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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不到记事本和日记本，就意味着失去了有关马洛里生活状况的最有价值的资料。手机也很关键，因为里面存储着马洛里认为重要的电话号码。
街对面的邻居克兰德尔一家报告说在圣诞夜还没下雪时，他们看到有人在米勒家门口的人行道上“溜达”。他穿得厚厚实实，一直在这条街上走来走去。他们知道的也就这些了。
表面上看来，这仅仅是桩青少年出逃案，媒体对此案进行了大规模报道。而其中也有新奇又有趣的杂闻：不少全国知名的主持人都迫切希望能对米勒先生进行一次专访，但他统统拒绝了。比尔曾在一个慈善长跑的组委会中认识了当地一位名叫斯蒂法妮·里格斯的电视记者。比尔只接受了她的两次简短的录像采访，偶尔也会有人拍到他独自站在门前院子里的镜头。每次他都表示自己很爱女儿，并且恳求她回家，至少打个电话回去。
他又说，如果有人抓了她，请把她放了，拜托。
他没有每次都想上报纸电视，这点让我很钦佩。
我觉得他的语气就像很肯定女儿是自己跑掉的一样。
主要负责此案的两个侦探都已上了年纪，萨姆对这两人印象不错。但我一个都不认识。另外还有几支小分队帮忙。
贾里斯·斯洛克姆和达雷尔·奥尔森负责向附近邻居询问情况，查找线索。
另两个侦探负责弄清案发过程中具体的事件及时间。他们是萨姆·珀迪和他的搭档露西·坦纳。
9
我们一家三口去滑雪的那几天，由黛安娜帮忙打点诊所事务。
我从邻居阿德里安娜那儿领回我们的狗，把滑雪工具从车上拿下来放好，然后连忙打了个电话给黛安娜，告诉她我们回家了，我也要开始工作了。“我们已经下山了。没你的事了。有谁打过电话来吗？”我问。
“没有电话。你的病人表现都很正常。玩得怎么样？”她敷衍地问。
“好极了——雪积得很厚，天气很好。就是时间过得太快了。你跟拉乌尔圣诞节过得不错吧？”
“不错，你现在有空吗？”
“有空。”我说。我察觉出有些不对劲。黛安娜的口气有些严肃。几乎来了个180度大转弯。我猜我们又要提到汉娜以及为什么有人要谋杀她的事了。
“我想向你咨询些事。”她说。
“像临床诊疗那样？”
“对。”
“好啊。”
“我不是开玩笑的。这次咨询不是闹着玩的，要认真对待，艾伦。我今天对你说的话你可不能告诉任何人。”
我当时正站在厨房里，看来得找个凳子坐下了。因为黛安娜的口吻听起来是要坐下好好谈一谈。
“当然。”
天哪，我想。会谈些什么呢？
“这次咨询的内容就是有关一次咨询。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就是这样。”
“我准备好了，黛安娜。”
“你知不知道过去汉娜常常跟我谈起她碰到的病例？她吃不准时就会拿来问我。”
“这点我不吃惊。你很出色嘛。”
“我有经验，但这不是关键。她出事前几天曾在下班后叫我一起去喝酒。当然这没什么，我们每个月都会出去喝一次。”
“很好啊。”
“她想跟我讨论一个病例——是前一个星期五她看的一个孩子。我当时并不知道这个孩子的名字。现在也不确定。”
黛安娜讲的事并不罕见。心理诊疗师们经常相互咨询，而且不透露病人的姓名。
“然后呢？”
“奇怪的是——也就是汉娜想问我的——这
孩子是自己来的。她父母并没有事先预约。这孩子自己来到她的办公室，在候诊室里等着，想要咨询。”
“没有预约？”我问。据我所知，博尔德的心理诊疗师都是需要预约的。
“没有。”
黛安娜不为青少年做心理诊疗。我倒是偶然会做做。我说：“一般都是父母来联系，然后先来谈一会儿。那个孩子一个人来，这本来应该引起注意。”
黛安娜清了清嗓子，她不喜欢我老说些废话打断她。她说：“这我知道。”她的口气不只是责备我故作谦虚，她其实还想说，就算没吃过肥鹅肝，还能不知道鹅长什么样吗？
我努力回忆科罗拉多有关心理健康方面的法案，我记得不需要父母事先同意，独自接受诊疗的最低年龄为十五岁，但我不肯定，得查一下。
“这孩子多大？”
黛安娜回答说：“十四五岁——我不肯定。但我能保证汉娜说的是‘青少年’，只是……”
我突然猜出了接下去要谈什么。但我不喜欢这个谈话的方向。相当讨厌。我感到黛安娜在暗示汉娜·格兰特曾给马洛里·米
勒进行过心理诊疗，之后不到一星期，汉娜就死了，再过一星期，马洛里就失踪了。我说：“你该不会觉得汉娜的那个神秘病人就是马洛里·米勒吧。”
“可现在看来正是这样。”
其他许多疑点开始像伞兵一样空降到我的头脑中。为什么马洛里不跟她父亲说一声就寻求诊疗呢？为什么她要找汉娜？汉娜有没有为她做第二次诊疗呢？汉娜做出诊断没有？马洛里有什么烦恼的事呢？马洛里想自己跑掉，汉娜有没有说过什么呢？
最主要的问题在于：我能不能不要再听到关于这件案子的任何消息了？
但是黛安娜似乎非得把我拉到这件案子里，我没料到她会接二连三地问我问题。“我不能跟别人说这事，对吧？汉娜跟我讨论的就是这个。我建议她静观其变，看看这孩子接下来会怎么样。现在，我想问问你，我这么做对不对。”
我想了想她描述的特殊情况。正当我沉思时，黛安娜打破了沉默：“方圆一千英里，你是最疯狂的诊疗师。如果你都不知道该怎么做，那没人会知道了。”
我没理会她的话，并不介意它是褒是贬。我说：“你应该不能再对别人提起这事，但最终还得看这个小女孩对汉娜说了些什么，还有她到底几岁。为了遵守法律，我觉得你现在应该把自己当成汉娜——你跟汉娜一样从看到那个小女孩起就有责任为她保密。你是不是在考虑要不要告诉警方？是吗？”
“是的，我还在想是否还要去看看马洛里的父亲。我想他有兴趣——”
“也许你不能告诉他。除非出现虐待儿童的情况，否则你不能告诉他人。即便现在你可以肯定这孩子就是马洛里——看来你也不能肯定——我觉得你不能向别人提起这孩子来过诊所的事。”
我以为她会跟我争执。但她没有。她问：“你想知道她说什么了吗？为什么会去诊所吗？”
“要我给你出主意，也许我必须先了解些情况。”我是这么说的，“但我并不想知道。”
黛安娜停顿了一会儿，然后说，“我知道的也不多。这个小女孩在节假日会感到很沮丧。她想妈妈。”
10
虽然你在博尔德能看到来自世界各地形形色色的人，但它毕竟只是个小城市。在这样一个小城里，每个人似乎都会认识那个某某人，这个某某人又认识某某人，而那个某某人与失踪的小女孩多少有点干系。那年圣诞与元旦之间的一周里有不少无聊的谈话节目，太多了，而谈论的都是那些关系的疏离度。
我的朋友兼邻居阿德里安娜是博尔德的一名泌尿科医生。她很确定地说过这出戏里的一个主要演员——一个与米勒一家，或者与执法小队中某个稍有名气的人物有干系的人——是她的病人。我在骑自行车时认识了两个朋友，他们的女儿跟那个失踪的小女孩是同一个俱乐部的——U15俱乐部足球队。劳伦法律助理的儿子跟小女孩也是同龄，而儿子最好的朋友以前常去失踪小女孩的家里除草。
诸如此类。
就像我刚听说马洛里的父亲名叫比尔时所怀疑的那样，我也同米勒一家搭上了边。我会跟他们搭上边纯粹是因为时间。几年前——我
得查查记录才能确切说出是多少年，但我估计是八九年，甚至是十年十一年——
我曾为马洛里的父母做过心理咨询，仅那一次。隔了那么久，我竟然还记得那么清楚，也许是因为当时我的诊断结果实在令人沮丧。
米勒先生是硬把他妻子拖进来的。他们一进来做自我介绍时，我就看出来米勒太太很不情愿进我的办公室。她的样子就好像一个孩子为了躲避看一次牙医，宁可发誓再也不吃糖一样。她就差没使劲跺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