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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亚文
一
对于现代世界来说，1914年6月28日，奥匈帝国王储弗兰兹·斐迪南大公及其妻子在波斯尼亚首府萨拉热窝遇刺一事，永远值得人们反复提起，正是它直接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旋即发生。无疑，作为刺客的塞尔维亚青年弗里洛·普林西普与作为受刺者的奥国王室大公，无意间共谋「规定」了此后的人类经历。然而，严肃的历史学家其后在检梳人类生活的前因后果时，却始终又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没有塞尔维亚青年的行刺事件，那场惨绝人寰的世界大战是否就可以避免呢？
历史学家们为此争论不休。结合《凡尔赛和约》明确认定这场战争是「由德国及其同盟国的侵略」而引起的一项条款，在一战结束之后的数年之内，数以千计的文章和著作发表问世，从不同的角度对战争的来龙去脉爬梳辨难。到二十世纪30年代中，历史学家们开始转移思考方向，不再一味关注「战争罪行」、而注意起引起战争的历史条件。大多数历史学家后来倾向于认为在战争的直接原因之外，一战之前数十年里一直起作用的背景原因，才真正是历史的推动力量。这些背景原因按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Leften Stavros Stavrianos）的归纳，乃在于四个方面：经济上的竞争、殖民地的争夺、相冲突的殖民体系和势不两立的民族主义愿望。1
我们不仅要看到历史中的大事件，还更要看到历史中本来就有的发展趋势。对一战起因的研究所得出的基本结论，勿庸置疑与法国「年鉴学派」所主张着的历史观念不谋而合。身为「年鉴学派」的掌门人之一，一代史家布代罗尔（Fernand Braudel）不止一次强调：「人类若不联系过去，就几乎不能懂得现时。」2布罗代尔因此提醒人们不要单纯把视野只放在历史中的大事件，而更多地，要致力于去发现「历史的结构」。甚么是「历史的结构」？「实际上就是不受急风暴雨（或用汤因比的话说，『急进和猛退』）的影响而长期存在的东西。」3
那么，决定一战「必然」现身于人类生活的「历史的结构」又是甚么呢？到一战发生的时候，正如斯塔夫里阿诺斯所说，欧洲已以德奥为一方、以英法俄为一方，形成了相互对立的联盟体系，这种冲突性联盟体系的产生，意味着维持欧洲均势为时一百年的梅特涅体系走向瓦解。在拿破仑战争之后的百余年间，由奥匈帝国首相梅特涅精心构筑的维也纳会议体系，曾经长期保证了欧洲的和平，和平的得来按基辛格（Henry Kissinger）的总结是赖于三大支柱：与法国怀柔修好；维持欧洲均势；对正统观念的共识，「它结合了法统与均势、共同价值和均势外交。共同价值局限了各国要求的范围，均势则限制住她们坚持要求的能力。」4在维也纳会议后所形成的欧洲协调，曾有力保证了欧洲大国间的共识和避免了国家间的一味敌对，但到十九世纪末以后，随着经历两场战争的普鲁士德国上升为欧洲第一强国、并抛弃俾斯麦的克制政策而转向单纯的实力政治后，欧洲协调兼因君主制正统主义共同价值观的式微，开始失去其原有效力，到1914年一战爆发的二十余年时间内，普鲁士德意志的强势威胁性外交政策「居然促成了化敌为友、化友为敌的一百八十度大反转」5，俄罗斯这个曾经的三皇同盟的成员之一不再与普鲁士继约，英法俄这三个一贯互相为敌的国家竟然携起手来结成了同盟。当这种相互冲突、而又没有弹性的联盟体系取代欧洲协调而成为欧洲政治的新现实时，整个欧洲其实便已坐在了炸药包上、只差了一根火柴。而斐迪南大公的遇刺则划着了火星。
一战的爆发使人们看到了布罗代尔意义上「历史的结构」的规范作用。但是我们的考虑并不能到此为止。为甚么一战前的欧洲政治中，会存在这种「历史的结构」呢？「大事件」又是如何与「长时间」即「历史的结构」产生交相作用？我们首先必须理解两个现实。
其一是国家追求的常规性。当那位声名赫赫的美国「海权论者」马汉（A。 T。 Mahan）提出他的宏伟理论的时候，这位精通历史的军事学者曾经特意指出，任何具有自身历史文化传统的国家与民族，在它的国家民族追求中，都会存在「长期性的考虑」与「短期性的迫切要求」，「在某一时刻，长期性的观点要服从于短期性的迫切要求，但一旦危机过去，国家就应该高瞻远瞩了」，因此，一个国家的战略决策应「将长期性的观点与短期性的观点相结合」。6马汉所说的「长期性的观点」也就是国家民族的战略传统，它是对国家民族利益的稳定性的认识与追求，一旦形成就很难发生根本的改变。
其二是世界政治的范式变革性。当那个赞同历史循环论的哈佛大学政治学者亨廷顿描绘冷战结束后的世界政治、提出人类政治正在进入「文明冲突」时代的时候，他同时指出世界政治存在着范式转换，在旧的、以意识形态为最主宰的世界政治范式失却效用之时，生存于旧有世界政治之中、一直隐而不彰、但又一直在寻找突入历史前台的次范式，也由隐到显跃升为世界政治的新主角。在亨廷顿的观念中，始终存在着隐范式与范式的角逐较量，它使国际政治经常性显现出常规秩序与异态冲突。7
以上两个规范性思考框架为我们考察一战提供了更好的资源。自1648年《威斯特伐和约》签订、世界史进入国家主义时代以来，欧洲世界中的那些具有历史文化延续性的大国，都在不断的国际博奕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战略传统，晚近以来的欧洲政治，实际上也就是这些不同的战略传统与战略思维间的互动。当时刻防止欧洲大陆出现霸权国家的英国、无时不担心着中欧地带被一个强大的国家所主宰的法国、经常性地提防被东西两面的地缘战略棋手联手夹击的德国、总在感觉着不扩张就足以保证国家安全的俄罗斯，一起在欧洲政治中交互对奕时，欧洲政治常规性地表现为大国间的合纵连横，而如果有相似的价值观作为共识──譬如三十年战争之后个半世纪的国家至上信仰、维也纳会议之后对欧洲正统主义的尊重、二战结束后西方世界的民主自由理念共同等，欧洲政治就会常规性地成就某种富有效果的欧洲协调即国际机制或国际秩序。而一旦共识失效、均势破裂，欧洲政治则不可避免硬化为势不两立的两种力量间的对抗，直到一方在竞争中取胜重新制定新游戏规则──此即亨廷顿心目隐含的「常规秩序与异态冲突」。
每一个大国都有将它的战略传统推向极致的自然倾向，跨国性共识、及共识下的互为制约机制的存在，是将大国战略传统的冲击力约束一定范围内、不至于构成破坏性因素的源泉所在。如果价值共识失灵，抵制大国意志越界的阀门也就随之打开，总有个别大国会跃跃欲试夸张性地展现其战略意志，在此情况下，旧有的「常规秩序」就将无法维持。一战前夕欧洲正统主义的消亡、及普鲁士德国的无限度实力政治，正是将国家追求的常规性表露无遗，它所引发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原本多元、富有弹性的大国结盟体系的硬化。与正统主义共时生存、促使联盟体系产生的那种处于次范式地位的力量，在1890年后的欧洲因此找到了成为显在的机会，而普林西普的那把手枪则将这一机会由可能化为现实。「大事件」没有「改变」历史，但是激发了历史中本就存在的意志即「历史的结构」，本来隐晦未明的事物因此被催化正式明了于天下，战争便自然而然不再可以回避。
如果抽取马汉的时间概念而扩大他的空间概念，将他所说的「长期性的考虑」推广到世界政治而非国家的意志；如果延用亨廷顿的空间概念而拉长它的时间概念，将他心中的「常规秩序与异态冲突」扩展到「长时间」，我们将从漫长世界史尤其中近五百年来的世界史中，看到这样一幅世界政治图景：由于主要国家民族的战略追求是历时而常在的，而且近几百年来，活跃于世界舞台上的主要国家民族是稳定存在的，由这些国家的共同活动所形成的人类政治生态系，其结构与趋向实际上也经常性地保守有某种常规。
布罗代尔和沃勒斯坦其实早已从另外的层面讨论过这个问题。他们所相信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关联即「历史的结构」，据他们的考察实际上是实体性的，究人类生活史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