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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等着。其实我把手伸到背后去够我精神治疗的箭囊时，大多数时候，我最后都抽出最钝的那枝箭，上面有“闭嘴，等下去”的记号。
“我打赌你很想知道我为什么会在这儿。”比尔说。
“是的，”我很平静地回答。“我很想知道。从这儿开始讲挺不错的。”
比尔穿着一条法兰绒毛料裤，一双高档的平底皮鞋，还有一身簇新的和他眼睛颜色一样的蓝色礼服衬衫。他的运动服上装不很新，但看上去像是开司米的，剪裁精良，呈褶状下垂。他没系领带，在博尔德男人很少系领带。
“你有什么道德问题？”他问道。这个问题很友善。他可以问一个我说过会让我很忐忑的问题。
“解释这些内容会让我陷入另一个道德困境。这些道德问题得靠我自己来解决。如果我做出了决定，我会告诉你的。”
“但是很显然，为了这次会面，这个问题你已经考虑得很仔细了？”
“我希望能更好地了解你为什么来见我。这也许会让我的事没个定论，也许会把事情理清楚，让我知道自己该做什么。”计划就是这样。
比尔闭上了眼睛，时间在一秒一秒地过去。五秒，十秒。终于，他睁开眼睛，直直地看着我。他带着痛苦的神情说，“两天内你到我家附近两次。为什么？”
40
就像一位结结实实挨了一记上钩拳倒在拳击台的地板上、直愣愣地盯着头顶上的强弧光灯、听着裁判数“八，九，”的拳击手一样，这时他有很多种选择。我也是。
我可以把手伸回箭囊里去拿那枝比较安全的“闭嘴，等下去”的箭。
或者我可以说一些既与诊疗有关却又傲慢无礼的经典语句，比如，“这不是我的事，比尔，这是你的事。”
或者，当然，我也可以彻底撒个大谎：“我不懂你在说什么。”
然而，几乎完全是出于本能，我做了另一个选择，这样我可以赢得时间来思考，同时，它进一步拉宽存在于我与病人间、并且有必要继续存在的鸿沟。至于为什么我会出现在他家附近，我是这样回答的：“你就是因为这个才来的，是吗？比尔？”
“可是，我不认为这是巧合。”
“什么意思？”我真的被他的迅速回答给弄糊涂了。比尔·米勒究竟想暗示我出现在他邻居家和什么是巧合？我真想知道。“你说的巧合是什么意思？”
“你为什么在两天内和两个不同的人去了我邻居家两次？”
他显然不急于回答我的问题；我自然也不会回答他的。我不可能对比尔·米勒说我去他邻居家是因为我担心我的另一位病人和我搭档兼好友的离奇失踪。
“这次见面——”我在我们俩之间挥了挥手“——算是专业诊疗吗？你来这儿是为了心理诊疗，还是为了别的？”
他犹豫了很久，让我意识到他在犹豫，同时也说明了他不得不考虑如何回答我的问题。
我说：“这个区别很重要。如果我们要合作，这个区别很重要。”
“是的，是的。这当然是专业性的，”他说，“我需要您的帮助，格兰戈里医生。但我也很关心为什么你最近这几天会……离我家这么近。”
这样的顾虑对他而言算不算合情合理？如果算合理，我可以说出理由，如果不算，我同样也可以说出理由。但合不合情理是关键吗？“如果往前倒退三天，比尔，你还会考虑打电话和我预约进行心理诊疗吗？”
“这是什么意思？”他吞吞吐吐地问。
“你说这两天看到我去了你邻居家两次。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我们今天谈话的起因，或者说在那以前你是否考虑过向我寻求帮助。”
妈的。我说了一大通，只给了他一张如何回答的示意图。
果然，比尔在回答前参考了一下示意图。“我一直在考虑。看到你出现在隔壁，所有的事情浮出水面了，很多以前的回忆，没解决的问题，你知道，还有发生了这些事后的……感受。所以我决定打电话，安排一次见面。但我觉得有权知道你为什么如此频繁地出现在我邻居家。我有权。”
他有权得到解释吗？这是个有趣的问题。如果我真有兴趣买下多伊尔的房子，这很可能让我成为比尔·米勒的邻居。如果我和他成了邻居，双重关系的道德约束肯定起作用。不管以前我们有没有心理诊疗关系，不管他女儿有没有失踪，我都不可能为隔壁邻居提供心理诊疗。
我决定告诉他一个足够充分的理由好打消他的顾虑。
“比尔，我可以向你保证，我去你邻居家和你以及你的家庭没有任何关系。”
真是这样吗？事实上，我并不确定。
“你准备买那栋房子吗？”比尔问道。
这个问题总算不难回答。“不，我不准备买。”
“可你和那个挂牌卖房子的女人在一起。”
“我再说一遍。我没打算买那房子。”
“那你为什么和她在一起呢？”
“我去那儿和你以及你的家庭没有直接关系。”那有间接关系吗？要讨论是否有间接关系就得牵扯到鲍勃·布兰特以及他与马洛里隔着栅栏的对话。这个间接关系问题的答案要么记录在鲍勃给我的金科牌盒子里的纸上，要么没有。我的筹码仍押在“没有”上。基本没有。
我接着往下说。“假定有段时间内我们都觉得合作愉快……”
“好的，”比尔说。
“我能帮什么忙？”我迅速瞥了一眼时钟。十二点半我还得去候诊室接病人，时间不多了。
“我压力很大。”
我只能凭空想像。
“我睡不着，体重也在下降，一点也没胃口。”
难道就像逃犯有的一系列症状一样？沮丧，焦躁，受伤后的紧张。想想比尔的生活状况，他会这样也就没什么好奇怪的了。我那时最直接的反应就是去假定比尔·米勒的病因。但我提醒自己不能这么做。
我大声逼问，迫切想知道他在想什么。他回答得很笼统——“事件”，“孩子”，“工作”。我试图让他回答得更详细一点。他却只和我绕弯子。
抵触——心理诊疗学的“长城”，这使得那么多病人不愿谈及他们最敏感的话题。我觉察到抵触了吗？——可能吧。我决定试一试，看看他究竟抵触到什么程度。“她情绪怎样，比尔？”
“你是说我女儿吗？”
不是马洛里。我女儿。我点头。
“节日对她而言是种折磨。总是这样。今年也如此。节日一直让她备受折磨，自从……”
我把后面没说完的话说完：自从她母亲弃她而去后。
“这是怎样一种折磨呢？”我问道。
“她变得紧张，孤僻，易怒。她毕竟还是个孩子。”
比尔也变得越来越焦躁和孤僻。想想媒体并没有报道过马洛里不安的假日情绪，随着这次谈话的最后一点时间悄悄溜走，我决定不再进一步试探比尔究竟会抵触到什么程度。我们暂定下星期一再见。我告诉他，如果最终我感觉自己的道德顾虑严重得让我无法继续进行下去，我会打电话给他。
比尔·米勒直到离开办公室都没提过一次他女儿的名字。
那对他来说是太痛苦了吗？
我不知道。
41
让我欣慰的是，门上的便条没白贴，黛安娜的病人没有一个在候诊室里干等。
直到四点。
四点，我出来接待一名预约好的病人，却遇上了不止一个急于见我的人，而是两个。
这位不速之客一头干酪色头发，在汉娜·格兰特死的那天坚持要见她的精神诊疗师的正是这个女人。我想起黛安娜告诉过我说她已经开始为这个女人做心理诊疗。她是为了见她才来这儿的吗？
我和那个本来约好四点见面的年轻男人打了声招呼，说我一会儿就回来，然后领着这位“奇多”女士走向大厅。走到离我办公室还有一半路，可以肯定从候诊室听不到我们说话时，我问道，“您看到我贴在门上关于埃斯特维茨医生的便条了吗？她今天不在。”
“我看了你那张很傻的便条。我有权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汉娜死后的这几个月，她的急性子一点也没改。“很遗憾，她临时有事离开了，”说到“很遗憾”、“临时”这些词时，我有点结巴。
“什么意思？”
“她回办公室后会打电话给您。”
“汉娜出事�