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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在左翼的救国会领导下的抗日运动，尽管政府采取了严峻的镇压措施，在全国各地风起云涌，南京间接地受到很大的群众压力，要它采取强硬态度。十月间日本反指使蒙伪军在日本控制下的热河和察哈尔装备训练后进犯绥远北部（内蒙），这样的压力就开始倍增。尽管群众普遍要求把这看作是“最后限度”和全国“抗战”的信号，但并没有得到重视。没有发布动员令。南京一成不变的答复仍是：先“安内”——即消灭共产党。许多爱国人士开始要求南京接受共产党的停止内战和在“志愿统一”的基础上建立民族阵线的建议，以便集中全国人民的力量抵抗日本这一共同的敌人。但提倡这种主张的人马上作为“卖国贼”逮捕起来。
全国情绪之激烈以西北为最。当时很少人认识到东北军的抗日情绪同停止剿共战争的决心有多么密切联系。对中国大通商口岸的外国人来说，西安固然是个遥远的地方，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也似乎是如此，很少新闻记者去那里采访。近几个月来没有一个外国记者到过西安，对于那里即要发生的事件，谁都没有任何可靠的背景材料——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美国作家尼姆·韦尔斯女士，她在十月间到了西安，访问了少帅。韦尔斯女士确切地报道了西北越来越加速的脉搏：
在中国的西京西安府，张学良少帅驻在这里剿共的、激烈抗日的东北军行伍中间出于出现了一个严重的局面。这些军队原来在一九三一年有二十五万人，如今只剩十三万人，都成了“亡国奴”，想家，厌恶内战，对南京政府对日本继续采取不抵抗政策越来越愤慨。下层官兵中间的态度完全可以说是就要谋反了。这种感情甚至传染到了高级军官。这种情况引起谣传说，甚至张学良以前同蒋介石的良好个人关系现在也紧张起来，他打算与红军结盟，组成抗日统一战线，由一个国防政府领导。
中国抗日运动的严重并不表现在从北到南的许多“事件”，而是表现在这里西安府的东北流亡者身上——从逻辑上来说，可以说这是理所当然的。抗日运动在全国其他地方虽然遭到了镇压，在西安府却在张学良少帅的 公开热情的领导之下，他在这方面采取行动是受到他的部队的热烈拥护的，如果说不是受着他们逼迫的话。②
韦尔斯女士回顾她访问少帅的意义时说：
事实上，从这个背景来看，这次谈话可能被认为是企图影响蒋介石积极领导抗战……包含着（在他的发言中）一种威胁：“只有抵抗外国侵略＇即不是内战＇才能表示中国的真正统一，”“如果政府不从民意，就站不住脚。”最有意义的是，这位副总司令（仅次于蒋介石）说，“如果共产党能够真诚合作抵抗共同的外国侵略者，这个问题也许有可能和平解决。”……
真是谋反的话！但是蒋介石显然低估了这个警告的严重性。十月间他派他的最精锐部队第一军去进攻甘肃的红军，他到西安府，目的是为了要完成第六次围剿的初步计划。西安和兰州已作好准备容纳一百多架轰炸机。成吨的炸弹已经运到。据报道还准备使用毒气。蒋介石所以奇怪地吹嘘说，他“在两星期内，至多一个月内即可消灭赤匪残部。③”这似乎是唯一的解释。
蒋介石在十月间到西安一行以后，有一点他是一定了解的。那就是，在反共战争中，东北军已越来越派不上用场。总司令在与东北军将领的谈话中可以察觉到大家对他的新攻势毫无兴趣。张学良的一个幕僚后来告诉我说，这次少帅正式向总司令提出了成立民族阵线、停止内战、联俄抗日的纲领。蒋介石回答说，“在杀尽中国红军、捉尽共匪之前，我决不谈此事。”只有到那时候才可以同俄国合作。
总司令回到了他在洛阳的大本营，监督这次新战役的准备工作。如有必要，要向西北派二十师兵力。到十一月底，陕西古老的关隘潼关附近已经集中了十多个满员师。一列车、一列车的弹药和供应品运进了西安。坦克、装甲车、摩托运输队也准备随之而来。
但是对于这一切准备在大规模基础上加强内战的计划，公众都还蒙在鼓里，只有西北是例外。关于西北的情况，报上很少透露。官方的说法是，红军已被正式“剿灭”。少数“残部”也在被驱散之中。与此同时，绥远（内蒙古）的防务交给了地方军队，他们倒打了一场硬仗。对于每天轰炸中国军队战线的日本飞机，南京飞机没有一架起飞迎战。但是他们却进行了频繁的宣传，造成一种假象，好象南京军队有领导防御；同时东京和南京却相互保证，绥远的“局部冲突”决不允许扩大。少数中央政府军——至多两个师——开入了绥远，但在部署上却使得地方部队不能把“抵抗”这件事搞得太认真了。当时担心地方部队可能真的进攻日本在察哈尔和热河所占据的领土。有些南京军队也部署在绥远军队与红军之间，因为蒋介石认为红军很可能从陕西开入绥远，企图带头真的进攻日本军队。
这时全国民族情绪激昂，日本要求镇压救国会，认为抗日宣传是它鼓动起来的。南京遵命办事。救国会的七位最著名领导人被捕。他们都是有地位的资产阶级人士，其中有一名著名银行家，一名律师，还有教育家和作家。与此同时，政府一下子封闭了十四家畅销全国的杂志。上海日商纱厂的工人因为抗议日本侵略绥远等原因而举行的罢工，遭到日本人在国民党合作下的暴力镇压。青岛发生其他爱国罢工时，日本人派海军陆战队登陆，逮捕罢工工人，占领了全市。在蒋介石实际上同意取缔将来青岛日商纱厂一切罢工后，海军陆战队才撤退。
所有这一切事情都进一步在西北产生了反响。十一月间，张学良在自己部下官兵的压力下，发出了他著名的呼吁，要求派往绥远前线。呼吁最后说，“为了要控制我们的军队。”
我们要信守诺言，一有机会就要让他们实现打敌人的愿望。否则他们就不仅把我本人，并将把钧座视为骗子，此后不再服从我们的命令。因此恳请下令至少动员东北军一部立即开赴绥远前线，增援在那里完成其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神圣使命的军队。我本人和我部下十万余人愿追随钧座到底。
这封信④口气恳切，要求报仇雪耻之心，希望恢复东北军声誉之情，溢于言表。但是蒋介石断然拒绝这个要求。他仍要东北军打共产党。
①见本书第一篇《汉代青铜》。②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五日为《纽约太阳报》写。③见蒋介石日记。④一九三七年一月二日由西北军事委员会在西安府公布。
一
兵变前奏（下）
少帅并不气馁，他不久之后又坐飞机到洛阳去亲自提出这个要求。同时他也为被捕的救国会领袖说项。后来，在扣留了总司令之后，张学良记述那次谈话如下：
“最近总司令逮捕监禁了上海救国会七领袖。我请他释放这些领袖。这些救国会领袖与我非亲非友，他们多数人我连认识也不认识。但我对他们被捕一事提出抗议，因为他们信奉的原则与我相同。我要求把他们释放，但遭到拒绝。我于是向蒋说：‘你对待人民爱国运动的残酷，与袁世凯、张宗昌并无二致。’
蒋总司令回答说：‘这只是你的看法。我就是政府。我的行动是革命者的行动。’
‘同胞们，你们相信这话吧？’
全场数千人齐声怒喊作答。”①
但是张学良在这个时候飞去洛阳有一个积极结果。总司令同意，他下次来西安时，他要向东北军的师以上将领详细说明他的计划和战略。少帅就回去急切地等候他的上级的第二次驾到。但是在蒋介石来到以前，发生了两件事，进一步激怒了西北。
第一件事是签订德日反共协定和意大利的非正式参加。意大利本来已经默认日本霸占东北，作为交换条件，日本承认意大利控制阿比西尼亚。意大利与满洲国建交激怒了少帅，他一度与齐亚诺伯爵颇为友善。他接到这个消息以后就怒斥齐亚诺和墨索里尼，誓必要摧毁意大利在中国的影响。他在向军校学生发表讲话时说，“这肯定是法西斯运动在中国的末日！”现在东北军的不满又增加了一项。德意军事顾问当时正在训练蒋介石的军队和他的空军去轰炸中共。他们是不是也在把他们所能弄到的关于中国的军事情报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