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吗？难道我们真的要搞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文化么？他感到困惑和委屈，他不能承认。但越来越大量的被揭发出来的事实都在向着一个方向论证，那是他连想都不敢想的事实。扪心自问——忠诚没有变，信仰没有变，他不知道变化了的究竟是什么？带着沉重的思想包袱他仍旧尽职尽责地坚守岗位，一丝不苟地对待每一件还需要处理的工作：批改文件，审查影片，审理国庆十五年的上映计划，打起精神陪同中央领导人会见外宾，包括举起酒杯作出信心百倍的样子面对电影招待会的外宾……
９月８日，周恩来在接见《红色宣传员》剧组主创人员时，谈了对电影、戏剧问题的看法，他指出文化部热心宣传封建主义的东西，实际还不是反社会主义、反党，本质其实是一样的。荒煤一向非常敬重总理，这些话对他的震动绝非一般。他几乎对自己丧失了信心，在激烈的思想斗争中，他在党组会上按照这个思路谈到党组成员分兵把口，但不约而同都是执行错误路线，是什么性质问题，难道真是反党集团？结果引起了一场混乱。有人慷慨陈词，认为文化部肯定是犯了路线错误，主要是思想、方向错了，但不是一切人一切部门都错了。戏曲不同，上有中央，下有地方党委，形不成路线。而电影确是有一条系统、完整、集中的错误路线，有纲领、有传统、有理论、有代表人物，有作品、还有老头子、有组织路线……电影比较集中，可以直接指挥到地方，自成系统，夏陈说话比党的话容易听，影响大……这些发言对荒煤无异于重磅炸弹，他感觉到自己已经被推到了边缘。他想据理力争，可又知道说了也未必有人听。
９月１５日，彭真把党组成员找到家中进行了一次谈话，荒煤在《不能忘却的纪念》中接着记述了那天的情景：
又一次，彭真同志召集文化部党组成员到他家里开会谈整风问题，汇报整风检查情况，燕铭刚开头讲了几句，说了一声：“我有罪……”接着就失声哭了起来。彭真同志温和地批评并且安慰了他，说他这样一个老干部不应如此，不能说什么有罪，谁能在工作中不犯错误，认识到改了就好。还说文化部工作还是有成绩的，有缺点错误主要是认识问题。彭真同志还用了一个形象的说法，说大家都还是要搞社会主义文化的，都是要向天安门那个方向走的。不过有的人说这条路近，有人认为那条路近，也走了些弯路，但最后还是走到天安门这个方向来了……
彭真的讲话使荒煤感到了些许的安慰，有一天，他和齐燕铭谈心，还批评燕铭那个有罪的说法，甚至激动地讲，“我们就是有多大的错误，也不能说成心犯罪嘛，你那么一哭，好像这罪确实很严重！”燕铭脸红了，连声嘟哝着：“是书生……书生气！”
不用说，彭真和他们的谈话后来被说成是一次阴谋的大黑会。
来自上面的压力仍在不断地加重，一次周扬向政治局汇报文化部整风时，康生发问：“荒煤检查（指公开正式检查）了没有，他为什么不检查？”整风领导小组的一位成员说，因为准备要荒煤带头揭批夏衍，先以批夏衍开始，所以还没有让荒煤检查。康生不放心，紧盯道：荒煤一定要检查！这时候，毛泽东在一旁插话道：
“荒煤不检查，送到北大荒挖煤嘛！”
真的听到这个最高指示时，荒煤已经熬过了７年的牢狱之灾，是周扬在一次谈天时告诉他的。虽然当时并没有传达，但荒煤已经在一次又一次的检查中感到了走投无路的重压。９月２８日，彭真又一次找荒煤等人的谈话，口气也起了变化，批评文化部检查不够，夏衍是不是顽强抵抗？种种迹象表明，批判的浪潮已经到了最后关头。
９月，荒煤在文化部和影协的检查中终于承认了电影犯了路线错误。但还是认为是认识问题，“身首异处”的问题。按照周扬提出的四种情况，他勉强把自己归为第二类。
这一年的国庆节到了，荒煤没有像每年一样出现在天安门欢乐的人群中，他在笔记中写道：
１０月１日未去观礼，在家写材料，看材料，准备电影检查问题。
１０月２日下午在影协谈文殊检查问题。
１０月３日晚约汪洋等四人谈北影整风问题。
１０月４日上午到部上午看、批文件，下午党组讨论全面检查草案。
他就这样度过了一个难忘的节日。
整风并没有像中宣部预想的在９月结束。１０月下旬，周扬派的工作组有肖望东、刘白羽等人组成，正式进驻文化部。一个星期后，通知部党组停止工作彻底检查。一天，刘白羽约荒煤到家里谈话，动员他出来揭发批判夏衍，以示“党组不是铁板一块”，荒煤没有同意，他说自己的错误也很多，没有检查前，不能揭发别人。这是周扬的最后一招，试图舍夏保陈，但荒煤拒绝了合作。
１２月，江青再次挥舞大棒，把《林家铺子》、《不夜城》、《红日》、《革命家庭》、《逆风千里》、《阿诗玛》等一大批影片定为“毒草”，责令全国开展批判，电影已经成为人人要痛打的“落水狗”。
周扬宣布由刘白羽接管电影工作。
荒煤再也不用考虑那些繁重的事情了，他终于有了时间在家里写东西，但要写的只有一件——检查。他每天呆坐在书桌前冥思苦想，常常从白天一直坐到深夜，早已习惯了丈夫整日不着家的张昕，看着他匍匐在桌前的身影感到了不安。终于有一天，荒煤拿着自己一打厚厚的稿纸给张昕看，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字眼跳入眼帘时，张昕惊讶了，虽然同在一个系统她从来很少过问丈夫的工作，但有一点她是有数的，荒煤从来是认认真真地为党工作。望着已经是疲惫不堪的丈夫，她不解地追问：怎么会是这样？荒煤木然地回答：性质恐怕就是这样的。说这话时，连他自己也弄不清到底是真心还是违心了。
１９６５年１月２２日，在经历了半年多的揭发和批判后，荒煤在文化部干部大会上作出了正式检查，他是这样开头的：
自从整风以来，经过大家的揭发和批判，又参加了电影局的小组和北影厂的整风会议，大量的事实帮助了我、教育了我，认识到电影在我和夏衍的领导下，最近许多年来已经形成了一条完整地、系统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修正主义的路线，顽强地对抗党的文艺方针，反对毛主席的文艺方向。
（《陈荒煤在文化部整风中的检查》１９６５．１）
他很明白，既然是一条路线就绝不可能是他一个人的问题。必然要牵扯到周扬，甚至涉及到主管电影的周恩来，这根本就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也是实际上他无法想通的地方，但在检查中一开始，他就费了很大笔墨作了明确
的划分，断然地把责任揽在自己身上：
在谈我的错误之前，先说明几点。在五八年以前，我在电影局只是负担部分领导工作。但是电影方面几次大的变动，有关体制的变动和所谓重大的改革以及向中央、中宣部起草的报告、决议等等，我都是积极参加的。凡是文化部党组讨论电影工作——虽然那时我没有参加党组，凡是以文化部党组名义起草的报告领导的一些改革的措施、方案，我都是积极的参与者。对于这许多决定，我当时的思想情况以及后来的行动证明，完全是积极拥护并加以贯彻的。更重要的是一些修正主义思想和做法，我在以后负责电影局工作的时候，都是继续加以坚持和贯彻的，甚至还有所发展。因此，电影局过去所谓的重大改革我也应该负主要的责任。
第二，有一些所谓方案，改革体制的方案、报告，确实是经过上级领导批准的，但是现在检查，我认为主要的责任还是在于我们自己。因为第一，我们并没有向中央、向党如实地反映了真实的情况；第二，我们所提的方案，体制方案，现在回过头去仔细地检查一下，我们的方案，都是只有一个，没有给领导考虑其他方案的余地，从来没有提过在一个改革的中间有两个方案。我们的倾向性是非常鲜明的。第三，应该看到当时的领导对我们是信任的，信任我们所反映的情况，信任我们所提的这些方案。因此我们反映的错误的情况、错误的方案干扰了领导，甚至于可
以说是利用了领导对我们的信任，蒙蔽了领导，因此也不能把责任往上推。
第四，在一定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