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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交易”就是这样一个臭名昭著的例子，它以6美元的价位向公众发售，而
在一年之内就价值82美元。
国家学生交易是科尔特斯·威斯利·兰德尔头脑的产物，它是一个由30
几个以服务于高校学生为宗旨的企业聚合在一起形成的。比如说：书、笔记
本、青年航空费用等。就这样，他将公众对公司集团的狂热心理与一个新奇
的“故事”——青年人，结合在了一起。此外，兰德尔这个该死的销售商，
对证券分析家们甘言奉承，带着他们到自己在弗吉尼亚的城堡里旅游，还在
他的喷气式飞机上给他们通电话。每年，兰德尔都预测一个三倍的赢利率。
而每次，他都达到了他的目标——尽管没有公司会计师的某种协助，他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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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这个目标。华尔街很信任他，而且把股价推到了140美元，有人不禁想
起了加尔布雷斯的评论，“也许值得去为瞬间的富有而长期地忍受贫穷。”
至于银行家信托公司，摩根信托公司以及哈佛捐赠基金也都买了兰德尔的股
票。
人们感到奇怪的是这些富人的典范会如此易于受骗。答案就在于他们都
害怕被落在后面，他们所面对的选择是：要么买进流行的股票，毕竟它正在
开值；要么是冒险暂时落后于人。而那些落在后面的人，甚至在一个季度或
两季度里都无法追加新资本，对于处于投资时代的资金管理者而言，这里没
有第二次机会。
1967年麦乔治·邦迪的一篇评论具有分水岭的意义。邦迪是福特基金的
总裁，同时也是保守主义的极好代表人物。邦迪严格地给他手下的捐赠基金
经理们布置了任务——这些任务不是担心过于大胆，而是担心勇气不够：
我们初步的印象是，长期的谨小慎微对我们学院所引起的损失比因鲁莽或承受过度风险
引起的耗费要多得多。
这句话令华尔街震惊。如果福特基金都鼓励人们敢于承担更多的风险，
那么还有哪种信托业务要如此胆怯畏缩？此外，身为前任国家安全顾问和越
南战争缔造者之一的邦迪以行为来支持自己的言论。他大肆挥霍基金的收
入，寄希望于他能通过在市场上的精彩运作来弥补资金的短缺。他对《幸福》
杂志是这样说的，“我也许会错，便我决不迟疑。”
到了1967年10月，在邦迪的通谕被世人皆知之后数月，巴菲特像是一
个教皇的反对者一样发表了自己的一份声明，他不像邦迪那样自信，实际上
巴菲特别的什么都没有，有的只是疑心。合伙人企业有6500万财产，但他该
把它们投向何方呢？好的交易都成为了过去，游戏也发生了变化。
华尔街更为迅速地下着越来越多的赌注。巴菲特告诉他的合伙人，的确
这种充分发挥自己潜在能力的游戏会非常有赚头。同时，这些时髦的股票确
实还会继续上涨。但是，巴菲特“确信”，自己不能把这些股票做好，他也
并不想去尝试一下，他可能去做的不是要证明价格如何荒唐，而只能是对别
人的一种说服。
当游戏不再以你的方式进行时，只有人才会说新的方法是统统错误的，必然会导致麻烦
的等等。过去，我曾对别人的这种行径无比蔑视，我也曾目睹那些按过去经历——而不
是按现在情况来评估条件的人们得到了什么样的惩罚。我和现在的条件基本上是步调不
一致的。但在一点上，我是清醒的：我没有放弃从前那种我理解其逻辑性的方法，尽管
这有可能意味着放弃轻而易举可以得到的利润来接受一种我没有完全理解，没有成功地
应用于实践，以及有可能会导致资本产生重大且有永久性损失的方法。
有些雇员谎称“狼来了”而被合伙人解雇，这些合伙人都从事空头交易，
因为令人震惊的现实摆在面前：巴菲特将他击败道·琼斯指数的目标降低了
10个百分点。从现在起，他将朝一个中等程度的目标奋进：每年赢利9％或
是超过道·琼斯5个百分点——任何一个目标都比以前降低了。那些有更好
机会的合伙人都“理性”地决定离开他。“而且您一定相信我对这样的决定
表示深深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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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这里还有暗示。巴菲特私人就有1000多万的财产，他想采取一种
比自己“年轻瘦弱时”所承受压力更小的方法。令人吃惊的是他在31岁这个
成熟的年龄开始思考很多问题，他想去追求一种非经济的活动或是不以金钱
作为唯一考虑因素的商业活动。
在这种沉思中值得注意的是，从镜子里看来，巴菲特依然保持着那理性
的、几乎是机械性的客观性。他不同寻常的自知力使他明白只要他既定目标
保持不变，他就会感到压力而不断刻苦奋斗。因此，就如同改变一下加在实
验鼠上的设备一样，他降低了自己的目标。
基本的自我分析告诉我，我不可能不倾尽全力去实现自己对那些将资本委托给我的人们
公开许诺的目标。
但是，巴菲特并没有使自己“倾尽全力”的程度减弱下来。他的家里没
有任何人体会到一种“压力减小的方法”，他们也不相信他真的能够做到这
点。正如小苏茜回忆道，要想穿透他集中精力的迷雾是完全不可能的一件事。
在他的那封信之后不久——那天苏茜拿到了驾驶执照，她开车出去兜风，结
果不小心撞到了另一辆车上，她父亲的林肯车被撞出一个小坑。自然地，苏
茜很担心如果这个消息捅到父亲那儿去的话，那可太不妙了。她回忆道：
我一路哭着上了楼，爸爸正在读报纸。我说，“爸，我弄坏了你的车。”他连头都没抬
一下，我又接着哭了。大约5秒钟之后他说：“行了，有人伤着了吗？”我说：“没有”。
我在那里等着，他什么都没说，也没抬头看一眼。
这就是所谓新的减小压力的巴菲特。几分钟后，他意识到应该说几句做
父亲该说的话，于是把头探进苏茜的房间说：“苏，记着，那个家伙是个蠢
人。”这就是他所说的所有的话。那天晚饭后，苏茜想用车，而他一言不发
地给她了。
巴菲特的投资纪录显然不会遗漏任何一个细节，在他的那封信之后不
久，他汇报了1967年合伙人企业向前推进了30％——比道·琼斯多出了17
个百分点，其中大部分来自美国捷运公司，它已狂涨到180美元/股，而在它
顶峰时它占到总组合的40％的份额。在这项1300万的投资中，巴菲特赚取
了2000万的利润 （他从来不把发财的来源告诉他的合伙人）。他还从沃尔
特·迪斯尼上赚了50％的利润。
可能因为他的结果是如此离奇，他的合伙人都忽略了这一事实：这段时
间对他来说确实是一段相当困难的时期。（许多人写信来问是否企业曾经真
的步调紊乱过——这曾是巴菲特向他们保证过的，而这事也绝对发生过了。）
这是因为，他想放弃“巨额的，轻而易举的利润”的展望是有的，但做起来
并不是那么容易。实际上，他只把一个前提作为他事业的支点——那就是他
的直觉是正确的，而“市场先生”是错误的。目睹“买空卖空”的成功于他
而言无疑是一种折磨。
1968年初，巴菲特转向了本，至少这是他感到可以理解的一个人。他提
议道：为什么不在大师的名下聚集起一群从前本·格雷厄姆的学生？巴菲特
邀请了一大群旧日的好友，其中包括比尔·瑞恩，马歇尔·温伯格以及汤姆·曼
纳普 （还有一些不是格雷厄姆的学生，比如查理·芒格）等等，在圣迭戈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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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欢聚一堂。他恳切地要求人们不要带“任何晚于1934年版本的《有价证券
分析》来”。从他信中使用的保护性口吻中清晰地表现出来，巴菲特很担心，
深恐有人想要抢了他心目中英雄的镜头。
今天，我和本谈了谈，他很乐意和这群“有选择”的人士在1月26日周五（此时我们进
行相互交流）聚一聚。我知道你们有些人有作演讲的嗜好（我感觉到许多手指正指向我），
我急切地想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