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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性”的确变了，一个重要变化就是将“多元文化主义”纳入其定义之中。澳大利亚的“多元文化”已经不仅仅是国家方针、移民政策，甚至已经成了令国人自豪的民族特征。难怪波琳·汉森的“一族党”如过街老鼠，到处遭人攻击。澳大利亚50年代开始，对土著问题进行反思成了“政治正确”的做法，土著题材的作品多如牛毛，成为一时潮流。“多元文化”之后，人们开始批评白人对土著的表现其实是“误现”，鼓励土著自我表现。2000年，75岁的文坛老将西·阿斯特利和43岁的土著新秀吉姆·思科特共享迈奖，正是这一政治和文化变化的反映。没有多元文化的政治宣扬，单凭文学价值，今年57岁的土著女作家阿列克西丝·赖特能不能打败凯里等人夺得迈奖，就真的很难说了。
鼓励少数族裔作家自我表现，自然没什么不好。但一旦这个良好愿望成为“正确的政治”，成为吸引眼球、取悦大众的手段，那就有点做秀的味道了。如果再拿这一点来进行商业炒作，那简直就是利用少数族裔了。这背后体现的不是宽容、开放和公平，而恰恰是主流民族的殖民心态。不少文学活动都要关注一下“多元文化写作”，拿少数族裔作家（往往女性居多）来点缀一下；这些作家也借此机会提高知名度和销售量。结果两厢情愿、皆大欢喜。
迈尔斯·弗兰克林奖50年历史上最大的丑闻——上文所提的蒂米邓科事件——正集中体现了把多元文化当作政治姿态和商业卖点的做法。如果不是一位乌克兰移民的后裔在讲述乌克兰历史，一位23岁女性第一部东拼西凑的小说，能不能打败理查德·弗拉南根和凯特·格伦维尔摘取迈奖？答案众所周知。评委在报告中也说该书描写了“澳大利亚移民经历中以前难以道出的一面”——乌克兰移民经历以前没人写过。只不过这次迈奖走了眼，本来想打张王牌：多元文化＋移民＋年轻女作家＋乌克兰＋大屠杀＋二战＋后现代主义风格，没想到结果反被人利用。蒂米邓科之所以得手，用克雷文的话来说，是因为她知道“政治正确的澳大利亚会给她额外加分”。真正有多元文化视角的严肃作家，比如布赖恩·卡斯特罗，得奖的“卖点”要少得多。“他们需要的是甜点，不是主食！”
索伦森说，蒂米邓科事件“严重削弱了迈尔斯·弗兰克林奖的公信度”，是该奖“历史上的分水岭”。实际上，这也是所有澳大利亚文学奖的分水岭——它反映的绝不是个例或偶然，而是普遍现象。《签署文件的那只手》在获得迈奖之前，其手稿就曾获得澳大利亚另一著名文学奖——《澳大利亚人报》/沃盖尔奖（The Australian/Vogel Award）。该奖1987年得主吉姆·萨克斯就曾说过，他得奖是因为“这个时候人们开始对更加多元的小说感兴趣，那是多元文化年代的开始”。如今，蒂米邓科事件已过去十多年，但罗伯特·曼恩的论断依然有效：“正如厄恩·马利骗局在那个年代暴露了诗歌现代主义和前卫文艺的虚饰，这个年代的海伦·蒂米邓科则暴露出学术上的后现代主义和伤感的多元文化主义的问题。”正如保罗·华盛顿所说，迈尔斯·弗兰克林奖暴露的其实是一个后殖民“民族”和文化的问题。在澳大利亚，这是个老问题，自流放犯时代就存在。但是，1995年的蒂米邓科事件，1996年科赫在授奖仪式上大骂“英语系的白衣科学家们利用文学争权夺利”，2004年三位迈奖评委因反对该奖的机构化愤而辞职——这些都让我们感到：迈尔斯·弗兰克林奖所反映出来的后殖民国家中文学的商业化、政治化和机构化，又是一个新问题。威廉斯总结说，该文学奖是澳大利亚重要的文化遗产，“可惜在发展过程中迷了路。”——看来也许迷路的不仅仅是迈尔斯·弗兰克林奖。
（周小进：上海对外贸易学院外语系，邮编：200335）
威廉·特雷弗：爱尔兰文学园中的月桂树
朱 骅
爱尔兰曾经是个屡遭侵略、苦难深重的民族，然而爱尔兰又是个富有文学天赋的民族，她培育出许多文学英才。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中涌现了一大批具有国际影响的作家——叶芝、拉塞尔、辛格和乔伊斯等，他们以自己的作品表达对本民族的忧思和期望。而20世纪中叶成熟起来的爱尔兰作家，虽然继承了上一代作家独有的民族忧思和宗教情结，但更多地以相对冷静的态度审视、思考本民族文化的特征，其中尤为突出的就是获奖频频，著作等身，至今笔耕不辍的作家威廉·特雷弗（William Trevor）。目前他已经出版长篇小说29部，短篇小说集16部，获重大奖项数十个，对英语文学产生了很大影响。
威廉·特雷弗，1928年生于爱尔兰科克郡的米德尔顿，原名威廉·特里弗·科克斯。1942年至1946年就读于都柏林圣科伦巴学院和都柏林三一学院。1950年获历史学学士学位，毕业后曾在爱尔兰从事教师工作，后移居伦敦，做过很长时间的广告撰稿人。
他的家庭具有英、爱双重背景，信仰新教。因父在银行任职，所以特雷弗有一个迁移不定的童年，先后在13所不同的学校读书。动荡的生活，与众不同的信仰，使他从小时候起就有一个作家的独特视角。
他的第一部重要作品《老校友》，曾获1964年霍桑顿奖。一群老校友委员会成员在推选下一任会长过程中勾心斗角，互相猜忌，并以回忆的形式展现了这群老校友当年在学校时的矛盾和竞争。尽管年事已高，但依然对当年所受的屈辱无法释怀。既要应付来自外界的压力，防备别人的进攻，又要面对自己日益衰老的身体和病痛，他们内心极其孤独和悲凉。小说提出这样一个主题——人们该如何面对自己的不幸？对于成功和失败该抱什么样的态度？怎样才能在现代社会中保护自己？
尽管特雷弗的作品中有许多地道的英国人物，然而他偏爱的主题还是爱尔兰和爱尔兰人。同乔伊斯一样，他选择了一种自我流放，流离于自己的祖国之外进行创作。这对于特雷弗来说，无论从时间上还是距离上，他都能以旁观者的冷静审视祖国的文化，揭示种族、阶级和宗教等人为的障碍如何影响着人们的教育、爱情、婚姻等方方面面。其中最具有典型意义的作品要数《命运的嘲弄》和《花园的寂静》。
《命运的嘲弄》是一部探讨历史的重负对爱尔兰人生活的影响的作品。在恢弘的历史场面上将几个不同时期的情节融合在一起。爱尔兰的昆顿家族同英国伍德库姆家族长期有联姻的传统。19世纪初，安娜·伍德库姆嫁到昆顿家在科克郡的基尔尼庄园。饥荒席卷爱尔兰，安娜试图救济灾民，并警醒家人和英国殖民官员留意民众的困顿状况。结果激怒了整个家族，被剥夺了继承权。基尔尼庄园的以后几代人仍然沿袭迎娶英国新娘的传统。小说切换到爱尔兰历史上另一个创伤时代——英爱战争。威廉·昆顿和他的英国妻子伊芙有着田园诗般的婚姻生活，有三个孩子。他们支持公益事业，并在英爱战争中倾向马克·科林斯，因此在自己的阶级圈子、宗教圈子中被孤立起来。他们的政治活动最终导致基尔尼庄园被纵火焚毁。威廉、两个女儿以及许多仆佣被烧死，伊芙和儿子威利退居科克市的一栋小屋。伊芙无力面对丧夫失女之痛，日渐颓废，酗酒浇愁。长大后的威利同英国的表亲玛丽安娜之间有了爱情。可是怀了孕的玛丽安娜来到败落的基尔尼庄园却发现威利神秘失踪。玛丽安娜在威利的姑姑和一名还俗的神甫帮助下，独自抚养着女儿伊梅尔达。年老时他们终于破镜重圆，原来威利因报复而谋杀了下纵火令烧毁基尔尼庄园的家伙，逃离了爱尔兰。昆顿家族衰微的过程以伊梅尔达不堪这一代代的精神重负以致神志失常而告终。
特雷弗的历史观，不管是个人的还是政治的，都是独特的。尽管作品中提到了英国政府在其统治期间对爱尔兰的不闻不问，甚至动用武力，他拒绝将一切归罪于历史上英国的不当统治。他一直在探讨历史对生者的折磨，一直暗示人类有义务挣脱回忆的绞索，超越这种不幸，战胜这种不幸，为自己的下一代塑造一个全新的未来。
《花园的静寂》某种意义上是《命运的嘲弄》的继续，仍然以大宅为背景，尝试在过去与现在之间达成一种妥协。这部作品特别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