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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的向往时，若干年后，也还有人说：“曾卓诗的天地不大”。这样的批评曾使曾卓“暗自反省”，“在写诗的道路（也就是做人的道路）上也就有所警惕”。不过这种警惕恐怕对曾卓也造成了负面影响，像我们在上文所指出的，那种集体主义与战斗精神对他诗歌写作中的自我表达形成了障碍。
好在这种障碍并没有完全压抑曾卓天生的敏感气质与艺术感觉。即使在“文革”岁月里，他仍在强调真正的艺术基于“真挚的感情”，强调“天然率直的、纯洁的、非矫揉造作的诗意”，强调 “诗意产生于对生活、对大自然的热爱。连苦难的倾诉，深沉的忧郁，事实上也是出于对生活的热爱，是对生活的爱的另一种表现”。“画家用色彩，雕塑家用大理石，作家用笔，而同时也都用他们的灵魂”（《笛声》）。尤其是在再一次阅读巴基的《秋天里的春天》时，他发现那种纯真的柔情、柔和的爱仍然让他感动时，不由得感叹说：“他感动过少年时候的我，也使我现在还深受感动，虽然我早已到了生命的秋天。可以责备我的进步太小，但我却为自己还能保持与少年时候相通的心情而喜悦，即使说那是过分的温情、软弱也罢。是的，现实的斗争是如此激烈，我面对过惨淡的人生和淋漓的鲜血，也见到了剑的寒光和火的烈焰。但健壮的心不一定就不能有一点纯真的柔情。不仅真实的憎恨和真实的追求必须要以真实的爱为基础，而且如鲁迅先生所说，‘无情未必真豪杰’，真正的强者也应该能够柔和地爱的。我不满于自己的不够坚强，但却不必因为自己还多少保留青少年时期纯真的感情而羞愧。”（《永远的春天》）这一次，曾卓不再是软弱的，他至少为自己的情感倾向做了强有力的辩护。
这种感情方式与绿原等人不同，后者专注于发掘苦难带来的心理深度，从这一点上挖下去，出现变形的意象，给读者带来颤栗的感觉；曾卓虽然身上带着伤痕，但心灵很正常，仍在呼唤感情。感情在这里似乎意味着苦难之中互相的心灵慰藉与支持。这事实上是一种比较古典的情感方式。面对苦难，似乎有两种态度：一种是古典式的——在这里，即使世界充满了苦难，个人与个人之间仍然可以互相信任，互相支持，在一种和谐的关系中共渡难关；另一种是现代式的——在这里，世界与人构成一种对抗，人是孤独的，他不能指望从别人那里得到支援，必须以一种西绪弗斯式的勇气抵抗荒谬与虚无，独自承担自己的命运。这两种感情方式顺理成章地导致两种诗歌方式，一种是古典的，和谐的，一种是现代的，变形的，前者对读者构成一种感情的渗透与慰藉，后者则给人以强烈的刺激与震撼，在我们所分析的“胡风集团”的四位诗人中，曾卓也许是不多几位强烈体现这种古典精神的人。牛汉评论说：“有的诗只能苦读，必须边读边思索。读这类诗，有如在风雨泥泞中跋涉，有如走在荆棘上，每句诗都刺痛着读者的心灵。曾卓的诗，多半不是这样，他的诗即使是遍体伤痕，也给人带来温暖和美感。不论写青春或爱情，还是写寂寞与期待，写遥远的怀念，写获得第二次生命后的重逢，读起来都可以一唱三叹，可以反复地吟诵，节奏与意象具有逼人的感染力，凄苦中带有一些甜蜜。他的诗句是湿润的，流动的；像泪那样湿润，像血那样流动。”他也进一步指出了曾卓古典的、和谐的抒情特点：“他的诗里反映的艺术世界是和谐的，近乎古典式的，没有那种畸形、肢解、变形的艺术夸张，因此，他的诗的情调多半是温和的，没有冲击读者心灵的破坏力，他的诗给人以慰藉，给人以期望，给人以支持。他把悲剧浸透温暖的血泪，他又在欢乐曲中加进一些苦味的胆汁。”在这里，也许是不自觉地，牛汉实际上处处在以绿原、他自己和曾卓进行对比。这种对比无疑是很有见地的。
曾卓的这种温情与古典风格来自于“对生活的美的追求，对生活的激情，对生活的爱”（《美的寻求者》），因为热爱生活，所以他对世界与他人总是充满温情与爱意，因而有一种倾诉的愿望，所以，他的诗里总是有一个与他亲和的呼唤或诉说的对象：给少年，给恋人，或者给集体。这种倾诉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他的自传性，“曾卓属于这一类作家，不论他的诗，或是散文，或读书札记，更不用说他写的回忆和追述生平与创作的文章，都带有自白或自传的色彩，都是从他‘骚动的灵魂’辐射出来的光焰，他的诗文里没有纯客观的冰冷的描绘。他的作品几乎分不清是艺术的虚构或是生活的真实。”“也正因为他总是排斥情绪高昂的虚伪和空洞的豪言壮语，直抒自己的胸臆，又极易蒙受误解和创伤”。例如我们在上文所说的“小资产阶级情调”与“天地不宽”的指责，甚至使得诗人自己也两度遭受自我谴责而放弃了诗歌写作。
然而事实上，曾卓潜在写作中的诗歌，其力量正在于其自传性。他的两组诗歌的力量，无论是《凝望》中的从颓唐中崛起、不懈地呼唤自由与希望的精神，还是在《有赠》中对爱与柔情的祈求与歌颂，抒写的虽然只是一己的真情，但这种情感体验在当时是非常普遍的——而正因为它们是通过一己的体验来表达的，它们不但有普遍性，而且特别真诚感人。
①引自《生命炼狱边的小花》，见《曾卓文集》卷一379页，长江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本节所引曾卓潜在写作均依据此版本，下文仅在括弧内注明篇目，不再一一注明出处。
②曾卓说：“这时已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将我从诗神身边拉开，我发现惟一能安慰并给我以温暖的就只有她了。人们可以命令我闭上眼睛，但无法禁止我梦想；可以收去纸笔，但不能禁止我默念。”引自《生命炼狱边的小花》。
③诗人自己说：“在我，这一册诗的完成是超过了诗的好坏本身；这是意味着意志的胜利，一个通过艰苦斗争得来的胜利。”曾卓在这一段时间里还构思过一个儿童剧本，后来写出来，题名为《谁打破了花瓶》。参阅《从诗想起的……》，见《曾卓文集》卷一399页。
④牛汉《一个钟情的人》，收入牛汉诗论集《学诗手记》，引文见该书76页，三联书店1986年版。
⑤曾卓回忆：“我被卷入了一场风暴。它在我不是意外的，因为乌云早在几个月前就涌现而且愈来愈沉重。但是我又是意外的，没有料到它的来势是如此猛烈，震动了整个中国大地。更意外的是我竟也被卷入了风暴的中心。当我发现自己是在铁窗下时，我恍恍惚惚地以为是处于一场噩梦中。难以相信这一切是真实的，难以接受强加于我的罪名，难以面对门上的小窗口狱卒窥探的目光，难以忍受孤独的煎熬……自己的前途莫测，又忧心于亲人们和友人们的命运……如果说在过去的年代里，解放前的我也曾经历过一些风险的话，现在面对的是更严重也更严厉的局面。我力图使自己冷静并镇定下来。我自问是无辜的因而相信将会得到公平的解决。但还是无力从痛苦的重负下解脱。”引自《生命炼狱边的小花》。
⑥牛汉《一个钟情的人》。
⑦曾卓在1962年整理此前的潜在写作时，曾经在这一组诗前加了个简短的前记，其中说到“诗中有不健康的地方”，“迫望从自己的哀乐中摆脱出来”，并希望“能够真正为人民歌唱”，颇可以见出这种心态《曾卓文集》卷一404页）。
⑧曾卓1981年7月20日在为这篇文章写的“附记”里回忆了写作这篇文章时的情境：
“ 那正是史无前例的‘革命时期’，我被单独关在‘牛棚’里。那是一间堆放杂物的板壁房，没有窗子，门是锁着的。外面是一条过道。我坐在里面，可以听到门外杂沓的脚步声，谈笑声，吼叫声，大喇叭的广播声……很热闹。对照一下，就更显示出我的寂寞，我的心情是不好的。有一天，在杂物堆中翻阅出几本书，这真是喜出望外。其中有一本是鲁迅先生的《野草》，我偷偷地反复阅读了。这本书，在过去我当然是读过的，而且自以为有一些体会。但在这次的重读中，我却觉得自己更理解了鲁迅先生，也更理解了这些诗，那原因就在于我是在那样的心情中来读这些诗的。我通过自己寂寞沉重的心来体验鲁迅先生的寂寞、沉重的心。而似乎奇怪的是：这些诗比 某些战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