所有的责任都归结到了自己的身上。整个检查只有一处涉及到胡乔木，事后，他甚至考虑过是否给乔木写信说明一下，但周扬说没有这个必要。的确，所有的当事人自己心里都明白。
一旦这条防线突破，他就再也没有什么回旋的余地，只能怀着认罪的心情检查自己给党的工作带来的巨大损失。他的长达三万多字的检查中主要分几个部分，一是从历史的发展论述电影是怎样在国内外修正主义思想影响下形成了一条修正主义路线。二是自己为推行修正主义路线所制造的理论根据，主要是反对教条主义、公式主义和概念化；强调所谓电影的群众性，要满足各阶层人民的需要。他详细阐释了自己的理论主张，在对此进行批判时，也只能冠以空洞的大帽子，看上去没有丝毫理论说服力。三是在贯彻这条修正主义路线时和地方党委发生的矛盾，如何受到地方的抵制。
１９６５年，站在那样一个舞台上，面对相濡以沫的同事和部下，他的检查或许是诚心的，但在这个检查中我们仍旧看出了他深刻的痛苦和无奈。他根本无法对所谓的“修正主义路线”实现理论上的批判，他无论是在谈到历史和自己的主张时都显得分外具体生动，在落实到检查和批判时，却只能挥舞大棒用尽气力加以简单的否定。然而，这个检查将成为后人研究历史的一份珍贵的史料，它不仅提供了丰富的可供人研究的历史史实，还真实深刻地折射了那个荒诞的时代。
其实，是否言之有理并不重要。一位曾经参加了文化部整风批判会的老电影工作者说，那些发言听上去简直莫名其妙文不对题。但重要的是你说了，谎言重复一百次就会变成真理。
没有人谈到中央对荒煤的检查是否满意，重要的是荒煤和夏衍都承认了电影有一条修正主义的反党路线，目的也就达到了。
应该提到的是在这个检查中，荒煤毫不隐瞒自己以往对夏衍这个“老头子”的敬重和默契，“夏衍对我的工作也是很信任的，完全放手，所以很少有分歧。夏衍说的话，他要做的事情，我总是深信无疑。”而夏衍在几天前的检查中，也毫不忌讳地多次提到：“荒煤同志在许多问题上，也许可以说极大部分问题上，和我的意见是一致的。”这可真的是印证了所谓“夏陈”的关系。直到这一刻，他们还顽强地保持着步调一致。二十多年后，当文艺界为荒煤举行６０年文艺生涯的研讨会时，夏衍挥笔祝贺“……谨向我风雨同舟的老友致以由衷的敬意”。“风雨同舟”，可以说是他们真实的写照。
尽管在许多问题上荒煤和周扬有着直接的、非常密切的联系，但在检查中，荒煤却只字未提。
进行了近一年的文化部整风，终于以齐燕铭、夏衍、荒煤被免职调离文化部而告结束。在“夏陈路线”的罪名下，电影局、各制片厂的许多负责人和一大批创作骨干受到批判。“文化大革命”还没有开始，他们就被戴上了“反动权威”、“反革命分子”、“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执行者”之类的帽子。整风，正是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前奏，在前奏达到高潮的时候，荒煤和一些人已被打入另册。
在荒煤作出检查后一个多月，周扬约荒煤在家里谈话，告诉他将要被免去副部长职务，调往重庆作副市长。在处理荒煤的问题上，周扬还是作了多种努力。荒煤曾想到《文艺报》作编辑工作，这个想法显然不实际。周扬试图劝荒煤到北京郊区去，这样或许以后还能回到电影界。荒煤拒绝了，他的心已冷到了极点，再也不想“触电”了。他一再坚决地向周扬表示，不要再让他担任领导职务，更不宜参加文化工作。想起自己曾多次要求离开电影领导岗位，周扬都没有同意，没想到，现在却是以这样的形式离开——可以说是被逐出了电影界。
周扬说了些要接受党的考验之类的话，最后他握着荒煤的手说“你这一去，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啊”。在那一刻，周扬的脸上现出极复杂的表情，他似乎已经意识到将要发生的一切。几个月后，报上就开始公开点名批判“四条汉子”中的田汉、夏衍、阳翰笙，他自己已经岌岌可危了。
荒煤走出客厅时，周扬又在身后叮嘱道：“你工作一贯积极，就好好工作吧！”荒煤没有回答，他被狠狠地刺痛了。想起延安抢救运动后周扬也说过这句话，那时他就觉得很不舒服。事隔多年再次听到这句话时，他只能感到深深地悲哀。这几十年，他什么时候没有积极工作过？积极的结果，却是推行了一条修正主义路线。
等待离京的日子不长，那期间为了催调工作的问题他又找过周扬，周扬正在准备作整风工作的总结，荒煤对他提了一条意见：希望以后下面文艺单位有问题时，领导要多承担责任。这话是语重心长的，周扬没有表示什么。他还被文化部新来的领导找去开过会，中宣部正在考虑是否撤销影协，已经被免职的荒煤竟毫无顾忌地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影协应该保留，过去犯了错误今后可以改正，但作为一个电影工作者的组织是应该存在的。这是他离开电影岗位前参加的最后一个会议。
终于，中组部正式找他谈话了，宣布调往重庆的决定，征求意见。荒煤很平静，表示没有意见。他在给张瑞芳的信中说：
谈话不到五分钟就结束。现在心定了，又好像有些茫然的感觉，不知道到底去了管什么。反正下决心钻研。我看做旁的工作也不见得比电影更复杂。这一阵，倒是冷静下来了，也真的不想再搞文艺工作了。恐怕这样对自己的世界观改造更快一些。不过，也得警惕，下去到这样一个大城市里当个副市长，搞得不好，也是一个不小的“官”，也会脱离实际、群众。大楠说“土皇帝”也容易“四不清”。这倒是要值得自己从各个方面警惕。
５月，担任重庆市委书记的任白戈来北京开会，秘书打电话来，约荒煤在北京饭店见面。任白戈也是左联的老朋友了，两人谈话比较坦诚。荒煤简单地介绍了自己的情况，表示希望不要成为任的包袱。任白戈说荒煤的检查他已经看过了，中组部征求意见时，他还是表示欢迎的。此前，周扬已经向任转达了荒煤不搞文化工作的要求，任白戈说，到重庆后可以搞工业或是农业工作。
荒煤终于要离开北京了。
出发的前夜，他独自坐在客厅里脑子里乱极了，想到十多年在电影工作中经历的种种坎坷，既如释重负又不能不感慨万千……这时，门轻轻地被推开了，一个瘦长的身影跨了进来，田方侧身坐在荒煤右边的沙发上轻声说：“我看见这房子里的灯还亮着……”
他们就这样静静地沉默地坐在那里，荒煤永远都忘不了这一刻，这是田方最后一次带给他的宁静、和蕴藏在宁静中无限宝贵的友情。这一刻，永远地留在了荒煤的心里：
田方的到来，使我真正得到了休息，我不能再想什么了。我们沉默着。我深深感到，多少天来，我的脑神经太紧张了，我需要沉默，在沉默中才能得到真正的宁静。
……我从此也就再没有见到田方。１９７４年他去世时，我还被关在监狱里与世隔绝，什么都不知道。
（《忆田方》荒煤１９９３）
那一夜，他们坐了很久，就像很早以前，他们在延河边上晒着太阳默不作声一样。最后，还是荒煤想起第二天要走的事情，他告诉田方自己已经拒绝了文化部让原来的秘书把他送到重庆的建议，他拍拍田方的手说：“你明天也不要送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