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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形势所迫，我不得不提出申请辞去生产经营副总裁的职务、董事的职务，乃至退出伊利集团。
借用美国管理大师彼得·圣吉在《第五项修炼》一书中提出的一个法则：“今日的问题来自昨日的解”，我有必要也应该说明事情的原委，以便大家能客观、实际地对待我，进而对我们伊利的事业负责。
集团公司自今年元月开始集团化运作后，在我分管生产经营工作的过程中，感到运作中有些部门配合不协调，一些问题久拖不能得到及时解决，工作难以开展，加之我的不平衡感，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我给集团最高领导写了封信，叙叙衷肠，希望得到郑总的理解与支持，可是事情不像我的想像那样，很可能正是这封信是以后事态发展的一个原因，现在回想起来，当初如果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不写这封信会不会更好？
五月份为扩大冷冻生产，随郑总去外地考察，在郑州会议上，鉴于“扩张问题”，久久定不下来，我失口说了一句：“这届领导班子干不了大事。”我原以为郑总会让我进一步说明理由，但这使郑总非常恼火，他脱口让我辞职，这成为事情发展的转折点，使我有了辞职的想法，返呼后，第三天，我向郑总提出了辞呈。可能考虑到后果，郑总要我严守秘密，不得泄露辞职的信息，并说明如要辞职可安排适当的时机，比如通过安排学习等加以实施。
七月份安排我脱产学习，我本身没有去学习的想法，但由于事先约定如果同意辞职，最好用学习的办法来过渡，不要影响伊利的整个工作，所以，我认为这大概就是那个约定的信号。八月份郑总下达了下半年工作考核指标，由于我已脱产学习，且学习要求很严，实难完成全部工作和学习任务。为了伊利的事业免遭损失，我致函郑总请求辞去“冷饮扩张”小组副组长职务，并减免部分乃至全部工作以便集中精力学习，不给伊利丢脸。八月十日郑总召开了生产企业经理会议，宣布我脱产学习，生产经营的事由他负责，但并未说明时限，这引起了我和大家的思考与玩味。
八月中下旬郑总率集团公司各位领导及职能部门负责人召开了一系列现场办公会解决生产经营问题，我无意评价这些会议，我只是想说郑总这个行动本身就足以说明，集团公司要解决任何生产经营问题都是需要各职能部门通力合作、全力配合、相互交通才行的。这反过来足以证明，我四月份写的信，信中提出的问题及感觉是有道理和根据的，不足为过。从八月十日以后，郑总在公开场合以及私下里都指出了一些我的过错，我认为其中大多数是误解，不足为道。
在此之前，我曾多次直接或间接地询问过郑总，是否对我有意见，要求能不客气地指出并批评，以便我改正，但是郑总对我和别人都表示，没有什么意见，只是觉得我说话太随便，有时不注意场合，再者就是曾经把功劳都记在了自己的账上，只提过五关，不提走麦城。郑总提到的我说话有时不注意，这些毛病是有的，而且不是现在才有的，它一直跟随了我三四十年，比如在郑州会议上就是如此。但这些年来，无论是在公开场合或是在私下里，我总是注意维护郑总的声誉，突出郑总在伊利的地位，公开场合我很少出头。我也曾接受过一些记者、自由撰稿人的“采访”，但我都和他们约定见诸报端不准提我的名字，我被评为劳模和优秀企业家后，都拒绝了相应的采访。远的不说，四月份陈惠湘来采访时，我就是这么表的态。集团公司出的介绍伊利企业的画册，除了与大家的合影外，其他场合确实也都没有我，这不也是个证明吗！？
但从八月份开始，我的麻烦似乎多了起来，我没有必要一一辩解，择其要者，略举一二，便可见一斑。
郑总说我不说实话，举的一件事是，有一次出差，我花了100元买了五把牛角梳，分送给大家，杨主席问我多少钱，我回答说100元。郑总把我这句和杨主席开玩笑的话，误解成是我说假话。说我眼里没有他、客户眼里只有我的例子是，去年新疆乳品会议返程到飞机场时，我坐了客户派的车，而他却是自己“打的”，这又是更大的误解，事实上，客户派了两辆车，一辆车送郑总，一辆送我，送他的车到了他的住所后，他已先期走了，没有接上，而且这辆车一直追到了飞机场，当时客户也进行了解释，但我万万没有想到，这一客户的“过失”（车派晚了）竟成了我的错误。
在为郝义捐款的问题上，我捐了1万元，在我捐款之前，曾经再三询问王主席，捐这么多合适不？王主席回答，没有什么不合适；更何况我的捐款是第一个，其他人均在我之后。在为病人捐款问题上，我的看法是，若是经救治还有希望活下来的，应多捐点，而对患绝症的人，是没必要捐钱的。说我捐款1万元是出风头，这是冤枉。至于郑总提到有一次有病住院，我没有去看他，说明我眼里没有他，更是天大的冤屈，我实在是不知道他有病住院这件事。如果我知道了，焉有不看之理。无论是牧工商，还是伊利的遗属，逢年过节我都必到，我有什么理由不去看现任领导，我的顶头上司呢？
举出来比较大一点的事有两个，一是速冻食品公司羊肉积压的问题，世界上各国各地区出栏牛羊，都有一定的季节，在出栏时，多购一些羊肉，贮存备用，这是一贯通行的做法，无可厚非。速冻公司去年羊肉贮存量多了一点，这是事实，但这里有许多主客观原因。至于有的人说，到2001年也用不完，而且还有人说应该使用鲜肉，但就是因为前几年我们使用鲜肉的量大，不能满足生产需要，致使水饺由于肉的问题质量下降，这不是家里吃饭，十斤、八斤就够了，而是企业大规模生产，有批量的需求。如果去年到现在贮存肉都错了，那么明年会怎么办？所以我认为这些论调不是由于无知，就是别有用心。另外，估计今年春节前后贮存的羊肉即可用完。
还有一件事，就是“曲艺节”的事。曲艺节期间，安排演员在金川演出，事后我才知道郑总曾责成胡副总负责，他在安排工作时，理应与我这个冷冻公司的总支书记沟通，但他没有找我，所以我不知道。当时金川的有关负责人员找我，说安排在餐厅演出，我说餐厅太小，建议改为露天演出，之后，他们又说在停车场演出没有大的扩音设备不行，并说经费问题不好解决。我说，经费万一解决不了，我要那么多年薪做什么，可从年薪中支出。虽然我不兼任冷冻公司的经理，但我还是冷冻公司的党总支书记，有关精神文明的事，他们找我也是应该的。我为演出出主意、想办法，却没想到也成了我的错误。至于伊利个别员工在伊利报上发表文章“表扬”我，此事我一无所知，也不是冷冻公司领导的安排。
以上我陈述的是事实情况，如果各位有兴趣或有机会，这些都是可以落实的，一直到现在为止，我认为，郑总所举出的事，都是因为误解而造成的。
我想补充的是我之所以说这些，只是想与各位领导及董事叙一叙我的委屈。我也深知，事情发展到今天，是现行体制、机制造成的，不能怪哪个人，郑总也有他的苦衷，即便今天我侥幸没有遭到这样的“待遇”，明天也会的，只是时间的问题。
我学习期间所发生的种种事情，使我不得不考虑我的“今后”，于是有了办海鲜大排档的想法（在九月份天骄宾馆会议的前夕，陈惠湘说下一步需要我“偏安”，指点我把公司的一些小企业搞起来，大企业就不要考虑了。我提出了办海鲜大排档，陈说，这就委屈你了，我说，我委屈无所谓，他说，办这件事郑总肯定会同意。），我以为，办海鲜大排档丝毫不与伊利的利益冲突，我原想，把这一切告知郑总，由于他在青岛开会没有说成话，他从另外的途径了解到这一信息，从外地回来之后，我约郑总谈话，他说没有时间，两天后，新的“游戏规则”制定出来后才接待我，“游戏规则”规定既不准我办，也不准伊利人投资，断了我的退路。
我工作不能干，想自寻出路又被堵死，这就好像明明白白地告诉我，在伊利公司已基本没有了我的落脚之地，想为伊利奉献的大门已经被堵死。我是个不甘寂寞，又很想做事的人，这一切就不能不让我提出上述的申请。
在不了解真相的人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