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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商阿特罗斯尔开玩笑地说，这些年来他肯定已经和巴菲特说了“一亿句
话”。
巴菲特的交际圈子非常广泛。事实上，如果说他在奥马哈所得到的情况
即使不比在纽约的人掌握的情况更好的话，至少也是一样好的。他从奥马哈
得到了一种均衡的感觉。有一天，当他开车路过一家麦当劳时，他对儿子豪
伊说，“要赢得好的信誉需要20年的时间，而要毁掉它，5分钟足矣。如果
你明白了这一点，你做起事来就会不同了。”
人们感到惊奇的是，一个股票市场的奇人能继续留在内布拉斯加，尤其
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巴菲特在1968年谈到《邓恩评论》时说：“奥马
哈和任何别的地方一样好，在这儿你可以看到整个森林；而在纽约，很难看
到树木外的其他东西。”
但是，纽约人有名的“内部消息”途径又怎么样呢？
巴菲特回答道：“有了足够的内部消息，再加上100万美元，你可能会
在一年内破产。”
这确实是一句非常中西部风格化而且揭露本质的话。它的下文就是美德
得到的回报也许就是罪恶——这与华尔街上普遍接受的箴言恰恰相反。
看看巴菲特在同一年，即 1968年对家庭保险公司的投资，就更说明问题
了。他在几个星期的时间里都买进股票，以汤姆·克纳普的曼哈顿公司，特
威迪·布朗和克纳普作为经纪商。一天，当特威迪·布朗为他买进了价值5
万美元的股票后，霍华德·布朗，他的交易合伙人，接到了奥马哈打来的一
个电话。他放下听筒，然后说“真太奇怪了，沃伦说别买了”。
第二天，家庭保险公司宣布自己被城市投资公司以高价接管了。巴菲特
有可能听到了内部消息，但他没有要这5万美元的股票，意味着他错过了一
个获利的浪潮。他明明知道买下它是合法的行为——虽然任何人都会留意
到，它看来有那么一点令人可疑。
巴菲特是否感到自己的美德或是个人利益处于某种危险中——或是两者
兼有——与此事几乎没有任何关系。他认为个人利益和美德常常倾向于一
致，因此人们还是有可能把它们妥善处理的。不用说，这种观点在他的华尔
街同行的头脑中常常是缺乏的。
巴菲特常常去纽约，春天和苏茜一起，也有别的一些时候。他在广场，
和许多商界人士和朋友们见面。在他们中间，有投资顾问桑迪·戈茨曼、比
尔、瑞恩，《幸福》杂志的作家甘罗·卢米斯以及未来的旅馆业主拉里·蒂
施。所有这些人物都是非常富有的，而且彼此联系相当紧密。
尽管苏茜很喜欢去艺术家咖啡屋，巴菲特还是和朋友们在斯特奇熟食店
之流的低级餐馆里吃饭。在这里，他可以要一份他不喜欢的牛肉汉堡。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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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歇尔·温伯格鼓足勇气提议他们去吃一点不太清淡的东西——去日本牛排
屋。
“我们为什么不去鲁本斯餐馆呢？”巴菲特反问。
温伯格指出他们在前几天已经在鲁本斯餐馆吃过午饭了。
“那就对了，”巴菲特说，“这样你就知道那儿饭菜怎么样了。”
“按这种思路，我们该天天去那儿吃啰？”温柏格说。
“当然，为什么不天天去那儿吃呢？”
还有一次，巴菲特在环境优美的和声俱乐部吃午饭，一同进餐的有萨
姆·斯泰曼，她是桥牌冠军，同时也是巴菲特的一位投资者，斯泰曼的妻子。
斯泰曼对巴菲特身上那种中西部特有的不拘礼节有很深的印象。她回忆道：
在我回到我住的上城区后，沃伦也到上城区来了。我想再和他会一次面，他说他觉得在
纽约很受限制——问我是否愿意和他一起从61大街走到79大街去？这还是在纽约兴起
慢跑风尚之前的事。我们迈着飞快的步伐沿着麦迪逊大街走着。他穿着他生意场上的衣
服，他充满着对自由的向往。
试想一下这个穿着毫不入时的网球鞋的华盛顿男学生。人们都不习惯看
到一个奥马哈的牛仔在麦迪逊大街上行走。通常，人们也不习惯一个坐头等
舱的数百万的富翁看上去好像是穿着衣服睡觉的。他们心目中的华尔街是
J。P。摩根那样的。而他们在巴菲特身上看到的是威尔·罗杰斯。
有一天晚上，鲍勃·马洛特，数据文件公司的总裁在第五大街偶然遇到
巴菲特，他在那走来走去，活像一只迷途之犬。巴菲特解释说他正在度量一
家叫顶级企业的百货商店下面的土地尺寸，具有堪萨斯血统的马洛特得出结
论说：“巴菲特毫不自负，简直让我不敢相信他是在康涅狄格的格林威治成
长起来的。”
到了 1968年底时，牛市逐渐显得底气不足了。公司集团的泡沫都破碎
了。查拉尔德·查伊的曼哈顿基金在305基金中的排行也一落千丈，跌到299
位，迫使查伊不得不就此罢休。12月份，证券交易委员会暂停了对奥米茄权
益的交易。对于弗里德·梅茨和他的花朵孩童，这无疑是当头一棒。而梅茨
基金，拥有30万股奥米茄股票，这个曾是全国排名榜首的基金，它的资产面
临着突如其来的资产流失。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梅茨说明证交会停止了赎
回（就似一家银行关上了出纳柜台的窗口）。梅茨，正如所发生的事情一样，
在纽约希尔顿饭店面对一群蓝筹股听众陈述投资前景。可笑的是在他自己的
基金灰飞烟灭的时候，他还在四处传授他的行家观点。这令人啼笑皆非的事
却好像倒被梅茨自己忘却了。“我们没有理由比担心1968年更担心1969年
会发生什么。”梅茨充满信心地说道。后来，“窗口”又打开了，他的基金
下跌了93％。
而梅茨不过是一个征兆而已。当他的基金摇摇欲坠时，可以清楚地看到
他绝不是最后一个。布尔汉姆公司的沃尔特·斯特恩早就表示过了他的担心。
他认为在熊市里，人们一定会慌不择路地拼命抛售，就像他们当初买进一样。
诚然巴黎和谈给市场打了一剂强心针。在1968年12月，道·琼斯指数爬升
到990点，而华尔街又把希冀的眼光放到了一系列不切实际的目标上：促成
越战结束，而且使道·琼斯指数升到1000点。
巴菲特的合伙人企业在1968年锁住了4000万的赢利，也就是说赢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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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他的资产增加到一亿零四百万美元。在缺乏灵感的情况下，管理着空
前多的资金，再加上市场达到了顶峰，巴菲特经历了业绩最红火的一年。他
击败道·琼斯指数不仅仅是5％的差距——自己订的最低目标——而是50个
百分点。他说，这结果应视为一种反常行为，就像有一局桥牌中赢13墩一样。
“这次是他做的最后一手。”
这时，牛市正断断续续发出死亡前的呻吟，华尔街不管价格高低拼命推
荐热门股票。美林银行买进了市赢利率为39倍的国际商用机器股票（IBM），
宝丽来还推动施乐（Xerox）达到50倍赢利率，布莱尔公司将雅芳公司的股
票利率抬到56倍。在这样的赢利水平下，一个将雅芳公司全部买下的购买者
需要半个世纪的时间来抽回他的资金。难道它有可能“值”那么多吗？一位
基金经理回答这一问题说，人们在特定时刻认为某种股票价值多少，股票就
值多少。他补充道，每一笔学院捐赠都觉得自己“应该持有IBM，宝丽来和
施乐以及其他各种股票。因此，我认为他们会做得不错”。巴菲特提醒人们
记起一个表面上不明显的区别：价格是你所付出去的，价值是你所得到的。
这些都再没有任何意义了。最后，局面再也无法扭转，他对寻找股票彻
底失望了。在1969年5月，《商业周刊》称弗里德·卡尔是“美国最优秀的
投资组合经理”。在同一个月，这个奥马哈人拿定了主意。担心自己陷入对
苦难不幸的哀叹，同时也担心所得的赢利付之东流，巴菲特做了一件非同寻
常的事，他宣布隐退了。有关他开始清算巴菲特合伙人企业的消息震惊了他
的合伙人。就在这个时候，当市场正在牛市的高潮中时，他却准备退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