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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克觉得乔丹的证词他再也听不下去了，这时托尼转变了话题。
“现在，让我们把注意力转向2005年9月8日，”托尼说。“我想那天你太太感觉不太好。你能用自己的话告诉我们事情的经过吗？”
乔丹清了清喉咙，挺起肩膀，重新坐直。“上午10点左右，我第一次觉得她状态不好。她让我去她的卧室。我发现她非常痛苦。”
“她说是哪里不舒服？”
“腹部疼痛，胀气，充血，咳嗽也比平常厉害。她说整夜没睡，再也受不了了，让我打电话找博曼大夫，让他马上来，说是自己支撑不到诊所。”
“还有其他症状吗？”
“她说她头疼，而且觉得很热。”
“就这些症状吗：腹痛，胀气，咳嗽，头疼，觉得热。”
“大体如此。我的意思是说，她总是有很多地方不舒服，但这些是主要症状。”
“可怜的女人，”托尼说。“我想你也很难办。”
“我们尽力应付，”乔丹生硬地说。
“所以你打电话给博曼大夫。他也确实来门诊了。”
“是的，他确实来了。”
“然后呢？”
“博曼大夫给她做了检查，建议她开始吃针对消化系统的药。这药他早就开好了。同时还建议她下床活动，减少吸烟量。他觉得她比平时更焦虑，建议她临睡前吃一点抗抑郁剂。他说这药值得尝试。”
“佩欣斯对这些建议感到满意吗？”
“不。她想要抗生素，但博曼大夫拒绝了，说她不需要这些。”
“她按医生的建议做了吗？”
“我不知道她吃了什么药，不过她后来确实下床活动了。我觉得她有相当大的起色。大概5点左右，她说要回到床上去。”
“那会儿她说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吗？”
“没有。我的意思是说，她总是有什么地方不舒服，这也是她想回到床上的原因。”
“接下来发生了什么？”
“7点左右，她突然让我去她的卧室，让我再次给医生打电话，因为她觉得很不舒服。”
“跟早晨的症状一样吗？”
“不，完全不一样。”
“他们现在怎样了？”托尼问。
“她说胸口疼了一个小时了。”
“跟上午的腹痛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别的呢？”
“她很虚弱，还说有点呕吐。她几乎坐不起来，还说全身麻木，感觉像是飘着的，呼吸也困难。总之状态很差。”
“听起来确实很严重。肯定很吓人吧？”
“我很紧张，也很担心。”
“所以，”托尼拖长了音，听上去有点戏剧化，“你给医生打了电话。当时你是怎么说的？”
“我告诉他佩欣斯状态很不好，需要立即去医院。”
“你要求立即将佩欣斯送往医院，博曼大夫反应如何？”
“他让我描述一下她的症状。”
“你照办了？把你今天告诉我们的跟他说了？”
“几乎一字不差。”
“博曼大夫反应如何？有没有让你叫救护车，并说在医院跟你们会合？”
“没有。他不停地问我问题，有的我不得不回到佩欣斯身边问她才行。”
“看我理解得对不对啊？你跟他说你太太状态很不好，他几次让你回到她身边核实具体情况。你说的是这个意思吗？”
“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在这一问一答的过程中，宝贵的时间一点点流逝，你有没有再次提出应该立即将佩欣斯送往医院？”
“提过。我当时吓坏了。”
“确实很吓人，看着你太太一点点走向死亡。”
“反对，”伦道夫说。“争论性问题，且带有偏见，请求从庭审记录中删除。”
“反对有效，”戴维森法官对陪审团说。“法萨诺先生刚才最后一句话不予记录，你们讨论案情时不要受其影响。”接着他将注意力转向托尼。“原告律师，我提醒你，再有类似言论我决不轻饶。”
“我向法庭道歉。”托尼说。“刚才太激动了，不太理智。我保证不再发生类似的事故。”
亚历克西斯侧身对着杰克。“我有点怕托尼·法萨诺。他太狡猾了，而且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
杰克点点头。他确实感觉像在看一场街头群殴，没有什么手段托尼不敢使。
托尼·法萨诺回原告席喝了一口水。在陪审团的视线之外，杰克注意到他对助手蕾妮·莱尔夫眨了眨眼。
托尼回到讲台上，继续提问：“当时你太太病情危重，在你和博曼大夫通话的过程中，他有没有提到过心脏病突发这个概念？”
“提到过。”
“他有没有说她可能是心脏病突发？”
“说了。他说他觉得这是问题所在。”
杰克注意到克雷格侧身与伦道夫耳语了几句，伦道夫点了点头。
“那么，”托尼继续说道，“等博曼大夫到了你家，看到佩欣斯之后，他并没有按电话上说的那样处理，是吗？”
“反对，”伦道夫说。“诱导性提问。”
“反对有效，”戴维森法官说。
“斯坦霍普先生，你能告诉我们去年9月8日晚，博曼大夫到你家之后发生了什么吗？”
“他看到佩欣斯的状态极为震惊，让我赶紧打电话叫救护车。”
“与你俩通话时相比，博曼大夫到你家时，佩欣斯的状态是否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没什么变化。”
“博曼大夫当时说过什么让你觉得不妥的话吗？”
“他指责我没有将佩欣斯的状态描述清楚。”
“你觉得吃惊吗？”
“我当然觉得吃惊了。我说过她情况很糟，而且不止一次要求把她直接送到医院。”
“谢谢你，斯坦霍普先生。这事的确很不幸，你能出庭作证，我很感激。还有一个问题：在那个不幸的夜晚，博曼大夫是穿什么衣服出门诊的？你还记得吗？”
“反对，”伦道夫说。“这与本案无关。”
戴维森法官转了一下钢笔，看着托尼。“这与本案有关吗？还是你又在耍什么花招？”
“关系相当密切，法官大人，”托尼说。“接下来另一位原告证人将会详细说明。”
“反对无效，”戴维森法官说。“请证人回答问题。”
“博曼先生当时穿着燕尾服，和他一起的年轻女人穿着低胸晚礼服。”
几个陪审员与左邻右舍交换着眼神，像是在猜测对方心里在想什么。
“你认得这个年轻女人吗？”
“认得，我曾经在博曼大夫的诊所里见过她。他说是他秘书。”
“这么正式的服装让你觉得奇怪还是特别？”
“都有一点，”乔丹说。“觉得奇怪是因为让人感觉他们是想顺路去某个社交场合，而且我知道博曼大夫已经结婚了；觉得特别是因为我琢磨博曼大夫之所以选择出门诊而不是跟我们在医院会合，可能跟这服装有关。”
“谢谢你，斯坦霍普先生，”托尼说着整理好手头的文件。“提问完毕。”
“宾厄姆先生，”戴维森法官说着向伦道夫的方向点了点头。
伦道夫犹豫了一会儿，显然在沉思。后来即使站起来走向讲台，也像是靠条件反射移动，而不是有意识的举动。法庭里一片肃静，大家都在全神贯注地期待着。
“斯坦霍普先生，”伦道夫开口了。“我只问你几个问题。被告席上的所有人，包括博曼大夫，都因你太太的死深感悲伤，也都能理解让你重温那个悲剧性的夜晚对你来说是多么困难，所以我的问题会尽量简短。现在重新讨论你和博曼大夫通话的细节。你是否跟博曼大夫说过，在你的记忆中，佩欣斯以前从来没有抱怨过胸口疼？”
“我不太肯定。当时我很紧张。”
“可面对法萨诺先生，同样的通话细节，你的记忆却惊人地完整。”
“我可能说过她从来没有觉得胸口疼。我不能肯定。”
“我必须提醒你，在取证记录中，你确实说过。要我读给你听吗？”
“不要，如果取证记录里有，那就是对的。你提醒我了，我相信我确实说过她从来没有觉得胸口疼。那是八个月以前的事了，而且我处于被胁迫的状态。取证记录更接近事实。”
“我能理解，斯坦霍普先生。不过希望你能够好好回忆一下博曼大夫的回答，你记得他当时说了什么吗？”
“不记得了。”
“他纠正了你的说法，说她过去有好几次因为胸口疼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