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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对周扬也流露了不满。一次，在谈到要把城里的文艺家分期分批的“赶下去”时，他以玩笑的口吻说要调一个团的解放军把周扬押下去，又说周扬是地主家庭出身，但人是好人，就是不了解阶级斗争，不了解工人，不了解农民。
７月，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期间，传达了毛泽东的第二个批示，康生在总结报告中不仅指责昆曲《李慧娘》、京剧《谢瑶环》是坏戏，还指责电影《北国江南》、《早春二月》是大毒草。
８月，毛泽东在《中央宣传部关于公开放映和批判影片〈北国江南〉、〈早春二月〉的请示报告》上作出批示：“不但在几个大城市放映，而且应在几十个到一百多个中等城市放映，使这些修正主义材料公之于众。可能不只这两部影片，还有些别的，都需要批判。”《早春二月》本来是打了报告要修改的，为什么又不让修改了，荒煤想不通。但这时，他已经顾不上想了。
电影又一次成了重炮轰击的桥头堡垒，夏衍、荒煤同被列为重点批判的对象，齐燕铭因为是党组书记也跑不掉。此刻，周扬还在努力紧跟毛泽东的思路，积极地领导着文艺界的整风运动。
《北国江南》是一部表现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农村发生巨大变化的影片，七月一上演立刻就遭到康生的指责，说影片中女主角银花双目失明爱流眼泪是宣扬“人性论”、人情味，歌颂瞎了眼的共产党员，是政治上的有意讽刺和歪曲，还恶狠狠地要将片名改为“瞎了眼睛的共产党员”。康生莫须有的借题发挥，矛头实际上是对着影片的剧作者阳翰笙和三十年代左翼文艺运动的。在他讲话的第二天，《人民日报》就登出了第一篇批判文章，接着一系列的批判形成了空前的问罪行动。
《早春二月》是编导谢铁骊受到“新侨会议”的鼓励，在艺术上努力实现突破的一次尝试，影片开拍时已是“大写十三年”口号开始流行的时期，无论是影片的创作者还是批准拍摄的荒煤都承担了很大的政治风险。这部根据柔石小说改编的影片描写一位青年知识分子在二十年代的政治动乱中，艰难地探索自己的道路，探索生活真谛的过程。谢铁骊独具一格的艺术追求加上孙道临、谢芳、上官云珠的精湛表演艺术以及和导演风格一致的摄影、美工，使影片的艺术水平达到十七年电影艺术创作的高峰。
影片从一开始就受到了夏衍和荒煤的格外关注。他们喜欢它，正是因为影片中蕴含着的人道主义光辉激起了他们内心深处的向往和追求，而影片所采用的严谨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真实地再现了二十年代的社会情景，又仿佛使他们回到了青春探索的年代。正如夏衍在一次又一次的猛烈批判中，剖析自我说：
荒煤同志说，肖涧秋身上有他自己的影子。而我，同样是因为肖涧秋身上有林志成的影子，也就是有我自己的影子——未改造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影子。我和荒煤同志都参加了《早春二月》改编的讨论，荒煤同志认为肖不是逃兵而是伤兵，可以肯定这个人物，（这和我在《上海屋檐下》中肯定林志成是一个伤兵是一致的）所以他主张将人物“拔高”，而我则认为肖是当时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平均系数”，他是应该争取的人物。总之，我们对这样的人物不仅没有反感，而且有无限的同情。
（《夏衍在文化部整风中的检查》１９６５．１）
正是因为怀着对时代和人物的深切理解和同情，他们和创作者一起投入了很多心血，荒煤亲自阅读柔石的小说，同意改编，分镜头剧本中多处经夏衍亲自修改，荒煤又从始至终参与意见，甚至连主人公肖涧秋头上的帽子都颇费斟酌。
在毛泽东的批示下达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同时发表批判文章，全国立即开始了对《早春二月》的讨伐，有文章记载，“当时在放映该片的电影院前排着长长的队伍，影片博得如此声誉，以至于外国观众费了很大的劲才弄到电影票，而且发觉这的确是他们在中国所看到的最有意思的影片。”然而，讨伐的声浪越来越疯狂，在一个月的时间内全国各报刊登载的批判文章就达２００多篇。批判的语气不容许有任何商榷的余地，罪名集中起来主要有两条：一条是继承了二三十年代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和传统；一条是宣扬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个人主义、人道主义、人情、人性论和阶级调和论。
事情还只是开始。８月，张春桥在上海传达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的报告中提出，“电影系统，在北京有一条反动的资产阶级夏陈路线，在上海，瞿白音的《创新独白》就是这条路线的理论纲领”。这是张春桥第一次正式提出夏陈路线，他的这个论调，把批判引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实际上，他们正有计划地一步步地勾画着轮廓，把矛头指向最后的目标——所谓“三十年代黑线专政”。
文化部、文联及所属各协会加班加点地运动着，周扬在极力地把握着批判方向和尽可能地控制批判范围。他在布置整风的工作会议上宣布，此次整风不搞群众运动，不追究责任人人过关，主要是检查执行党的政策中存在的问题，整顿队伍，改组领导，然后分批下去参加四清。最初，荒煤还进入了部检查领导小组和批判电影理论小组。他一方面在部党组内作检查，一方面还尽力支撑着工作。周扬的夫人苏灵扬是中宣部负责影协整风的联系人，她在找荒煤（荒煤自１９６０年影协成立起担任党组副书记，书记由夏衍担任）谈话时提出，影协整风主要是三十年代问题，如夏衍出版的论文集有吹捧三十年代的文章，中国电影发展史问题，观摩三十年代电影问题……同时，她也要求荒煤立即停止他的正在排印的论文集和赵丹的回忆录、阳翰笙的剧本选集等。
８月下旬，文化部党组接连不断地开会，几乎每天上下午不停。荒煤在会上做的检查，重点放在三十年代方面，仍然肯定新中国成立十几年来电影取得的成绩，肯定１９６１年新侨会议基本上是正确的，电影三十二条起了积极作用。虽然没有人敢明说，但显然是为了再次发生类似江青把中宣部未定稿的文件送交毛泽东的那种情况，苏灵扬通知影协，只印发公开发表的文字材料，会议上的讲话、报告一律不印发。一次，影协印了翠明庄“出气会”的材料，荒煤立即设法让人追回。
根据周扬的意见，荒煤在影协提出按照以下四种情况检查工作：１．有一条与党对立的路线；２．基本上不执行党的政策；３．在资产阶级进攻下，一个时期动摇了；４．一贯执行党的路线。文化部党组在分析影协究竟属于第二还是第三种情况时争论不休。谈到工作上的错误，每一个人都在真诚地检查自己，极力地挖掘工作和思想上的问题。每一次会议，大家都感到无比的沉重和难受。荒煤在一篇回忆录中，记述了当时那种难堪的情景：
有一天，文化部党组务虚，研究究竟为什么犯错误，犯了什么错误，有的同志有不同意见，另一位同志则侃侃而谈，说他早已预料到会犯严重错误……燕铭突然站了起来，说了一句，“文化部搞得这个样子……”就失声哭了起来。夏衍接着紧紧把一双手捂着脸，低下头来。我也再不能睁着眼睛去看别人了，也觉得眼前一片模糊。……
（《不能忘却的纪念》荒煤１９７６）
中宣部急切催促着文化部与文联各协会要在９月结束整风，下去“四清”，协会可以关门，刊物可以停办。这些做法后来都被指责为阴谋蒙混过关，以免触及到中宣部“阎王殿”的总根子。８月，电影界在历史博物馆召开了几次大会，批判电影问题。苏灵扬通知荒煤说周扬的意见这种大会容易流于形势，走过场，要停下来，就立即停止了。在电影界一次又一次的检查中，荒煤还是肯定了十几年来的成绩，不承认是犯了路线错误。他的检查被认为是强调客观，没有从政治上找原因，总的印象不好必须重来。连他在三十年代的创作也被找了出来，认为是无病呻吟的资产阶级思想。那时候他还没有想到，仅仅是几个月后他就不得不承认了连他自己也不敢相信的“事实”。
那些日子是无比沉重的，他不断地思考着这个问题：难道我们真是像有的同志讲的，在一心一意搞什么修正主义吗？难道我们真的要搞什么反党反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