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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人。”我说：“偷狗怎么个偷法？”他说：“狗，大都白天拴着，晚上放开，小偷先在墙外朝狗窝扔个掺了药——大概是安眠药的一包食物，狗没经验，一吃，就昏睡在那里了。小偷有劲，背在身上像背了条软布袋。回了家，卖活的，卖死的，都很值钱。活的一条狗顶两头猪，杀了煮肉卖，更贵，狗肉好吃嘛！为了对付小偷，家家又都在狗窝上面加了顶盖，小偷没法扔药物了。”外甥说到这里，我看了看狗窝，是安全了。然而，还有个新问题，不好解决。这是事后老伴给我讲的，是前一段她听孩子三姨说的一个故事。说往年狗都搭群，到了春秋繁殖期，能及时交配。现在，各自都拦到家里，狗们没有了搭群的条件，到时候，人就得帮着忙活。登亮家养的是一条母狗，她家养的是一条公狗，有一天登亮牵着他家发情的母狗来交配。可是怪了，俺家的那条公狗对登亮家那条母狗，硬是不“感冒”，怎么往一起拽也不干。什么原因不知道。登亮气得骂了声“你妈妈的”，找了个树条子把公狗抽了一顿。然后牵着他家的狗再找别的主去配了。有一天，登亮正在南湖干活，俺家的狗不知怎么挣脱了绳子，呼呼地跑到了那里，逮着登亮连撕带咬。登亮一边招架，一边骂：“你妈妈的，你还记仇！”人们一齐去抓住了狗绳，好歹没出大事。登亮衣服撕破了，身上伤了好几块。大家连忙帮着送医院，打了好几种针，狂犬疫苗针，防破伤风的针，花了好几百元。老人们都说：“怪不得说‘捆绑不是夫妻’，对什么都不能犯强迫命令啊”。
出身与身份
何 申
对年纪稍大一些的人讲，当初大概谁都不敢想有朝一日填表时会不填家庭出身和本人成分。我记得机关里有一老干事，一辈子连副科长都没当上，原因就是他出身地主家庭。本来他就够难受了，偏偏那时隔不多久，就让填个什么表。他因此得了毛病，一填表就跑厕所拉稀。后来发展到只要见到带格的纸就浑身不好受。机关的稿纸都有格儿，这怎么工作，他去医院，大夫说你这是神经型的，没治。
说来好像是笑话，但绝对是真的。大凡家庭出身不好或成分高的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对此肯定是有切身体会的。其实在中国古时，出身多指一个人早期的经历或家庭职业，如《三国演义》第五十二回：“原来二人都是桂阳岭猎户出身；陈应会使飞叉，鲍隆曾射杀双虎。”同时，旧时也以此表明做官的最初资历。如：捐班出身，赐进士出身。只是到了近代，出身才变成家庭出身，并与上一辈的个人成分连在一起。应该承认，一个人的家庭出身对他的影响是很大的。但再大也不至于大到出身几乎决定人家命运的地步吧。据考察，上个世纪我国曾有两个时期将本人成分和家庭出身推到了极致。一是农村土改。由于全国土改时间不同情况不同，评定成分的过程就很复杂又出现反复，以至于到了1969年农村“斗批改”时又搞了“阶级复议”，按土改前三年的家庭经济情况把成分重新定一遍。土改时定了地主的，一般就都扫地出门了。在农村，一般是只提成分不提家庭出身的。成分又是世袭制，爷爷是地主，子孙的成分就是地主。我在乡下插队时，发现斗地主时，有的地主比我们年龄还小。我曾试探着跟大队干部说地主的孙子都是隔辈人了，怎么也叫地主。大队干部说土改时老地主都快死光了，他们不继承，往下阶级斗争跟谁去斗。一下还把我给说住了。其实按当时的政策讲，也是有地主分子和地主家庭出身这两个有区别的概念的。但运动一来都斗得晕了头，谁也顾不得那么多了。不过，运动也有低谷或者稍微平缓时期，于是有时就称地、富的后代为“子弟”。有一阵上面有文件要将地主家庭出身的第二代本人成分改称“新社员”，这样，第三代的出身就可以不填地主了。但“新社员”显然是地主成分的另一种表述，而且不伦不类，以至一些“子弟”都不愿意用，于是这种新成分没使用起来。
建国后第二个对出身成分极为重视的阶段，是从1964年“四清”开始的。城市“四清”的一项重要作用，是定阶级成分，标准就是看你解放前三年的职业和经济情况等。刚开始，大部分城里人好像对此并没有很当回事，因为解放后我党对城市资产阶级和工商业者采取的政策和农村土改是不一样的。一直到“文革”开始时，原先的资本家还不知道害怕，每月大大方方去领定息。而“四清”中个人成分定成工人的，当时也没有任何额外好的待遇。成分不好的和成分好的个人，出身不好和出身好的后代，一时间还能比较平等地生活在一起。变化自然是从“文革”起，先是学校出了“红五类”和“黑五类”，随后便是抄家批斗扫地出门。成分不好的从楼里被撵出去，成分好的从平房搬进楼里。这还只是城里一般街道居委会所采取的“革命行动”，至于在党政机关部队学校，因个人成分和家庭出身所引起的各种突变，就不言而喻了。应该说，在这之后十多年里，尤其是对中青年来说，家庭出身几乎左右了他们人生的每一步。出身好的学生，有机会参军，有机会留城，还有机会入党提干；出身不好的学生，只有去农村一条路。那时农村成分高的“子弟”娶不上媳妇，成分好的闺女是绝不会嫁给他们的。加上下乡的知青中，又有许多人背着沉重的家庭出身包袱，还有海外关系，右派后代，走资派子女，以及父母有历史问题等等，其人数绝对大大超过“百分之五”。估计上面对此也很清楚，于是，就有了个新词，叫“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简称“可教子女”。这个词实在有点糟践人，把那些青少年一竿子打到本质是坏的一类中去。可能上面也觉出不妥，后来就讲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不提“可教子女”了。
那时城里人填家庭出身跟农村不一样，父辈从小参加革命的，不管他家的成分是贫农或地主，他的子女可以填出身革干。为了显示谁最根正苗红，又兴起政审查三代，甚至搞对象也得问问你爷爷的成分是什么，以免自己的后代一旦想当飞行员，上面一查几代，查出你还曾有个死去的地主老爷子，那就麻烦了。不论是“四清”还是农村“阶级复议”定的成分，都有不少人不服气不认账。这里除了标准尺度难以掌握以外，就是对解放前（或土改前三年这个时间界限也有不同看法。我插队的生产队就有两个明显的例子，甲某几代雇农，勤劳异常，终于在1946年以后置了点地拴了头骡子，日子有了起色。结果就给他定个上中农。须知上中农离富农就不远了，这成分就把他坑了。乙某则不然，他家几代富有，偏偏到他就不务正业，吃喝嫖赌，1945年时他就把家败得房无一间地无一垄。“阶级复议”时尽管全队社员都觉得他该往高里评，可按时间按财产一比，他连贫农都不如。后来只能硬着头皮给他定了个贫农，但加了一句话，说他是表现不咋地的贫农。至于城里“四清”定的成分，更有许多不合理的地方。比如同是职员这个成分，在上海银行里做事的，与小县城里某个账房先生怎么能相比。城市贫民就有点接近无产阶级了，其条件之一就是无正常职业和收入。比如天津南市“三不管”里挣把式饭吃的不少人，就划了这个成分。但如果你家摆个小摊开个小店，兴许收入还不如前者，你也许就得划成小业主，而小业主就朝资本家靠拢了……话说回来，定个人成分和家庭出身，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可能是需要的，但如果不分时间地点将此把人分为三六九等，就必然造成极大的不平等。本人在天津1964年小学毕业时，应该说考中学的成绩绝对错不了。当时我报的是一中。但给我分到了第三十四中学。当时也不许查成绩，更不敢问为什么分到这个学校。一中是名校，三十四中给人的感觉就不行，它的校舍原本是民国大军阀的公馆。待到“文革”开始，我们才发现这里大有文章：我们五十六个学生，才出了一个红卫兵。这说明当初升中学时，绝对是把家庭出身当作重要的标准了。当然，事情也有两个方面，出身不好的同学在那个年代既不能当兵又不能留城进工厂，于是这些人只能暗自发奋，后来一旦有了机会，读书的就多，日后变化也大；出身好的一开始很顺利，一家哥几个都进厂当工人，无忧无虑无压可能也就不想还要下大力量再努力使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